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民族经济思想形成的三个阶段

邓小平民族经济思想的形成,大体上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即20世纪50年代,提出“要把少数民族地区经济搞上去,否则民族区域自治是句空话”;20 世纪80 年代,提出“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因地制宜地发展民族地区经济”;20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提出“两个大局,实现共同富裕”的思想。     

论90年代女性长篇小说现象

90年代是20世纪中国女性写作的又一个高峰时期。“五四”以来,女性写作出现了三个高峰时期:“五四”时期女性作家自我意识初步觉醒,而在民族危亡时刻和新中国成立后的政治环境下,女性被迫集体“失语”;80年代女性意识再度觉醒;90年代的女性创作,特别是长篇小说创作,随着又一次思想大解放而迈进了一个全新的阶段。     

少数民族叙事与寻根文学

20世纪80年代中期兴起的寻根文学与当时的少数民族叙事密切相关,在统一多民族国家框架下,不仅具有身份自觉意识的少数民族作家渴望成为书写本民族历史和文化的主体,为在"现代化"语境中重建本土认同,一些批判主流传统的汉族作家也向边缘族群文化寻根溯源.这种"寻根"书写的意义不在于是否寻找到了实质性的本土资源,而在于它建立了一种质疑任何现成的文化拯救方案的开放性叙事.     

溃败的先锋--90年代中国先锋小说备忘录

先锋文学写作是背对传统面向未来的写作.前卫性、反叛性、超越性和过程性是先锋文学的四个本质特征.发轫于80年代中期并在1988年达到高潮的中国先锋文学,进入90年代后其叙事方式和艺术经验被不断地自我复制和重复,先锋作家们纷纷抛弃了先锋的反叛立场,进入商业化写作轨道.至此,当代小说中的先锋性已丧失殆尽,掌声响起之际也是先锋文学气数殆尽之时.所以,90年代是一个没有先锋的文学时代.     

当代西南地区少数民族诗歌创作的现代意识探析

20世纪 80年代中国当代少数民族诗歌创作对西方现代主义的接纳 ,是一次比中国汉语诗歌创作在西方文艺思潮影响下的现代化意义更为深远的交融。当时中国西南地区不少少数民族青年诗人与全国其他地域的少数民族诗人一样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步入诗坛的。他们以一种特殊的心理、特殊的情感历程和特殊的艺术视野 ,以一种原生的文化形态和一种尚未被现代文明异化的艺术直觉 ,在觉醒了的现代意识的观照下 ,重新审视民族的精神、文化 ,从而寻找民族生命本体里那些神秘而博大的存在 ,并透视了一种神奇的向往。他们在诗歌的主题、题材、手法、语言等方面都延展和更新了传统 ,以一种崭新的诗学观 ,开启了民族诗歌一种更高、更新的艺术境界。     

从建构到解构:当代知识分子题材小说叙事策略的演变

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当代知识分子题材小说的叙事策略发生了从建构到解构的骤变。"十七年"至1980年代初期,知识分子题材小说以宏大叙事、理想化形象塑造和集体记忆的书写为主要内容,建立个体命运与国家民族命运之间的同构关系,获取政治认同;1980年代中期以后,知识分子题材小说在叙事策略上呈现出明显的拆解意图,作家以对重大主题的规避、"反英雄"形象塑造和个人叙事立场确立了解构的叙事策略,体现了当代作家对知识分子身份认知的深化和个体意识的觉醒。1990年代以来,作家对知识分子精神价值过度消解,漠视理想和意义的存在,非但无法获得反思的深刻,也使小说陷入了祛魅的歧途。     

试论马克思主义民族观的产生、形成和发展

马克思主义民族观的形成,大约经历了半个世纪,其中大致又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为初创阶段,时限为从１９世纪４０年代初至１９世纪４０年代末,即《共产党宣言》的正式问世。第二个阶段为确立阶段,时限从１８４８年至１９世纪７０年代。第三个阶段为深入研究阶段,时限从上个世纪８０年代至恩格斯逝世。列宁、斯大林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民族观。分别以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为核心的中共中央三代领导集体,都对马克思主义民族观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马克思主义民族观是唯一科学的民族观     

