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方发展援助:国际公共产品与传统发展援助

官方发展援助(ODA)的性质如何定位?在其传统发展援助的功能之外,是否还有并应该具备国际公共产品提供的特征?如果有,两者的关系与比例分配应该如何确定?这些问题都是发展财政与国际财政必须研究的重要课题。本文基于1997-2007年间发展援助委员会(DAC)19个成员国的面板数据,来分析在ODA中国际公共产品与传统发展援助两者的比例关系,讨论国际公共产品比重增大条件下对传统发展援助存在的重合效应或挤出效应问题。在这些实证研究的基础上,基于发展财政与国际财政之辩证观,本文从国际范围与我国国情两个视角对ODA的发展与我国相关政策的运用提出了建议。     

国际援助的多样性与共同性——一种全球的视角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国与国之间的援助关系快速发展，援助主体层出不穷，国际援助领域出现了主体多元化、目标多样化、机构多重化等特征。不同的援助主体之间既相互矛盾、相互对峙，也相互交织、相互交流、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甚至在国际发展合作领域里出现了方式和理念趋同的现象。从国际援助的主体和目标、运行与方式，以及互动和趋同的背景、原因等多重视角，可以认识无政府条件下国际援助的多重规律及援助主体之间的相互关联，有助于在多元的国际援助世界中坚持独立自主和优势互补，促进发展共同体乃至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     

欧盟对外援助政策及其在中国的实践

对外发展援助是国内政治的拓展,是推行其外交政策的工具,是战后国家关系的一个重要方面.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援助提供者,欧盟对外发展援助政策经历了一个产生、发展和革新的过程,欧盟对外发展援助在攫取自身利益的同时也不可否认地促进了受援助国的发展与稳定及全球利益.欧盟对外援助政策在中国的实践就明显地体现了其外交政策的价值取向,是实现欧盟对外政策整体目标的政策工具之一.     

论"一带一路"建设中的 民心相通与中国对外援助政策选择

民心相通是"一带一路"建设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的重中之重,当前中国主要采用人文交流的方式推动民心相通。本文从对外援助的视角研究如何利用对外援助促进民心相通。通过分析"一带一路"下中国对外援助在援助政策、援助项目、合作模式、援助地区、援助方式等方面的变化,研究中国通过对外援助促进民心相通的优势及障碍,总结中国在援助前提、援助时机、经验价值、受援压力等方面具有利条件,以及在援助地区、援助期限、援助对象、援助方式等方面的不利因素,最后提出中国援助应处理好三个矛盾,即大量援助需求与中国发展中国家现实的矛盾、援助给"鱼"与给"渔"的矛盾、援助给"政府"与给"人民"的矛盾。     

中国对外援助能够促进受援国的贸易发展吗?——基于非洲16个受援国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作为一个新兴援助国,中国对外援助及其援助模式的有效性备受关注。在系统梳理中国对外援助与受援国对外贸易之间理论机制的基础上,采用非洲16个受援国2002~2011年的面板数据,首次研究了中国对外援助与受援国对外贸易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中国对外援助能够显著增加受援国对中国的出口总额,但其影响存在倒"U"型"门槛效应";会降低受援国的出口多样化水平;与援助相比,受援国的经济发展水平、人口、自然资源是其对外贸易发展的主要决定因素,而且人均收入水平与出口多样化之间呈现明显的倒"U"型关系。     

欧盟对外援助之“人权导向”对非洲的影响

人权是欧盟的核心价值之一,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人权导向"成为欧盟对外关系一个显著的发展趋势.出于自身利益需要,欧盟在第四个<洛美协定>中,将人权条款系统性引入其对外援助政策.欧盟对外援助之人权条款在非洲的实施,因欧盟奉行"双重标准"的做法损害了人权条款的一致性和公正性,但客观上对非洲国家人权发展与民主化进程,以及非洲和平与稳定起到了外力推动作用.     

国际发展援助中的妇女待遇及妇女的中心作用

始于二战后的国际发展援助在推动发展中国家现化代进程的同时,却造成了发展中国家妇女的日益贫困。在女性主义学者构建的社会性别分析语境下,妇女发展逐渐成为国际发展援助的中心议题之一。随着减贫、可持续发展、善治及社会性别平等成为国际发展援助的优先目标,女性主义对发展援助与妇女参与减贫、可持续发展及公共治理之间关系的研究,不仅能够提高发展援助的有效性,而且也是对发展援助研究的丰富和发展。     

八国集团框架下的对非洲援助

八国集团是现有国际政治经济治理体系中的核心力量集团,也是西方主要大国协调对非洲援助政策的平台.八国集团框架下的对非洲援助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从最初的服务意识形态之争,到目前的以解决全球性问题为主,其核心战略目标始终围绕着援助国的战略利益而考虑.非洲国家与八国集团在援助议题、援助责任和非洲发展三方面的认识上存在分歧,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八国集团框架下对非援助的有效性;其作用主要体现在援助的适用性、可持续性和协调性上.     

