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徽州的宗族管理、经济基础及其祭祀仪式

明清时代的徽州是一个典型的宗族社会,宗族管理井然有序,宗族的公共财产如族田、学田等源源不断地支撑着宗族运行的经济基础。作为程氏宗族的聚居地,祁门六都在明清徽州时代的宗族管理、经济基础和围绕祖先等为中心的祭祀活动亦十分活跃。本文以六都为例,全面深入地对明清时代徽州的宗族管理、经济基础和祭祀仪式进行探讨,以期了解和洞察明清时代徽州宗族管理和运行的一般状况。     

青海土司制度研究

土司制度是我国在少数民族地区实行的一种特殊地方行政体制。明清时期青海地区的土族、撒拉族中也实行了土司制度。本文从土族、撒拉族所处的历史背景、民族属性、地理环境条件、生产方式等方面,分析了土司产生的原因。认为土司制度是明清中央政权在这一地区实行的符合民族特点的地方行政体制,对稳定边疆地区的局势、调和民族关系、维护明清的封建统治,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     

历史时期重庆民族地区的土司制度

土司制度是元明及清前期封建王朝对我国西南、西北等少数民族地区实施的一种管理制度,是从历代“羁縻政策”发展而来。历史时期重庆民族地区土司主要包括石砫马氏土司,酉阳冉氏土司,秀山平茶、邑梅、石耶和地坝四个杨氏土司。重庆土司制度包括职衔制度、承袭制度、升迁制度、惩罚制度、贡赋制度、土兵制度和教育制度等七个方面的内容。探讨历史时期重庆民族地区土司制度,有助于专家学者们更加深入地研究我国元明清时期的土司制度。     

历史记忆与宗族边界:明清徽州的宗族认同

对于明清时期中国宗族来说,宗族认同是由历史记忆与宗族边界共同支撑而成的。就徽州地区而言,从长时段的角度看,早在明嘉靖、万历之前,部分徽州宗族便已完成了历史记忆的整合,进而确立了自身的宗族边界。这两者并非是万年永固的,受到明清时期徽州地域社会环境的影响,宗族边界会呈现不同状态,并进而对历史记忆产生不同作用。需要看到,这一动态过程在明清时期中国不同地域展现出一般状态的同时,还有着自身的地域特殊性。     

明清时期土司官族科举入仕研究

科举制度、土司制度是中国历史上两类不同性质的政治制度,一类是中央王朝依据汉族地区固有文教系统推行的官吏选拔制度,一类是元明清时期按照边疆民族地区特殊礼俗实行的民族制度,规定土司为朝廷命官,按照法律承袭,代理国家对当地实施统治。然明清时期,随着朝廷在土司地区经营的深入,规定土司子弟悉数入学,使得土司官族积极向学,参加科举,中试后或进入流官体系或承袭土司,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土司制度与科举制度的软性整合,强化了土司地区的国家认同,对于地方社会稳定、经济发展、文化交流发挥了积极作用。     

河湟阿氏土司族群历史记忆下的社会文化互动

本文在对青海河湟地区乐都、大通、湟中三县四个村同一土司后裔——阿氏族群田野调查的基础上,结合相关史志文献及该族群几个分支的族谱,探讨河湟阿氏族群历史记忆下的社会文化互动,为明清以来河湟民族文化的发展变迁提供不可或缺的研究素材。     

传统宗族与跨国社会实践

作为中国农村尤其是南方地区的一种有效传统社会组织,宗族曾经被自20世纪以来的现代化、工业化和社会主义革命运动视为妨碍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封建落后组织而加以打击,一度销声匿迹。过去的20多年来,东南部乡村尤其是闽南乡村见证了宗族组织的普遍复兴。作为产生于明清时期的社会组织,宗族显示了其在全球化的现代化条件下的适应性和灵活性。基于血缘上的认同(当今仍然是重要的几种基本认同之一),宗族成为联结中国东南沿海地区和东南亚的另一种跨国纽带。从闽南一个宗族的个案当中,我们可以探讨文化和社会传统组织在东南沿海的复兴与海外华人跨国社会实践的关系。     

