古书成书和流传情况研究的进展与古史史料学概念——为纪念《古史辨》第一册出版八十周年而作

顾颉刚先生所编《古史辨》第一册出版,对于中国近代学术,包括近代意义上的中国古史研究的形成和发展具有积极的历史影响。从某种意义上来看,《古史辨》所从事和倡导的“疑古”工作的主要目标和内容,是试图为建立近代意义上的中国古史研究寻求合格的史料学基础。但主要由于客观历史条件的限制,“古史辨”学者们当年对古书成书和流传情况的复杂性尚不能有充分的了解,因而在对古书真伪、成书年代、作者,乃至其中某些特定内容的史料价值以及各宗古书资料之间关系等问题的研究中存在着简单化的缺陷。在近年来学者们对中国古史史料学基础问题的研究中,最值得重视的领域之一,是对于新出土文献的研究。在大量新出土文献资料研究的基础上,我们将有可能获得某些较之以往更合理的古史史料学概念,建立现代古史史料学概念的整个工作也才会有实质性的进展。     

"层累说"与古史史料学合理概念的建立

由于尚未建立起公认的古史史料学合理概念,对于古史的许多重要事实和相关问题现无法给出确定的认识.从古史史料学概念建设的角度看,顾颉刚早年提出的"层累说"之最重要的意义是表明了对古史记述资料的生成过程的认识是构建可靠的古史史料学概念的关键.但由于"层累说"可看作是神话学方法的一种实验性研究,与今所知古史传说资料发生的实际情况不符;对多系统古史记述系统的存在无解释;对古代实用性文字资料中出现的古史内容无深入分析;对大量非系统古史记述资料有关内容的存在无合理解释等原因,"层累说"的基本逻辑可能是不成立的,亦即古史记述资料生成的真实过程可能并不如"层累说"主张的那么简明.古史研究需为发展古史史料学新规范继续努力.     

试析历史人物模糊性的表现

1965年,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教授、控制论专家查德发表《模糊集合》的论文,提出了模糊逻辑的控制理论,给出了描述事物模糊性的数学方法.随之而发展起来的模糊学理论与方法,成为人们认识事物的模糊性与精确性(或确定性)及其相互关系的重要方法.人类社会历史现象、尤其是历史人物呈现出极大的模糊性,用模糊学的理论和方法来分析研究历史人物将会有助于历史人物研究的深入.     

论模糊语言学的研究对象及其范围

模糊语言学是一门运用模糊集理论并以语言的模糊性为主要研究对象的介于语言学与模糊学之间的边缘学科。语言是以语音为物质外壳 ,以词汇为建筑材料 ,以语法为结构规律而构成的体系。既然语音、词汇和语法的精确性是语言的自然属性 ,那么同语言的精确性相对立的一面 ,必然有语言的模糊性存在。精确性与模糊性共同处在语言这一矛盾的统一体中 ,构成语言的两种既相互对立又相互联系的属性。既然我们所说的语言的精确性是就语言的三要素而言 ,那么我们所说的语言的模糊性自然也应该从语音、词汇和语法三方面来看。只有这样 ,才能全面而深入地研究语言中复杂的模糊现象。     

史料对中国史学转型的制约

中国史学的一个巨大的特点是它是以雄厚的史料支撑的史学.史料的丰富使得史家注重史实的认知,注重长期的历史的浸润,而理论难以介入.史学的转型潜在地受到了史料的制约.史料派从内在理路上继承了考据范式而进一步完成了历史观念与问题意识的更新,为解决当时建设中国古史而不具备的史料问题走上考据之途.史观学派在对理论与史料都缺乏理解的情况下研究中国社会形态与社会性质,亦未完成重新认识中国的任务.     

模糊学理论、方法与历史研究

作者认为,历史认识是模糊性与精确性的辩证统一、相互渗透和相互转换。在历史研究中引入模糊学的理论和方法,有助于我们对历史现象进行更好的认识和把握。     

章太炎与中国史学的现代性转换

20世纪前期中国史学实现现代性转换,其潮流大势在破旧立新。章太炎亦是中国史学现代性转换的重要推动者,他以中国历史为据,持旧而又出新,力主在反思和批判西方现代性的基础上实现中国史学的现代性转换,表现出"依自不依他"的自信和自觉。他提出"夷六艺于古史",从启蒙的角度看,有助于祛除经的神圣性,推动经史之学的现代性转换,但他主张的"六经皆史"又并非时贤所说的"六经皆史料",因为在他看来,中国史学不能脱离民族历史传统,经书不可化约为有待整理的史料,取其躯壳而剔除精神。针对欧化和疑古风气,他在"经者古史"的基础上提出"史者新经"的说法,强调历史的权威性,阐发"历史民族之义",与梁启超等运用西理抨击古史的做法相比,有效地避免了认同危机。章太炎高扬中国历史的主体性和独特性,代表了中国史学现代性转换的另一种思路,发人深省。     

