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财政扶贫与区域均衡发展

本文从国际扶贫一般经验和中国贫困与扶贫的独特特征两个层面分析了财政扶贫对与区域间均衡发展的重要意义,政府的任何反贫困措施都毫无例外地会对区域均衡发展产生或直接或间接的积极影响。而政府财政扶贫的区域均衡机制是多方位的、多途径的,政府专项扶贫资金的不同性质具有不同的作用机制,不同扶贫方式的选择也直接产生不同的作用机理。     

对我国农村反贫困体系的思考

近年来,越来越严重的犯罪问题和群体性事件对我国农村的反贫困提出了紧迫性要求,而我国以扶贫开发为主的反贫困政策导致反贫困的不完备性,扶贫政策只能解决一部分个体的一部分贫困问题。由于政府责任缺失,我国农村社会救助体系建设与运行状况不理想。我国农村的反贫困体系应该包括扶贫开发、社会救助和产业救助三个方面。     

析中国经济均衡发展战略的两大问题

实现中国经济均衡发展,首先应完成“扶贫攻坚”计划。而欲达此目的,必须对贫困范围进行科学的划定,对解决方法进行合理的选定,对“扶贫计划”进行利弊得失的评估。其次,应走东西部共富、反贫困、可持续发展新路。一是进行有中国特色的中、西部开发。二是制定切实可行的扶贫措施:调整农业的单一生产结构;立足本地资源,发展乡镇企业;建立多元所有制结构;明晰产权关系,加速资源开发;建立市场经济中介组织,引导农民进入市场;探索异地扶贫;探索扶贫贷款资金的有效使用方式;处理好东部与中、西部的关系。三是转变与市场经济不相适应的观念和作风,加快脱贫步伐。     

应对经济新常态与发展型社会政策2.0版——以社会扶贫机制创新为例

经济新常态将会为社会政策带来新的挑战和创新机遇。以反贫困政策为例,为适应新常态,必须创新社会扶贫机制。新机制在理念上应当特别注重资源动员、提高效益、强根固本,因此要注重社会扶贫、扶贫措施精准化和提升贫困人口能力这三个方面。基于中国实践和日本"六次产业化"经验,文章提出的社会扶贫机制的基本框架突出了贫困群体能力的提升以及为提升这一能力所需要的扶助措施。为了创新机制的落实,需要在政策上注意社会动员、建立社会扶贫的调查系统、对企业参与扶贫提供税收优惠。社会扶贫创新的理论意义是:为社会政策的工具箱增添了经济性工具;也因此,它颠覆了社会政策非经济性的定性,从而将发展型社会政策推向2.0版。     

论民族地区反贫困目标瞄准机制的建构

"瞄而不准"是我国少数民族地区扶贫行动的固有弊病.要修正该目标瞄准偏差,需要对民族地区的反贫困目标瞄准机制进行重构.依托少数民族贫困地区的地理、人文特性,从四个方面融合地域特性建构其反贫困目标瞄准机制:提高民族地区的贫困线标准;在穷人识别设计中引入土地指标;在穷人界定与细分标准中引入性别敏感指标;建立容纳穷人参与的穷人识别机制.     

易地扶贫搬迁过程中多元主体间的利益分化与关系重组*——以巴村为例

农村基层项目扶贫实践中,多元行动主体间的利益博弈直接影响村落社会关系结构。巴村的易地扶贫搬迁事件表明,从扶贫资源下乡后产生的贫困户资格之争到易地扶贫搬迁项目落地的搬迁名额争夺,村庄多元主体间的利益分配出现明显分化,这种分化造成了村庄社会关系重组,村落社会治理失序。在农村反贫困进程中,要使扶贫项目成为优化村落治理的有效手段,就应坚持以贫困群体为中心,兼顾基层政府的行政意志和村庄整体利益的统一,并在相互信任与互利合作的基础上重建乡村社会的伦理关系秩序。     

新时期特殊类型贫困地区扶贫开发问题研究

特殊类型地区依然是我国贫困的重灾区和扶贫主战场.研究特殊类型贫困地区贫困状况及其新情况、新特点、新问题,探索新形势下反贫困新思路、新机制和新措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新时期要解决集中连片和特殊类型贫困地区发展问题,需要加大对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发展的扶持力度,形成反贫困的区域新格局.增加特殊类型贫困地区扶贫资金投入,围绕提高瞄准度和扶贫效率实现扶贫机制创新和模式创新.     

2020年后乡村反贫困治理转型探析

精准扶贫政策自实施以来,我国乡村反贫困工作成效显著,但是从长远来看2020年后乡村反贫困仍然任重道远。在乡村现代化转型与乡村治理紧密结合的学术与实践背景下,本文从反贫困治理目标的理论表达和现实张力出发,揭示出反贫困治理突出治理技术维度,并将贫困群体对象化为需要改造和规训的群体,以及在这一逻辑前提下反贫困治理所面对的实践困惑与具体表现;试提出2020年后反贫困治理转型的方案:克服二元认识视角,重塑经济与文化、技术理性与文化价值间的关系,构建反贫困共同体格局。     

从陕甘宁边区到解放前甘肃老区的扶贫工作回顾

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陕甘宁革命老区脱贫致富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2015年5月6日甘肃省委、省政府在庆阳市召开了甘肃革命老区脱贫致富工作会议,凸显了革命老区扶贫工作的重要性。文章回顾总结从陕甘宁边区到解放前甘肃革命老区的反贫困工作的经验,旨在为当前甘肃革命老区的双联行动和精准扶贫工作提供可供借鉴的经验。     

走文化扶贫之路--论文化贫困与贫困文化

我国的反贫困走过了"输血"救济和"造血"开发阶段,但都未取得成功.本文指出文化贫困从根本上说是产生贫困的主要根源,而"贫困文化"则是文化贫困的直接后果.要想根治贫困,必须从贫困的主体--"人"入手,走文化扶贫之路.     

