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生代农民工教育培训困境分析

在当前，要想使我国新生代农民工在融入城市过程中真正实现市民化，扎根落户于城市社会中，除了改革现有不利于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的各种制度之外，还要加强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培训教育，通过政府、企业、新生代农民工自身等多方力量合作，才能让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更好地生存和发展，健康地完成从“农”到“非农”的转变。     

新生代农民工职业化的困境与出路

近年来,农民工中的新生代农民工已经成为新产业工人的主体,但他们面临着自身素质低、二元分割劳动力市场制度、城市歧视性用工政策等方面的困境,这成为制约新生代农民工职业化和市民化的瓶颈。要突破这一困境,一方面要增强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意识,建立人力资本投入机制;另一方面要大力发展职业教育,构建职业化的就业体系,在此基础上实现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化,促进城乡一体化发展。     

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特征研究

自2010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提出“新生代农民工”说法,新生代农民工开始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对象,通过梳理相关文献大致可勾画出新生代农民工所谓“四高”、“一低”、“一薄弱”的社会印象和群体特征。相对其他群体来说,新生代农民工受教育水平并不高,对于农民身份认同相对减弱,城市社区认同较高。对于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特征的研究应该区分农民工的人口学特征与社会特征,并充分认识到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的异质性,对其定义和特征把握要注意从与周围群体和代际关系中共同考虑。     

新生代农民工政治认同研究

新生代农民工因其鲜明的"身份标签"与不断增强的政治意识,日益成为社会舆论的焦点,受到党、政府以及社会各界人士的热切关注。通过对福建省连江县琯头镇的调查发现,新生代农民工政治认同中制度、利益、权威认同普遍偏低。低收入、低待遇从根本上制约新生代农民工的政治认同,严格的户籍制度局限与不公平的分配制度降低了新生代农民工的政治认同,政府行为失范与新生代农民工自身因素欠缺也对其政治认同具有深刻影响。为此,我们要切实做到保障新生代农民工收入利益,增强其利益认同;消除不合理制度,提高其制度认同感;转变政府职能和规范政府行为,提升政治权威认同;提高新生代农民工素质能力,使其更好融入城市社会。     

关于我国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问题的探讨

在当前，有大量的新生代农民工希望真正地融入到城市中，但是由于当前我国的政策、制度，城市居民的排斥以及农民工自身原因，使得他们无法实现市民化。因此，对于寻求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找到相应的解决对策，对于引导新生代农民工向市民转变具有重要的意义。     

新生代农民工文化教育需求的现状分析及对策

近年来,我国教育力度不断加大,农民素质不断提高。在新的时代背景之下,"农民工"一词已经不再是低文化、没素质的代名词。新生代农民对文化教育有着迫切的需求,如能采取有效措施满足他们的迫切愿望,不仅有益于提高我国全民素质,对于发展我国经济、安定我国社会亦能够发挥出积极的作用。本文就此展开讨论,分析了新生代农民工文化教育需求现状、新生代农民工文化需求原因,并就满足新生代农民工文化需求提出对策,希望能够为满足我国新生代农民工文化教育需求、提高我国公民文化水平和整体素质添砖加瓦。     

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过程中的思想心理问题研究

新生代农民工顺利融入城市社会生活是我国完成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和社会稳定的必然要求。由于现存的制度性排斥、自身素质低和特定年龄段思想心理不成熟,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社会生活滞后,产生了一些亟待解决的思想和心理问题。要从整体上解决这些思想心理问题,需要营造公平的社会环境和制度保证,满足新生代农民工精神需求和发展权,探索新生代农民工思想政治教育的新方法。     

基于供需分析的新生代农民工职业化研究

借鉴经济学中供给和需求的分析视角,对新生代农民工职业化的研究表明:政府对职业化的贡献度最大,是推动新生代农民工职业化的主导力量,要重点推动户籍制度改革,完善各项制度保障,构建现代化职业教育体系。企业是推动新生代农民工职业化的实践场所,除了考虑为支付新生代农民工职业化成本而承担新生代农民工违约的风险,还要承担起相应的社会责任。新生代农民工要通过快速职业化提高职业技能水平,保持职业的相对稳定,积极参加职业教育,适应城镇化和工业化快速发展的迫切需要。     

新生代农民工城市社会融入的问题及对策研究

新生代农民工是我国城市社会发展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对其相关的研究也成为社会学者普遍关注的问题。新生代农民工对城市社会的建设和发展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但却由于制度和非制度等综合因素的限制,阻碍了他们融入城市社会。本文从新生代农民工城市社会融入存在的问题出发,进而研究如何促进新生代农民工更好更快地融入城市社会。     