透视古史研究中的"何光岳现象"

"何光岳现象"是20世纪80年代以后,学术水准普遍较低的特殊学术背景下,经某些新闻媒体和出版行业蓄意炒作及部分学者的大力鼓吹下催生出的特殊的文化现象。何光岳在古史研究中所暴露出的概念不清,逻辑混乱,驰骋想象,言之无据,滥引材料,不加审查等一系列学术失范现象,表明他的古史研究并不具备严肃科学的态度,其学术水准停留在较低水平。在新的学术背景下,对何光岳的古史研究重新进行学术定位,对古史研究中的"何光岳现象"作科学理性的思考,有助于我们正确把握中国古典学的未来发展走向。中国古史学界应继续重视古史理论的探索,继续重视古代史料的积累、审查与运用,加强科际整合,进一步提高古史研究的科学性。     

经学在中国现代史学史的嬗变——顾颉刚的经史关系论探析

顾颉刚作为一位史学家可谓无人不晓,然其与经学、经学家的密切关系却似乎较少提及。顾颉刚对经学的关注与史学研究是相辅相成的。由"疑经辨伪"到"疑古辨伪",顾颉刚在经学研究中找到开辟历史研究新路的突破口;由"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到"层累地造成的传经系统"及其"变经为史"的史料学思想,经学俨然已成为史学的一部分;"经学结束者"的角色定位彰显了顾颉刚的学术责任感。本文以顾颉刚的经史关系论为切入点,旨在说明经学在中国现代史学史的嬗变。     

古史辨派在国学运动中的意义

自1926年起,由顾颉刚主编的《古史辨》集聚了数十位著名学者,以疑古的态度讨论古史历时二十余年,在中国现代学术史上形成一个重要学派——古史辨派。讨论古史是此派以之为学术辨伪的突破,故讨论的范围扩展到儒家经典、古代典籍、先秦诸子和古代学术史问题,学术涵盖极为广泛。古史辨派的工作是国学运动中整理国故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在新的国学观念的引导下进行的,对旧的国粹观念起到了巨大的破坏作用。古史辨派采用国学研究方法——中国传统考据学与科学方法相结合,以细密的考证方式探讨中国文献与历史上细小的学术问题,扫除国学研究中的"因袭和谬妄",使国学运动的意义充分显现。考察古史辨派与国学运动的关系,将引起我们对近年国学热潮再度兴起的历史反思。     

姜太公考

姜太公不是东海上人 ,而是华下邑国人。他出身显赫 ,乃是商晚周国负责镇守齐州的大将周王季母太姜之女至逢公的孙子 ,周太子发正妃邑姜的亲兄。由于这层亲缘关系 ,所以当商纣王囚文王于里 ,周国面临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 ,他挺身而出 ,与散宜生等人营救文王脱离虎口 ,因功封为大师 ,当时不过二十多岁。本文通过对史实的考证 ,有力地校正了自孟子以降 ,诸子们对姜太公身世所做的种种扑朔迷离的众说     

《山海经》与近代中国史学

近代中国史学界对《山海经》是否可以用为可信的史料一直存在争议。一般认为将其运用到古史研究之中是民初“思想解放”的结果 ,其实此书在晚清学者常备的《书目答问》之中已属史部 ,且已较多为清季学人使用。本文通过考察这一旧籍在近代中国学统里的沉浮 ,探讨民国新旧史料观的错位、传统观念怎样在“现代”学术里通过转换表现形式而延续、以及与此相关的学术传统之中断与更新等问题。     

开展中国古史分期问题的讨论

有关中国古史分期问题,多少年来没能有一个大家同意的说法,近四五年虽又展开讨论,然而距离结论的时期尚远,有待於我们热烈地展开讨论和研究。这个问题之没有及早解决,绝不是古史学者的有心立异,也不是由於“文人相轻”,而是中国古史问题本身的确存在着复杂问题。中国有悠久的历史,而且地大人多,长时期地各民族共处,这就使     

