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型时期社会信任的状况与特征——一项实证研究

全国大样本分层抽样和深度访谈的调查显示,社会转型时期,中国社会处于低信任水平,并且对未来社会信任的预期比较悲观。信任在社会生活的各领域表现出不同的特点:民众对政府信任程度最高,对消费信任和符号与专家系统信任程度最低;人际信任依然以关系为纽带;制度信任尚未完善,还不能替代人际信任成为社会信任的基石;消费信任是社会信任最敏感的传感器,消费信任危机是导致社会信任崩塌的直接原因;政府信任是重树社会信任的关键;符号与专家体系的信任是建立现代社会信任的基础。     

政府财政支出与社会信任:公众感知满意度的中介效应

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调查数据,从政府职能感知满意度视角,考察政府财政支出规模与结构对公众社会信任的影响及机理。结果表明:政府财政支出规模与经济建设性支出降低了公众社会信任水平,而公共服务性与社会管理性支出的增加提高了社会信任水平,后两者对社会信任的挤入效应要大于前两者的挤出效应;政府在促进经济增长、提供公共服务、实施社会管理、分配资源收入等方面的满意度感知对政府财政支出与社会信任关系起到中介传导作用,保护生态环境绩效的中介效应因为公众的环保意识不强而未通过检验。可以通过提高公共服务支出和绩效带来的归属感、提高社会管理支出和绩效带来的安全感以及完善制度带来的公平感来提升社会信任。     

中西方信任观比较及其启示

随着我国现代化进程的推进,整个社会的诚信问题凸显。市场经济要求整个社会的信任体系从人际信任走向普遍信任,而建立在人际信任基础上的传统诚信伦理显然面临着一个现代转型的问题。无论是我国还是西方,信任都是社会存在和发展不可缺少的重要因素,都是一种重要的社会资源,都是调节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伦理规范和社会有序运行的保障。西方国家早于我国走上了现代化的道路,市场经济发展的也比较成熟,通过对中西方社会进行比较,理性地审视中西方社会信任观的异同及差异的原因所在,将会为我国建立适应市场经济体制的信任理论提供启示。     

组织信任文化研究综述

近十多年来,信任文化尤其是组织中信任文化的研究已逐渐成为管理心理学的研究热点。通过对国内外相关研究成果的梳理,可以发现已有研究的主题涉及了组织信任的涵义、测量、特点,组织文化的概念、结构、测量．以及组织信任文化的涵义、测量等方面。依据综述可以看到,总体来说国内外关于组织信任文化的研究已经取得了许多有价值的成果．但也存在着一些不足的方面,主要表现在：组织信任的研究更多地关注了组织内部信任方面。而且相当多的研究是针对组织内部的人际信任方面;没有开发出有效的组织信任文化问卷;缺乏关于中国文化背景下组织信任文化的实证研究。     

农村社会高质量发展的政府信任效应：理论分析与实证检验

政府所实施的公共政策是增进公众对政府信任的关键因素，但现有研究较少关注精准扶贫政策实施后农村社会变迁对政府信任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利用“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数据，考察农村社会质量变化对政府信任的影响以及政府质量所发挥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1)精准扶贫政策实施后，农村居民对中央政府和基层政府的信任水平显著提升；(2)农村社会质量的提升对农村居民信任中央政府和基层政府具有激励作用；(3)基层政府质量提升可以强化社会质量对农村居民的政府信任的正向影响。因此，在推动经济发展的同时，应着力提升农村社会质量和基层政府质量，这有助于增强基层治理体系的稳定性，从而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和城乡共同富裕。     

论系统信任:关于中国信任问题的思考

随着以时空分离为特征的现代社会的到来,系统信任成为当今社会主要的信任形式.在不同的系统中,系统信任有不同的表现形式.根据帕森斯关于社会系统的划分以及不同学者关于系统信任的媒介的分类,本文认为经济系统的信任媒介是货币,政治系统的信任媒介是权力,信托系统的信任媒介是专家,公民社会的信任媒介是信任记录.以信任记录为媒介的公民社会的系统信任的建立无疑是由传统社会以特殊主义为原则的特殊(人际或人格)信任过度到现代社会以普遍主义为原则的普遍(人际或人格)信任的关键.     