农村土地流转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的思考——以淄博市为例

农村土地流转是促进农业规模经营,优化农业资源配置,发展现代化农业的必由之路,对于推动农业产业转型升级,促进农民创新,推进工业化、城市化和城乡统筹发展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淄博市的农业仅占三大产业比重的3.6%,再加上土地分散,要想推进现代农业建设,实现规模化经营,必须推进土地流转。近年来,淄博市委市政府也高度重视土地流转问题,把规范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作为推动农村经济新一轮发展的切入点,因此以该市为例具有较好的实际借鉴意义。     

新生代农民工体面劳动问题研究

目前,新生代农民工仍然在就业领域内面临着一系列的歧视,对于发达的珠三角和长三角地区而言,积极推进体面劳动,让新生代农民工不仅有一份工作,而且有一份满意的工作,应当是当前和未来相当长时期内改善民生的重心所在,为此必须要在思想观念和具体的体制机制等方面进行相应的调整。     

新生代农民工婚恋问题研究

新生代农民工较第一代农民工在婚恋行为方面已经出现了明显的转变,包括初婚年龄上升、婚恋对象更广、婚恋途径更丰富等。择偶观方面,男性新生代农民工会比较注重异性的长相,而女性则会更加注重异性的能力和收入。频繁的职业流动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婚恋决策有着显著的负影响,而住房条件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婚恋决策有着显著的正影响。     

新生代农民工犯罪的文化社会学研究

为了缓和、消除该群体与城市主流秩序的冲突，建设和谐社会、形塑和谐文化的新文化背景．要求动用大文化的系统功能，通过“文化善治”的方法，释放以文“化”人、以文“化”嫌、以文“化”邻和以文“化”法的柔力，来强化新生代农民工的主体竞争力、弱化外来歧视的冲击力、营造社区文化的亲和力以及安排法制规范的调和力。显然．文化善治是“新三农”问题在新生代农民工层面、犯罪领域、城市空间和文化视阈内的同时投射．意旨深远。     

试论新生代农民工道德同一性问题

新生代农民工和道德同一性在当下已引起各学科各专家的关注，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身份认同和道德自我认同的问题也成为社会学、伦理学的热点问题。新生代农民工的生存困境更体现在精神层面上，企业思想政治教育对于推动和加强新生代农民工的道德教育及道德同一性培育能够发挥积极的作用。目前仍需努力拓展各种途径加强新生代农民工的思想道德及价值观引导并促其向市民转变。     

新生代农民工的"半城市化"问题研究

“半城市化”是所有国家在工业化、城市化过程中都或多或少存在的问题。但由于我国的二元城乡结构长期没有改变,这一过程有长期延续甚至固化的趋势。随着时间的推移,农民工群体的结构在不断发生变化,这一群体内部对于自己半城市化状态的认知度、容忍度等都产生了一定的差别。相比较而言,新生代农民工由于已经与农村社会和乡土文化疏离,他们更缺乏社会归属感,而对目前的“半城市化”状态也就更不能容忍。如何更好、更快地解决农民工（特别是新生代农民工）“半城市化”问题是政府必须面对的现实问题。     

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社会机制研究

引入家庭社会学视角,有利于分析家庭结构变迁对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社会影响及其机制。城市化背景下,农村普遍形成以家庭代际分工为基础的半工半耕结构,新生代农民工是其有机构成部分。代际分工结构具有社会性的资源配置能力,在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镇的市民化过程中扮演着重要的代际支持功能,表现在进城购房、隔代抚养和自主养老三个层面。从社会影响的角度,农民家庭的代际分工塑造了"接力式进城"城镇化模式,扭转了长期失衡的城乡关系,为"人的城镇化"提供了可操作的路径,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质量的区域差异

新生代农民工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砥柱力量.按照欧洲基金会个体视角的四维度就业质量评价指标体系的基础性框架,从职业和工作安全、健康与福利、职业和技能发展、工作和生活和谐、就业满意度五个方面展开分析.我国东、中、西部地区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质量存在显著差异,东部地区就业质量最高,西部地区次之,中部地区最低;职业和工作安全由高到低依次是东部地区、西部地区和中部地区;东、中、西部地区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健康无明显差异,东部地区福利保障较中、西部地区更为完善;西部地区农民工职业和技能发展优于东部地区,中部地区最低;东部地区新生代农民工的工作和生活和谐程度高于中、西部地区;就业满意度表现为自东部向西部递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