去向堪忧的中国古典学——“走出疑古时代”述评

1992年,李学勤先生提出“走出疑古时代”的口号,十多年来,“走出疑古”已经成为一种思潮,对学术界和整个社会发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重新估价中国古代文明”、“对古书的第二次反思”、“重写学术史”是与“走出疑古”密切相关的三个命题,其中“重估”是目的,“重写”是前提,“反思”则是“重估”和“重写”得以落实的根据。三者彼此互动,构成一个有内在逻辑关系的“走出疑古”论点体系。李先生以“走出疑古”为特征的“释古”与冯友兰的“释古”意向不同,与郭沫若的“古代研究”、李济的“考古重建”也旨趣有异,其最为崇奉的宗师是王国维。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和“古史新证”模式被李先生奉为“释古”的典范。李先生一直致力于以考古材料、简帛佚籍和“史实素地”论印证古书、释证古史,以期重新确立古书古史的可靠性权威,但是言辞始终含蓄委婉,是其追随者们的“证古”、“正古”及“现代古史史料学基本概念”等主张让“走出疑古”的内涵和走向明朗化、理论化。围绕古书、古史的考释及方法、规范等问题,“疑古”和“走出疑古”已经是狭路相逢、短兵相接。实际上,这已经不只是“疑古”和“走出疑古”之间的纠纷,更是关系中国学术未来走向的重大问题。     

重新评价虞舜研究的学术意义

虞舜研究既是90年来上古史研究中的争辩话题,又是15年来湖南地方文化研究中连续不断的热点话题。新时期、新背景,参照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设想,重新评价虞舜研究,可知其重要性不仅在于复原古史的断代年限,而更在于社会伦理的开端、传统学术的起源与王政道统的开辟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设想具有历史的科学性,需要依托历史而加以阐明,需要重新估价真实可信的古史,虞舜一朝的历史与文化是其中的重大关键。     

当代文学史料研究的历史源流与现实发展

当代文学史料作为去今不远的精神文化积淀,它与古代文学和现代文学史料之间存在着难以切割的内在关联。如果说古代文学史料是它隔代承续的一种"流",那么现代文学史料就是其前后连贯乃至一脉相承的一种"源"。而从自身的现实发展的角度考察,当代文学史料大体经历了前后两个三十年的曲折过程,在此期间,呈现出了鲜明的阶段性特征:在当代"前三十年",由于政治意识形态的规约,其史料塑形僵硬单一,在相当程度上变成了政治史料文本与文本的政治史料;在当代"后三十年",因"意识形态重构"以及经济和文化等多方面因素促成,它从史料的生产与存在、内容与形式,到对史料研究的思维与范式、问题与方法等,都出现了较大幅度的转换与调整。     

学衡派史学思想述论

学衡派将人的活动视做历史的主要内容 ,人们“保生”、“乐生”的愿望是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因 ,同时以此作为史学研究的对象。在史学研究上 ,学衡派强调史学研究应该发现历史发展的内在规律。在研究方法上 ,学衡派充分认识到史料在史学研究中的重要性 ,并总结了发掘整理运用史料的系统理论 ,尤其主张把文献资料和文物考古资料结合起来进行研究 ,开辟了历史研究的新路。对于历史诠释 ,学衡派反对运用现代的理论去比附历史 ,而是主张将历史事实放入历史环境中 ,做“了解之同情”。学衡派就古史问题与顾颉刚等人进行了辩论 ,事实上双方实无太多分歧 ,辩论有意气之争的意味。     

也论历史客体

史学界在历史客体的研究方面存在着“本体说”、“史料说”等几种倾向,实际上,由于史料自身的局限性,使得作为历史主体认识、研究对象的历史客体分为二重：整体史家的认识客体“历史观感”和个（ 群） 体史家的认识对象“选择后的历史”。     

论考古学与历史研究

考古学与历史学是历史科学的两个组成部分,它们在研究对象、方法和研究领域上各有特点。20世纪初近代考古学传入中国,它就以独特的学科特点在历史研究中担当着“重建古史”和“证经补史”的重任,引发研究方法上的变革,扩大了研究领域。随着自然科学技术在考古学中的应用和考古学自身的发展,它为历史研究提供更多的新材料和社会历史文化信息,进一步拓展了研究范畴,在历史研究中发挥着更为显著的作用。所以,我们要加强考古学与历史学的整合研究,促进历史研究的进步。     

杨向奎先生在山大十年的科研成就

杨向奎先生在山大十年的科学研究中,主要运用唯物史观研究中国古代历史和古代思想,在中国封建社会历史分期的理论、西周社会性质、阶级社会起源、神守与社稷守、炎黄文明、公羊学派等问题的研究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对"古史辨派"的评价也引人注目。这期间,杨向老对创建《文史哲》所作的贡献令人怀念。这些成果,为其历史学一代宗师的地位奠定了基础,在先生一生的学术生涯中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