社区主导型发展与合作型反贫困——世界银行在华CDD试点项目的调查与思考

社区主导型发展是一种适用于农村基层社区的上下合作式新型反贫困治理结构.新阶段农村扶贫开发中推行社区主导型发展可以提高扶贫资源响应农民需求的效率,增强农民和基层社区的发展意识和反贫困能力,推动长效反贫困机制的形成,但也面临着贫困瞄准、"搭便车"和社区发育等方面的问题.     

走出中国农村反贫困政策的困境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的反贫困工作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同时应当看到,目前农村反贫困政策实际上陷入了某种困境。主要表现为城乡之间扶贫政策的明显差别,非农就业的沉重压力,现有开发式扶贫的局限性,失地农民的贫困以及极端贫瘠地区扶贫行动的低效。如何使中国农村反贫困政策走出困境?首先必须确立起让全体社会成员共享社会发展成果的基本理念。在此条件下,针对中国农村反贫困政策的困境,确定应对思路。     

本土民间组织参与扶贫开发的行动特点及发展方向——以贵州省某民间组织为例

民间组织是我国社会扶贫的重要主体.本土民间组织参与的扶贫开发在扶贫介入、选择、实施和管理过程中产生了官方影响与民间自觉双重路径融合的行动模式,区别于传统民间组织与政府的合作扶贫或独立扶贫.同时这一行动模式也使民间组织在扶贫资金来源、扶贫模式及合作关系上表现出一定的特殊性,并进一步影响其在社会扶贫中的定位和发展方向,即规避组织的行政异化以及作为社会扶贫中介者、调和者、创新者和引导者角色的生成.     

高山农民"下山脱贫"与政府扶贫职能探析--浙江省武义县农民"下山脱贫"的反贫困模式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反贫困事业所取得成绩受到了世界瞩目。但反贫困的任务依然十分沉重。近十年来浙江省武义县创造的“下山脱贫”的经验,对解决生活在生存环境恶劣地区的贫困人口的脱贫致富问题,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本文在总结武义县脱贫经验的基础上,深入探讨了政府的扶贫职能问题,并提炼出了政府扶贫职能的一般性特点,以期为当前各级政府开展反贫困工作,提供可借鉴的对策和思路。     

现阶段中国城市的贫困问题及反贫困政策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市贫困问题日益成为一个重要的社会问题,为此,各级政府在城市反贫困方面采取了综合性的行动。本文较系统地分析了现阶段我国城市贫困的现状、原因和特点,总结了我国城市反贫困政策和行动体系,在此基础上分析了我国城市贫困问题下一步可能的变化情况,并提出我国未来城市贫困的若干政策建议。本文认为,我国现阶段城市贫困问题主要是由于市场经济转型及经济全球化的影响。随着现阶段具有转型期特征的城市贫困问题逐渐缓解以后,下一步的城市贫困问题将可能朝着更加长期化和稳固化的方向发展。因此,针对城市贫困问题的未来发展趋势,我们应着力加强和调整城市反贫困的行动。     

无障碍战略与残疾人扶贫问题研究

残疾人贫困的关键原因在于社会层面的排斥阻碍了残疾人社会资源的获取。无障碍战略的建构、实施与残疾人扶贫脱贫效果息息相关。残疾人要想摆脱贫困,必须实现对社会资源的无障碍获得,无障碍扶贫战略的建构与实施刻不容缓。在无障碍战略的指导下,残疾人扶贫要统筹推进,不断打破扶贫观念、制度、政策、服务等方面的障碍,使残疾人能够平等地享有社会公民权和社会资源,从而摆脱贫困,实现全面发展。     

经济法视野下的扶贫

扶贫是我国长期要解决的问题,本文先是从经济法理念的角度,将扶贫与经济法对接,然后指出经济法在解决贫困问题上优于其它部门法。接着说明我国扶贫的现状,分析现有扶贫的不足,最后以经济法为主体,构建扶贫法的框架。     

论我国的扶贫治理:基于扶贫资源瞄准和传递的分析

虽然我国扶贫瞄准单元经历了从县到村再到户的不断精确转变,但是在实际上,扶贫资源瞄准偏离的困境却一直没有得到有效改善。一方面,扶贫资源瞄准与传递背后的治理和管理机制容易造成资源的使用与贫困人口的实际需求相脱离;另一方面,社会阶层分化和基层社会治理结构往往导致"精英捕获",以上两个原因使我国扶贫瞄准机制面临治理困境。     

我国城镇贫困之新特征及对策

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城镇贫困问题日益严重,导致的社会问题进一步突出,进行城镇贫困和反贫困研究,实施有效的社会救助举措和城镇反贫困战略,对维护社会稳定和社会公平,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大意义。本文通过分析我国城镇贫困状况的新特征,进一步提出要实现研究视角的转化,采取综合性对策。     

基于乡村文化资源开发的产业扶贫路径探析

传统扶贫理念和模式多以外部资源输入推动为主,而忽视了乡村自身资源的文化经济价值,由此导致扶贫内生动力不足、扶贫项目与当地生产生活系统脱嵌、扶贫效果不明显或难以持续等问题。乡村文化资源所蕴含的独特多元价值,为贫困地区的产业扶贫提供了潜在资源要素和内源式发展动力。新时代应当转变过度依赖外部要素输入的扶贫理念,将乡村自身拥有的资源作为产业扶贫的驱动要素,挖掘、利用、整合乡村特色文化资源,创新产业扶贫开发模式,以文化力推进产业融合开发,有助于增加农民收入,激发内生动力,实现富民育民的扶贫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