延异与救赎——1990年代乡土诗歌回眸

20世纪90年代乡土诗歌是在80年代先锋艺术“去政治化”、“去意象化”的背景下涌现出的,其自身也经历一个由陌生化逐渐到亲切化的言说过程。90年代乡土诗歌有几个明晰的特点:从90年代初的家园回望血亲指认,90年代中期逐渐形成了地域性抒情史诗的谱系和意象体系的建构,由此拉开了地域特色、异域情调的序幕;90年代乡土诗歌还有一种致力于风景画、风俗画、风情画的审美追求,以“隐现”的艺术方法加入隐含寄寓,体现了深厚的人文情怀;最后,从90年代中期到后期,乡土真实时弊的一面浮现出来,乡土不再缄默,乡土诗人终于找到了自我的角色定位,以愤怒和挣扎抒写乡土的真实境遇,完成了乡土诗歌厚重悲凉的美学风格,也完成了乡土诗歌的自我救赎。     

中国现象学研究四十年——基于个人经历的回顾

自上世纪70年代末以来,中国现象学研究的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1)上世纪70年代末期至80年代中期,对现象学进行初步介绍和对其代表人物的思想作述评的阶段;(2)上世纪80年代后期至90年代后期,翻译现象学的经典著作,编译现象学家的选集,对现象学进行专题研究和比较研究的阶段;(3)翻译出版现象学家的文集乃至全集,深入地展开对现象学的专题研究和综合研究,把现象学与中国的文化传统作全面比较,并寻求在此基础上建立融入中国学者自己原创思想和具有中国特色的哲学理论,这是21世纪以来的发展态势。     

生态之思:新时期中国少数民族作家文学价值论

生态之思是新时期中国少数民族作家的思想中轴和总体指向,他们的创作赋予自然以主体性,有情观照其他物种,以生态异化现象批判现实的鄙陋与贪婪。少数民族作家的生态之思返归天人合一的文化根脉,铸就人与自然同源共生的生命哲学维度,寻求人类社会与自然环境的和谐发展。少数民族作家的生态书写具有强烈的神异色彩,具备非凡的审美品格,并为现实主义写作赋予浪漫主义的诗意和现代主义的奇崛,实现了现实主义内涵的审美增生。这正是新时期以来少数民族作家的创作对历史和文学的贡献,他们以生态之思表述历史、文化的真实,也以生态之思承载民族的、地域的文化特异,更以生态之思激扬文学当有之深厚情感与飞腾想象力,极大地开拓了生态写作的深度和广度。少数民族作家从自然出发的生态之思,正引领他们创造具有苍穹般浩瀚气度的文学世界。     

论当代西部少数民族作家的乡土伦理书写

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部少数民族作家创作以本土民族生活为源头,深切地探讨现代化进程中带来的家庭伦理、情爱伦理和人的正义观等人伦道德的嬗变,揭示当下道德变异和人伦困境。进入新世纪西部少数民族作家从关注现实人伦转向生态伦理的探索,提倡走近自然,保护生命的人文关怀。西部少数民族作家坚守民族文化立场,追求日常生活审美叙事的现实手法,又在世界文学背景的映照下,自觉地借鉴西方现代小说艺术手法。     

汉语写作如何造就了少数民族的优秀作品——以鄂温克族作家乌热尔图的作品为例

论文以鄂温克族作家乌热尔图的作品为例,揭示汉语写作怎样成就了少数民族优秀文学作品三个方面的独特价值.1.融文人创作和民间故事、传说蕴涵丰富的神话母题素及民歌为一体,为文学史家和民间文学研究提供了一种特殊的叙事性文本形态.2.汉语平台上民族文学中所描写的神话及民间传说、习俗地理特征等地方性知识得到了文学性表现,形成了各民族神话的比较机制及诗性智慧的再发现和启示.3.汉语写作的民族文学作品具有特殊的文化认同意义,民族文化身份认同表现为双重性和动态性.他留给我们的思考在于:在汉语写作平台上,民族作家如何才能在坚守民族身份特征的基础上,坚守作家的艺术生命?     

身份·视角·对话——浅论当代藏族作家的汉语创作

在文学领域,语言的选择不只限于工具性的意义,在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中,民族作家采用哪种语言作为创作语言,除了一般采用本民族母语外,更多地受到主体民族的语言价值、社会功能的掣肘。本文试图从双语身份、民族双重视角和文化对话等三个方面分析当代藏族作家的汉语创作。当代藏族作家以双语身份活跃在中华文学百花园中是历史的必然。当代藏族作家的汉语写作,客观上体现出一种双重视角,表现为不同文化的对话与交融,集中体现了当代藏族作家当下的＂在场＂意识,以及对自身民族文化身份的确认与重建。     

