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论汉武帝晚年政治取向——一种政治史与思想史的联合考察

汉武帝朝政治的核心内容是对外持续的大规模征伐、对内实行各种兴利政策以及严刑峻法的酷吏政治,三者前后相续、迭为因果,构成了武帝政治三位一体的有机整体。因此论及武帝晚年政策转折必须以这三者为主要考察对象。然而根据这个整体看《轮台诏》,以至整个武帝晚年的政治态势,都不能得出武帝对其政治方略有根本转折的打算,更没有转向"守文"即转向儒家政治的意向。武帝去世六年后的盐铁会议才真正开启了政策转折及"守文"的有力呼吁。而从进一步对武帝朝后的霍光主政时代诸项内外政治方针转换的详细考察中更可以看到对武帝统治方略的调整是一个缓慢、复杂的过程。我们既不可否认《轮台诏》有重民生的调整倾向,在一定程度上开启了政策转折,但也要看到其远未完成这一过程。     

卫太子狱辨

《历史研究》1984年第2期刊载了田余庆先生的《论轮台诏》一文,提出了许多精辟、独到的见解.使后学之人耳目为之一新,但文中有些提法.我以为尚有探讨的余地。田先生认为:“在武帝和太子并存的长时间里,朝廷中自然存在着两类官僚。一类是追随武帝的开边、兴利、改制、用法之臣,他们是多数;一类是拥护‘守文’的太子的所谓宽厚长者,他们是少数。武帝和太子既然各有一班为自己效力的官僚,他们的关系就超越了宫廷中的父子关系和个人权势关系,而具有朝廷中两种相矛盾的政治势力的性质。这两种政治势力的矛盾,在形势变化的时候,有可能激化起来,表现为武帝与卫太子的不可两立的抗争。”而恰恰是这一矛盾制约着武帝晚年“转变政策这件事情。”汉武帝晚年发生的巫盅之祸正是这一矛盾的总爆发。     

汉武帝晚年政治取向与司马光的重构

日本学者市村瓒次郎在1930年代依据《资治通鉴》的记载提出,汉武帝晚年发布的"轮台诏",体现了其治国路线的转变,正是依赖这一转变,使得已经动荡的西汉王朝得以保全。其后,中国学者唐长孺述及相关问题,亦持有同样看法。至1980年代中期,田余庆发表《论轮台诏》一文,更系统地论述说,汉武帝刘彻在其去世前两年,大幅度转变政治取向,由横征暴敛,穷兵黩武,转向所谓"守文",从而"澄清了纷乱局面,稳定了统治秩序,导致了所谓‘昭宣中兴’,使西汉统治得以再延续近百年之久"。这一重大论断,引起中国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和高度赞誉,产生了相当普遍的社会影响。其实上述论断不能成立:(1)见于《汉书·西域传》记载的所谓"轮台诏",只是一种调整对外作战策略的权宜之计,而不是从根本上转变汉廷的政治路线;(2)市村瓒次郎、唐长孺和田余庆诸人认为汉武帝晚年的治国路线出现了重大转变,主要依据的史料是《资治通鉴》,而《通鉴》相关记载不见于《史记》、《汉书》等汉代基本史籍,而是出自南朝刘宋王俭著的小说《汉武故事》,完全不可信据;(3)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采录《汉武故事》,是刻意构建符合其政治需要的汉武帝形象;(4)进一步追溯,可以看到,王俭在《汉武故事》所塑造的汉武帝形象,是基于他对宋文帝刘义隆与太子刘劭之间政治斗争的感情倾向,有意而为。(5)《汉武故事》中的汉武帝形象,虽属艺术创作,但在西汉的历史上自有原型可寻。     

西汉巫蛊之祸发生的原因及其影响

通过大量文献资料分析了西汉时期巫蛊之祸发生的原因及其影响。分析认为,巫蛊之祸是西汉社会矛盾日趋激化尖锐的产物,不仅给汉武帝时期的政治、经济、军事造成巨大影响,致使汉武帝探索治国理念付出了重大代价,同时危害了西汉时期学术思想和意识形态的建立。     