政府质量评价与社会信任:基于一项全国样本的实证研究

社会信任是社会资本的重要内容,它不仅是文化沉淀的结果,更受制于当下的政府行为和质量。根据2011年进行的一项全国调查数据分析,政府质量评价对社会信任水平具有显著的影响;民主制度评价、行政效能评价、法治水平评价以及腐败控制评价等政府质量评价的分指标都显著影响着社会信任水平;腐败控制评价对社会信任水平的影响具有稳健性。上述发现表明,提高政府质量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人际信任并进而提升整个社会的信任水平。     

论市场经济对社会信任系统的推动作用

市场经济是以社会信任为基础的契约经济,市场经济的发展过程中对社会信任的认识不断由自发走向理性。市场经济在个人信用意识、人际信用关系、社会信用制度等三个方面推动了社会信任系统的建立和完善。     

治理理论视野下的政府信任关系研究——兼论合作型政府信任关系的构建

从治理理论的视角审视政府信任关系,既是基于治理理论与政府信任之间的理论契合,又是基于解决当前治理问题的现实诉求。重塑当前政府信任关系的困境在于,政府与公众因受公共权力体系中的封闭性、公众对政府预期的满足值以及公众的政治参与程度等因素的影响,而导致政府与公众之间合作的不足与信任的缺乏。因此,合作型政府信任关系成为建立政府与公众之间良好信任关系和实现有效治理的必然选择。     

社会信任模式与合作型信任的重构

在增进政府与公民社会的合作过程中,应开发利用信任资源。信任的秩序功能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而增强,到后工业社会发展为人类合作的主导模式,合作型信任为合理社会秩序的构建提供了充分的社会支持。以后工业化与全球化时代的政府治理模式作为研究立足点,良性善治的社会治理模式需要合作信任作为其文化建设体系与社会整合机制。     

信任与秩序:从传统社会到现代社会

信任和秩序的适应是社会稳定的基础.在传统社会,统治者依靠思想灌输,建立起与统治相适应的外控型秩序,促使人们对统治者产生超乎寻常的个人信任,普遍的人际信任则难以建立.在现代社会中,人们基于理性规则及普遍信任,产生民选政府并管理社会,形成了自下而上的自控型秩序,这种秩序又反过来巩固制度信任和普遍信任.在转型过程中,社会自发产生制度信任和普遍信任需要,统治者是否主动适应并改变外控模式,对社会平稳转型至关重要.     

人工智能传播的信任维度及其机制建构研究

人工智能传播技术应用中引发的伦理问题,一定程度挫伤了公众对于技术的信任,建立人工智能传播信任是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和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的迫切需要。通过回溯以往的信任研究发现,人工智能传播信任在信任发生的基础、信任结构、信任边界方面都发生了变化。人工智能传播信任包含了人际信任、系统信任以及技术信任三个不同维度的信任层次,技术信任是人工智能传播信任建构的基础,系统信任是人工智能传播信任建构的保障,人际信任则是人工智能传播信任可感知与实践落实的部分。人工智能传播信任机制建构中的难点在于明确信任交互对象的信义责任与义务、专业知识不对等性与沟通渠道的建设、道德规范与伦理价值观的认同三个方面。可从构建与分享共同规范与伦理价值观的角度切入,突出重点、循序渐进地推进人工智能传播全周期的信任生态系统的建设。     

多学科视角下的信任及信任机制研究

信任不仅是一种值得深入研究的心理现象,同时也是重要的经济现象、伦理现象和社会现象。心理学认为信任是一种心理或者行为的"私人性"的反应;社会学指出信任是一种重要的社会力量,调节着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生物学从利他性角度考察信任,现代神经生物学则揭示出了信任产生的生理机制;经济学更加偏重基于个人功利理性的"计算型"的信任。信任机制是信用得以建立、维持和改进的基础,是信任的驱动因素和保障因素。笔者从信任对象、信任来源、强度、纬度以及演进五个视角,对信任机制作出了划分,为更好地理解信任及信任机制奠定理论基础。     

政府服务质量影响政府信任的实证研究

政府信任是评价服务型政府建设的核心指标,通过服务质量管理提升政府信任是当前学术界关注的一个重要议题.在对289名社会公众服务质量与政府信任等变量数据调研的基础上,通过数据分析研究表明:服务质量的有形性、可靠性、反应性、保证性和关怀性各维度均对政府信任有着积极的促进作用.这个结论表明政府应当从行政人员素质、服务平台和制度建设等方面对政府部门服务质量进行积极管理,以提升社会公众对政府机构的信任水平.     