近六十年来嘉绒十八土司研究综述

嘉绒藏族是藏族的一个重要分支,主要分布在今四川省阿坝、甘孜地区,明清以来先后形成了一些大小不等的嘉绒土司.学术界对嘉绒藏族的研究发端于20世纪三四十年代,在诸多方面譬如土司辖区内各项制度、土司与各方关系、有关嘉绒土司的历史事件、历史人物以及土司祖源、分布、官寨、碑铭等的研究,均取得了不少有益成果.但就目前而言,嘉绒土司在研究范围的拓展、研究资料的深掘、研究方法的丰富以及范式的创新等方面仍有较大空间.     

宗族图像叙事与乡村文化共同体构建——以江西婺源地区为例

宗族图像是中国古代祖先信仰的重要载体.宗族图像彰显了祖先的丰功伟绩和人格风范,同时也承担了一系列的社会和文化功能.在江西婺源甚至整个古徽州地区,无论是以祖先画像为中心的家族祭祀仪式还是以编纂绘制家谱为核心的修谱仪式,都是强化宗族成员对家族伦理秩序和宗族身份认同的重要活动.它通过一系列的礼仪,来强化祖先形象,加强祖先与后世的联系,建立后世子孙的伦理道德观念,维护家族团结,提高宗族凝聚力.其促进了宗族共同体的建构,并对乡村治理起到规范秩序的作用.     

交互建构：共同体视角下广西农村水利的文化性研究

农村地区水利困境形成的深层原因在于乡土社会的文化变迁。从水利共同体研究理论的视角来看,农村地区的用水困境能够通过水利共同体的建构得到消解,而传统社会中宗教、宗族等村落传统文化力量以及由此产生的共同体意识往往是构建农村水利社区的必要条件,并且水利、宗族、宗教等多重共同体意识之间存在一种交互建构的关系。     

明代广西土司制度的发展及改土归流的特点

明代广西土司制度是广西土司制度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要阶段。明王朝在广西少数民族地区大力推行土司制度的同时,又实行“土流并设”、“流官辅佐”,限制和削弱土官权力,并开始逐步进行改土归流。明代是广西土司制度的全盛时期,又是广西开始进行改土归流的时期。弄清明代广西土司制度发展及改土归流的特点,对于了解广西土司制度及广西社会的发展历史,都具有重要意义     

明清时期水西土司与中央政府的关系

元、明、清三代,为了加强对少数民族地区的控制,在云贵两广地区设立土司,有宣慰使、宜抚使、土知府、土知州、土知县等官职。在贵州各土司中,以水西土司最大。探讨明清时期水西土司与中央政府的关系,对了解历史上我国西南各族在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中的地位,有着重要的意义。水西土司辖地的位置在贵州省的西部。包括清代的大定(今大方县)、黔西(今黔西县)、威宁(今威宁县)、平远(今织金县)四州。东连新贵(今贵阳市之一部),西抵霑益(今云南省沾益县)。面积辽阔,地理位置十分重要。明太祖朱元璋在《平滇诏书》中说:“霭翠辈不尽服,虽有云南不能守也”。由此可见,这里的政治稳定是非常重要的,它直接关系到我们国家西南边陲的巩固。     

氏族与中国社会

氏族,作为一种社会政治制度的基本组织单位,是一个具有特殊性质的社会组织。对于它作为社会组织的特征,摩尔根、马克思、恩格斯都作了专门研究,在他们的有关著作中都有专门的论述。氏族作为原始社会时期的一个人们共同体,它与其他的人们共同体,例如,它与原始群共同体有什么区别?与民族共同体又有什么区别?其中一个本质的、主要的区别,就是氏族是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而原始群是以游动群居,男女杂交为主要特征,民族是以地缘关系为基础的。所以,共同的血缘是氏族共伺体的一个特征。马克思就说过,“氏族是出自一个共同的祖先、具有同一个氏族名称并以血统关系相结合的血缘亲族的总和。”正因为氏族有这样一个特征,所以不管世系按女系计     