试论汉武帝的移民屯垦政策

移民屯垦,是汉武帝时期为抵御匈奴,保卫边防而大力推行的一项战略措施,同时也是汉武帝解决战时财经困难的辅佐政策和用以稳定封建统治秩序,巩固中央集权制度的重要手段。从元朔二年(前127年)“募民徙朔方十万口”第一次大规模移民实边始,至征和四年(前89年)武帝下哀痛之诏罢戍轮台止,这一政策实施了近四十年,其维持时间之长,移民人数之众,屯垦范围之广以及收效之显著,前无古人。所以     

从巫蛊术看汉武帝皇权政治

巫术渗入权术是汉武帝皇权政治的一大特色。武帝时期爆发的三次巫蛊案并非偶然事件,是精心策划的家族较量、政治斗争。作为汉武帝时期影响政局变化的大事件,不仅体现出各个政治集团内部的权力争夺,更是武帝加强皇权统治的权变之法。巫术只是外衣,以巫术这种令人恐惧、敏感的方式来平衡皇权与外戚、朝臣的关系,是武帝皇权政治的独创手段。利用新外戚打击旧外戚达到巩固皇权是武帝皇权政治的核心。透过武帝对巫蛊术的利用也为研究西汉社会信仰与国家政治的关系提供了一个观察视角。     

哲学社会科学新成果荟萃之五

一、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博士刘永涛 ,在《复旦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 2 0 0 1年第 3期上发表了《文化与外交 :战后美国对外文化战略透视》一文。该文从战后美国对外文化战略的形成、发展和实施的情形 ,以及这一战略在不同时期的基本特点 ,总结出战后美国一直存在着一种有计划、有目标、有具体实施手段的对外文化战略 ;它扎根于美国的历史经历、信念和国家神话之中。二、武汉大学人文科学学院哲学系博士生杨建委 ,在《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 ) 2 0 0 1年第 3期上发表了《论认识和把握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的根本途径》一文。该文认为…     

浅析武帝朝巫蛊之祸对宗法制的破坏

巫蛊,是以民间礼俗迷信作为观念基础而施行的加害人的一种巫术形式.这种民间的巫术侵入上层社会后造成了严重后果.巫蛊之祸即是发生在汉武帝统治晚期的一场政治风波.这场风波对西汉政权组织形式、权利的分配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卫太子冤狱昭雪与西汉武、昭、宣时期政治

卫太子冤狱的昭雪过程与西汉武、昭、宣三朝政治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巫蛊之祸”是汉武帝为翦除卫太子刘据势力集团而精心策划的一场政治阴谋。此后,围绕着卫太子昭雪事件,武、昭、宣三代君王各自采取了不同的策略。武帝虽然给卫太子昭雪,但不甚彻底；昭帝嗣位后,对卫太子案漠不关心；宣帝上台以后终于使卫太子冤狱得以昭雪,与此同时,宣帝也借昭雪事件培植了一大批亲己势力,这股势力在牵制和铲除霍氏势力、维持宣帝的统治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它也无形中助长了外戚势力的日益膨胀,预示着外戚专权时代的到来。     

从“轮台诏”到“盐铁会议”——以《盐铁论》观西汉中后期对匈奴政策的重大转变

从公元前89年汉武帝颁布《轮台罪己诏》,到公元前81年汉昭帝召开的“盐铁会议”,标志着汉武帝、汉昭帝之际对匈奴政策转变的开始,即由“武折”为主,转为“武折”与“德怀”二者相结合。这一转变自轮台诏肇始,以盐铁会议及桑弘羊被诛标志其完成,既是对前代民族政策的吸收和继承,又是汉前期处理匈奴问题的经验总结,并为后世中原王朝处理民族关系提供了重要范式。     

再谈唐代轮台问题——兼与林必成同志商榷

关于唐代轮台的地理位置问题,究竟在南疆还是在北疆,经过海内学者们的探讨、研究和论证,意见逐渐趋向一致了,即大多数同志认为,唐代轮台在北疆北庭都护府界内。现在的问题是,在北疆的那个地理方位?大体相当于现在的什么地方?由于史料和考古发掘资料之不足证,却仍然众说纷纭,迄无定论。《文史哲》一九七八年第五期,曾发表拙著《岑参诗中的轮台及其它》一文,谈到唐代轮台地望当在今米泉县境内。同年十一月出版的,由复旦大学历史系历史地理研究室修订的《辞海》地理分册,历史地理轮台条说:“古县名。唐贞观中置。治     

汉武帝时期的“儒学”与“儒术”