新中国引进外资政策与日本对华政府开发援助

建国初期,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领导集体提出了积极开展对外贸易的发展战略,制定了主要同社会主义国家也包括日、美等资本主义国家发展对外贸易的政策。随着中苏关系的恶化,毛泽东过分强调＂＂自力更生＂＂的作用,在文革期间,新中国引进外资工作陷于停顿。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将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坚持改革开放,调整引进外资政策。以日元贷款为主要内容的日本政府开发援助是日本对外经济合作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日本对华提供政府开发援助主要出于经济、地缘等因素的考虑。日本对华政府开发援助的实施是中国改革开放与日本经济利益的历史性交汇。没有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集体领导下的改革开放,就不可能有日本对华政府开发援助的实施。日本对华政府开发援助是中国引进外资政策的成功,也是中日经济互利共赢的结果。     

中国对外援助对经济增长影响的实证研究

基于中国1985—2014年度数据,实证分析中国对外援助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发现:中国对外援助对经济增长的直接影响是负面的,对外援助通过扩大出口间接促进了经济增长,两者均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劳动力、国内投资、人力资本、FDI、出口、进口、制度与经济增长均为正相关关系。在适当扩大对外援助总量同时,重点优化对外援助结构;增加研发投入,提高中国自主创新能力;鼓励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并加强政府宏观指导。     

“变”与“不变”：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发展的内在逻辑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本质特征、发展历程与未来指向,决定着其自身蕴含着丰富的辩证智慧。一方面,从比较视域透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经济结构、政治体制、价值选择和对外关系等方面是其根本性变化之处,与西方国家存在本质性区别;另一方面,从自身发展的内在逻辑出发,对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加以审视和剖析,其指导思想、领导核心、发展理念和伟大梦想等实质内容依然保持相对稳定且难以改变。科学地认知和把握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所蕴含的辩证关系,需要正确处理“变”与“不变”之关系,在“万变”之中把握“不变”之内容,以“不变”之内容应对“万变”之挑战。     

南京开放型经济:现状、环境与发展对策

90年代以来,南京开放型经济发展成绩斐然,对外贸易、国际投资和对外经济合作齐头并进,全面参与国际经济竞争的框架基本形成.但随着21世纪的来临,南京开放型经济发展的国内外环境发生了很大变化,经济全球化趋势的加强、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中国即将入世及国内买方市场的形成,使南京面临的国内外竞争日趋激烈,开放型经济发展的思路也需要相应调整.本文在对以上问题进行分析的基础上,对南京服务业的对外开放、外贸发展战略调整、扩大利用外资与对外投资、高新区发展等提出了自己的政策建议.     

论艾森豪威尔第一届政府对外援助政策的调整

艾森豪威尔政府上台后,秉承了共和党的传统经济政策,即紧缩政府财政开支,限制政府开支规模;在对外经济政策上,则是力主自由贸易政策,削减对外经济援助规模,实行所谓的"贸易而非援助"政策.在艾森豪威尔第一届政府时期,不仅对杜鲁门政府时期对外援助机构做了重大调整,而且大幅度削减对外经济援助的规模.艾森豪威尔政府对外经济政策的调整,除了受共和党传统政策的影响外,另一重要原因是意识形态因素的困扰,即美国经济援助是否应该用于帮助受援国发展国有经济.     

论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第三支柱——“9·11”以来美国ODA政策的调整与评估

"9·11"事件发生以后,反恐战争的需要推动美国开始重新重视发展援助问题,并逐渐将其上升到国家安全战略支柱的地位。在过去十多年的时间里,由于军事手段的局限性、国家实力的相对下滑,再加上全球性问题的凸显和援助竞争的出现,美国大幅度增加了发展援助的额度,在援助地域上更加向撒哈拉以南非洲为代表的最不发达国家倾斜,在援助领域上更加重视对教育、人口、健康和良好治理等社会领域的投入。在援助质量上,美国ODA的赠予指数、最不发达国家援助比率等指标也得到显著提高。ODA也有力支撑了美国的外交和军事行动,增强了美国全球治理的能力,影响了欠发达国家的发展模式,增强了美国的软实力。不过,美国的ODA政策明显受制于其经济实力的不足和援助条件的苛刻,同时也难以在美国与新兴大国之间的安全竞争方面发挥正面作用。     