黎虎先生的学术道路与史学成就

黎虎先生从事高等教育近半个世纪,一直致力于中国古代史的教学与研究,在史学研究方面硕果累累,成绩卓著,是海内外颇有影响的著名史学家。纵观黎虎先生的学术道路,依其研究重心的变化和主要研究成果,大体可分为三个阶段:20世纪50年代后期至80年代初期,奠定了坚实的学术基础;20世纪80年代初期至90年代中期,集中研究魏晋南北朝史,取得了十分突出的成就,确立了学术地位;20世纪90年代中期至今,研究领域扩大到秦汉至唐代,完成了《汉唐外交制度史》《、汉唐饮食文化史》等多项开创性的力作,推进了学术发展。黎虎先生主编的《黎昔非与〈独立评论〉》一书,是一部属于中国现代史范畴的具有重要史料价值的著作,是一项特殊的学术贡献。     

台湾少数民族运动初探

从＂正名运动＂到＂民族自治＂,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台湾发生了一系列少数民族社会运动,体现了台湾少数民族在不平等的民族政策下对平等权利的诉求。在国内外原住民运动的大背景下,台湾持续爆发了原住民运动以维护其利益,保护原住民文化,这些少数民族运动推动着台湾的民族政治向前发展。     

少数民族社区教育研究--以云南为例

现代社会中的社区主要是城市的产物,民族地区的社区是以特定的地域为空间,以少数民族为主体的小型社会,即"民族社区",其社区教育的内涵、外延以及类型等都有自己独有的特点。在现代化进程中,少数民族社区教育关乎国家的发展、民族的共同富裕,应引起相应的重视。     

文化视野中的裕固族口头文本与作家文学（专题讨论）——裕固族作家文学述论

就新时期裕固族作家文学,应分三个方面作以扫描式观照：整体创作概况;代表作家的创作风貌;内在意蕴和审美特质。上世纪80年代是裕固族作家文学起步和探求发展的初潮期;90年代是全面发展、不断收获的涨潮期;新世纪初是向纵深发展并走向全国的续潮期。在民族文学界有影响力的作家包括铁穆尔、贺中、妥清德、贺继新、杜曼纳姆加等。裕固族作家文学具有普遍的文化寻根意识、深切的忧患意识和人类性主题的参悟,并浸润诗意的光辉。     

民族文学“民族性”的研究范式新议

随着民族文学的崛起,民族文学的"民族性"也逐渐成为重要议题。民族文学民族性倾向于与民族精神相联结,导致民族文学研究中文学与文化简单对接,并误导了民族作家的伪民族文化写作。民族文学民族性研究应从文本本身出发,民族性是民族文学作品中体现出来的一种风格或气质。文化与文学的互动生成民族性,需以作品为中心,讨论文化的各层面进入文学的途径和方式,以及在作品中的功能和意义。     

民族记忆危机的文学疗救——论1993年乌热尔图与扎西达娃的小说告别

1993年的当代中国文坛,两位少数民族作家乌热尔图和扎西达娃分别以中篇小说《丛林幽幽》和长篇小说《骚动的香巴拉》作为小说绝唱。他们经由记忆危机的故事讲述,引领读者穿越创伤记忆的历史黑夜,从记忆贮存、生命魔变和目光见证三个维度,缓解疗治自身及其民族共同体因遗忘、创伤而带来的心理焦灼。记忆的故事与告别的小说意味深长地构成了一对悖论性的存在,为了纪念的小说告别已然有了相当的文化重量和文学史意义。乌热尔图和扎西达娃的记忆危机写作,没有采取一般见证文学惯用的暴露叙事和现实主义艺术原则,而是与同时代的寻根文学一起,以高度饱满的魔幻化、寓言化的方式展开,彰显少数民族文学独有的审美风情和想象方式,为民族历史、民族文化张目。他们在1993年的当代中国文学地形图上留下了深深的足迹和苍凉的背影。宿命般地,为了纪念的告别成了两位小说家决绝悲痛的写作姿态和象征仪式。     

论20世纪中国新文学史著述范式的嬗变

20世纪中国新文学史的研究和写作实践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并隐含着三种著述范式的发展与嬗变:20~40年代的新文学史主要以语体/文化为中心,以科学性的进化论为内核,是新文学的合法化叙事;50~70年代的新文学史主要以作家/政治为中心,以阶级性的反映论为内核,是新中国的合法化叙事;80~90年代的新文学史主要以文本/美学为中心,以现代性的生成论为内核,是新时代的合法化叙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