青海撒拉族土司制度述评

<正> 元、明、清以及近代,如同云贵、湖广、四川一些少数民族区域一样,河湟洮岷流域的甘青民族杂居区,也星罗棋布地分布着许多大大小小的土司。他们,曾经是封建中央王朝经营西北的一支重要力量,在西北的政治、经济、军事活动中,起过重要作用。作为这种局部地区的特殊政治体制的土司制度,既体现了封建王朝当时的民族政策和营边政策,也反映了一些少数民族历史变迁的复杂历程。 然而,土司制最完善的明代,《明史·土司传》却不录甘青,只有赵安、李英、鲁鉴、祁秉忠等功绩卓著的几个土司散见于列传。《清史稿》虽为甘青土司立传,又不免疏漏舛误、零乱失次。     

村落与宗族:明清山东运河区域宗族社会研究

山东运河区域聚落的形成,既受自然环境尤其是京杭运河的影响,也是明清以来外来移民迁入定居、繁衍的结果。不同的宗族组织在有限的空间内,通过墓祭、修族谱、建祠堂等方式敬宗收族,强化各自边界,但落籍先后、资源分配、文化势力不均衡等原因,又导致大小宗族进入家族组织化和制度化的进程并不完全相同,而这种差异取决于地域族群的构成及空间环境的变化。山东运河区域的地理性空间维度及其所蕴含的文化、水利、商业因素,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村落宗族凝聚纽带的变迁和村落社会关系的构成。这表明,宗族与地域的契合,是理解区域宗族社会的关键。     

汉代的社会结构与宗族聚居形态

宗族聚居指一个共同祖先的子孙同姓聚居一里甚至数里的现象,两汉时代宗族重建时期之聚族而居现象也正好处于复苏时期,对此不应估计过高。一里之中并非纯然为一姓聚居。还远达不到象宋明以后那种“一族所聚,动辄数里或十数里……无异姓杂处”的程度。到东汉末年,宗族聚居现象已较为普遍。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艺术叙事——基于西藏戏剧艺术人才培养历史与展望的分析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各民族文化交往交流交融是一个重要保障。上海戏剧学院从20世纪50年代末创办第一届西藏表演班开始,六十余年来持续为西藏、内蒙古、新疆等地输送高层次少数民族戏剧艺术人才,以民族戏剧共建共铸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艺术叙事,对于中华民族文化有着重要的传播、守护、培植、建构的意义,演绎着民族大家庭共同的精神记忆、文化认同这一民族团结的情感纽带,昭示了中华文化是各民族的精神支撑、各民族文化是中华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通过表演等艺术塑造,为巩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做出贡献。     

鲁土司家族简介

明、清时代统治今永登县西部地区的鲁士司,是当时甘肃、青海交界颇有影响的人物。鲁士司衙门座落在永登之西连城的古城里,至今保存完好,已被省人民政府公布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据《清史稿、甘肃土司传》、《重续鲁氏家谱》(明鲁光祖编,清鲁璠重叙)《鲁氏世谱》(清鲁纪勋编)及一些有关资料记载,鲁氏土司的始祖名叫脱欢,     

近九十年德格土司研究述略

德格土司作为川藏交界地区最具代表性的土司之一,学界关注较早。由于边疆治理的需要,德格土司地区的历史与文化艺术研究蓬勃开展,在德格土司世系、德格土司地区雕版印刷、音乐美术等诸多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本文以德格土司为研究主线,对近九十年来国内外的研究成果进行梳理,总结研究现状,展望未来研究方向。     

明清宗族演剧活动特征简论

明清时期,各地方宗族热衷演剧,纷纷在宗祠内或宗祠旁建立戏台,形成“有宗必有祠,有祠必有台”之势。当时的宗族喜欢用演剧来表达他们对祖先的追思、对神灵的敬畏、对喜事的欢庆。与瓦舍勾栏、会馆戏园以谋取经济利益为目的而进行的戏剧活动相比,宗族演剧活动更多的用于祭祀神灵与宗法教化,具有神灵祭祀性、封建宗法性、劝世教化性等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