产权情景、社会信任与土地产权的社会认同

土地产权的社会认同表征了农户主观层面的产权实施强度,反映了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的协同性,对农地的有序流转和农村经济的健康发展均有重要意义。基于苏、赣、辽三省2379户农户的调查数据的实证结果显示,土地法律文书提高了土地产权合法性认同,村庄土地调整提高了土地产权合理性认同却降低了土地产权合意性认同;制度信任提高了土地产权合法性认同和合理性认同,但降低了土地产权合意性认同,人际信任则提高了土地产权合法性认同和合意性认同;较低的制度信任和人际信任强化了土地法律文书与土地产权合法性及土地调整与土地产权合意性之间的相关性。因此,应从公共治理、村庄自治和农户行为能力三个层面探讨提高农户土地产权社会认同的有效对策。     

论转型社会中政府信任的重建——基于制度信任建立的视角

政府信任衰落及由此而来的“信任危机”及“信任赤字”是社会转型期中国的一种客观实在.之所以会在政府与社会之间出现一堵亟待翻越的“信任墙”,相当大程度上是转型过程中政府作为“制度供给主体”在制度能力上的信任缺失所致,具体表现为:制度供给能力不足;制度正义性匮乏;政府制度有效性不强.而要改变这种境况,惟有以制度信任为“切入点”来促进政府信任的重建:首先优化政府制度供给过程,提高政府制度供给能力;其次树立制度系统观念,增强制度的有效性;最后强化制度意识,塑造制度文化,确立制度权威.也只有这三方面的有效契合,政府制度供给方才有可能再获信任,政府信任由此才能得以再造或重建.     

论产业集群的信任机制

信任是嵌入在社会结构、经济交易之中的一种功能化的社会机制,是产业集群运作机理的核心。在社会网络、分工合作和空间集聚三种力量作用下,产业集群中信任机制依靠交易性嵌入和结构性嵌入两种途径来形成,信任能够增加产业集群的社会资本,降低交易成本,促进集群竞争优势的产生。产业集群的信任的产生和发挥作用是一个动态过程,其变迁轨迹为:从依靠人际信任、计算型信任等延展到包含制度信任、契约信任、过程型信任等诸多类型的信任体系。我国一些地区推进产业集群发展时,需要重视通过构建社会网络,积累社会资本来塑造产业集群信任机制,并把握集群信任机制的动态发展轨迹,形成各种信任类型相互补充的信任体系。     

西方信任理论及华人企业组织中的信任关系

本文回顾和系统总结了西方文献中关于信任的的界定、分类、中国人的人际信任问题和华人企业组织中的信任问题。对于中国的人际信任问题和华人企业组织中的信任问题,比较了西方学者和华人学者的研究结论。     

生态治理体系中的信任治理网络研究

树立生态文明社会风尚,推进生态治理体系建设,需要以生态信任为突破口。通过梳理治理体系和其中信任要素的演化过程,构建信任发展阶段的理论框架。从一元政府统治到多元主体治理,信任经历了被动信任到公共信心再到主动信念,以及个体信任到组织信任再到制度信任的发展过程。来自公众行为统计、政府官方文件和生态危机事件的典型证据表明,我国的生态信任层次仍处于初级阶段。生态信任水平的升级,需要依托生态政策信任网络、生态市场信任网络和生态社会信任网络的协同,构建生态信任治理网络。     

我国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改革的困境与突围

我国现行的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存在覆盖面较窄、低保对象难确定、管理机制不健全、法制不健全、低保标准过低方式单一、退出机制不健全、资金来源不足、区域发展不平衡等现实困境.存在这些困境的原因主要有:农村贫困群体处于弱势地位、我国经济发展水平地域发展不平衡、收入分配不合理、相关部门对农村低保建设认识不够等.要实现突围,应着重加强科学确定低保标准和对象,规范资金来源,建立科学的管理机制、社会监督机制、反贫困体系、低保退出机制等方面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