<正>汉武帝一生,本以武功名世,然《汉书·武帝纪》赞语所及,竟全系武帝之文治成绩。细察班固所总结武帝朝之文治成果,其主要内容实即所谓“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按此八字实为近人易白沙所总结（参见王文涛《“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语主再考辨》）,非时人之语,因而今人对此总结是否准确亦有争议。     

论《列朝诗集》的编纂始末及其托意微旨

钱谦益《列朝诗集》一书从编纂到刊刻,历时数十年。其间,钱谦益因党争之祸而仕途多舛,并因降清之举大受世人诟病,而此书的真正完成,是在钱谦益降清之后。通过对《列朝诗集》编纂起末的考察,不难发现钱谦益以诗存史之目的和复明赎罪之意图。     

王符的嫉妒论

王符《潜夫论》中的嫉妒论，是继王充之后最为完整的嫉妒论，它们是人类思想史上专题研究嫉妒问题的开山之作。王符的嫉妒论基本内容包括：嫉妒的一般特征及其规律、嫉妒的祸败、嫉妒的救治等，对这些问题王符作了比较系统、深刻的论述。     

汉武帝与"巫蛊之祸"

针对西汉频繁出现的以"巫蛊"杀人的事件,本文力图透过事情的表象,以最典型的西汉武帝时的"巫蛊之祸"为例,分析其更深层次的因素.本文从汉武帝的生存环境对他的影响,统治中遇到的一系列难题,易储想法的形成与实施等方面阐述和揭示出,用巫术只是手段,为政治目的服务的手段.     

谈司马迁《报任安书》

一、司马迁对汉武帝的态度与李陵之祸 信中说的在李陵之祸前,作者是“绝宾客之知,亡室家之业,日夜思竭其不肖之才,务一心营职,以求亲媚于主上”,这不是作者的故作甚辞,而是真实的有史可据的。 司马迁初仕为郎中,入仕后不久就得到了汉武帝的尝识。据《汉书、东方朔传》武帝曾认为司马迁是属于“公孙丞相、倪大夫、董仲舒、司马相如”等同一等的人物,“皆辩知门     

《文心雕龙》与《文选》论体观辨析

《文心雕龙》与《文选》都非常重视论体文。刘勰看到了玄学论文是魏晋论体文创作的主流,但《文选》显未反映这一事实。其中原因主要在于:一则《文选》所重在文辞富赡之作,《文心雕龙》则更重论体文的"理"性特质;二则萧统选文重视浸濡了儒家思想的篇章,所选论体文都有关国家政治、世道民心,刘勰一向重视各种学术思潮,自然包括玄学思潮对文学的影响,突出了论体文与魏晋学术的深刻关联。     

蒋济与《万机论》

蒋济历任曹氏四朝，基本与曹魏政权相始终。魏文帝时，蒋济以《万机论》进上，得到赞赏。蒋济偏重儒家思想，同时也是一位思想活跃的政治家，《万机论》体现了诸家思想并存的特点。     

晋武帝立嗣及其斗争考论——以齐王攸夺嫡为中心

西晋之治乱存亡 ,与武帝立嗣及由此引发的统治集团的斗争密切相关。在此过程中 ,齐王攸夺嫡问题尤为关键。武帝当政前 ,其继嗣位曾受到其弟攸的威胁 ,故其称帝后即以子衷为太子 ,以断绝攸进位之望。然衷弱智 ,无法理政 ,朝臣屡议废之 ,并提议以齐王为嗣。这触怒了武帝 ,在杨皇后及贾充党与的操纵下 ,武帝不仅确定以惠帝为嗣 ,而且逼迫齐王攸就国 ,致使其愤恨而死 ,同时对拥戴齐王的“清议派”士大夫进行严厉打击 ,激化了统治集团内的斗争 ,留下了无法克服的隐患     

主父偃献策推恩与汉武帝下推恩令应为元朔二年辨

高敏先生在《武帝令诸侯王自裂地分其子弟之制的创立年代质疑》(以下简称《质疑》,文见《秦汉史论集》,中州书画社1982年版,第380—382页)一文中对司马光认为“主父偃的建议、《王子侯表序》所载的推恩令及《武帝纪》所载的元朔二年春正月诏,同发生于一年,三者所指是同一回事”提出怀疑。他认为:“主父偃的建议‘令诸侯得推恩分子弟’之事,应发生于元光元年之后和元朔元年之前,即公元前134年之后和公元前128年之前。旣然主父偃献策于这段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