从发展理念和发展方式解读能源安全

唯GDP政绩观及由此形成的选人用人机制造成的错误导向促使我国片面追求经济数据,导致产业结构出现逆向调整和粗放式经济增长,致使人口与资源关系紧张、环境恶化、单位经济产值能耗数倍于国际平均水平。在日益复杂的国际环境中,对国际市场的过度依赖已经成为国家安全中的隐忧和战略竞争中的脆弱点。解决能源和能源安全问题必须首先立足于国内,既从能源本身入手,更要在能源之外探索出路,从不切实际、不顾经济发展规律和社会需要而一味追求高速度、高指标等长久以来并未从根本上改变的陈旧发展理念的束缚中解放出来,通过降低能耗和对外依存度,提升能源安全。     

美国霸权、中国的和平发展与中美关系

冷战后国际体系的两个突出特征是美国霸权主导的单极世界与中国的迅速发展。中美两国在当前的国际体系中既存在着结构上的战略矛盾,但由于美国霸权自身的局限性以及中国在迅速发展过程中国内面临的种种困难,特别是中国经济很强的对外依赖性,又使得两国之间的结构性矛盾不至于演变成为无法控制的大规模冲突。由于中美关系之间这种矛盾与合作并存的复杂性,两国关系近年来表现出十分明显的、周期性的起伏不定的突出特点。从近期来看,中美两国在各自的核心利益上并不存在根本冲突;从长远来看,中美两国避免冲突、加强合作符合各自的国家利益;同时,国际政治中权力本质的变化也将改变国际体系中权力分配的变动必然导致大国之间发生冲突的传统认识;另外,外交可以发挥重要的作用,以和平方式促进两国各自的国家利益。     

“一带一路”绿色发展理念的海外认知与传播

共建绿色“一带一路”是中国为参与国际合作、促进全球绿色低碳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所提出的中国方案。绿色发展理念是在气候危机严峻、全球环境治理体系转型时期驱动“一带一路”倡议进一步走深走实的重要依托。然而，在地缘政治格局重塑与国际传播语境嬗变的背景下，“一带一路”绿色发展理念的国际传播情势也面临挑战。而许多有代表性的国际组织、海外媒体、海外学界、国际智库等不同类型的传播主体，通过权威性、大众化、学理性、专业化等不同特点的传播方式，对“一带一路”绿色发展理念的内涵、模式、意蕴进行阐发，推动了国际社会对这一理念的认知与认可。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不断推进，绿色发展理念的海外宣传工作必须统筹国内与国外两路资源，充分调动海外传播主体的积极性，发挥海外传播资源的优势，推动构建内外联动的全方位、多层次、持续化的中国理念海外传播体系，从而增强“一带一路”绿色发展理念在国际社会的影响力与吸引力。     

冷战后美国对蒙古国的“民主援助”：战略动因与实施路径

冷战刚结束,美国抓住蒙古国社会转型的时机,运用政策工具试图加强与蒙古国的双边关系、有效介入蒙古国意识形态的重塑、拓展本国在东北亚地区的地缘战略利益。“民主援助”便是其中的重要工具,美国以选举援助、政党援助、国家机构建设援助、非政府组织发展援助为主要实施路径,以项目支持、人员和技术培训、公民教育等形式提供西方民主经验和模式。“民主援助”加快了蒙古国转向西方民主政治制度的步伐,支持其在大国间实施“软平衡战略”,为美蒙“第三邻国”关系的确立构筑了“价值基础”,拓展了美国在东北亚地区“价值观联盟”,但同时对该区域内安全和合作增添了复杂性和风险点。     

“一带一路”倡议与国际制度体系转型——基于国际议程、规则、规范三个维度的分析

"一带一路"是中国在国际制度体系中从参与者向塑造者和引领者转型的关键节点上提出的区域发展倡议,也是影响国际议程设置、国际规则调整和国际规范演化的重要变量。倡议实施五年来,通过与沿线国家和地区的对接合作,"一带一路"建设已经被纳入现行制度体系的议程之中,并通过与各方共享规则制定权的方式,成为引导国际规则向更加公正合理方向调整的积极力量。同时,"一带一路"倡议蕴含的共商、共建、共享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指导理念为国际规范演化注入了中国元素,推动国际制度体系向更加多元、开放、包容的方向发展。     

包容性发展视域下中国参与区域经济合作的路径选择

参与区域经济合作是中国非常重要的国际实践,中国发展阶段的转换揭示这一实践必须以包容性发展理念为指导.包容性发展是机会均等的发展、多文明共存的发展、和平共赢的发展、人与自然和谐的发展,其核心是公平与正义,而全球发展公正性是其精神实质.以包容性发展理念来审视,中国参与区域经济合作的实践正面临诸多挑战:中国参与区域经济合作的实践屡屡被错误解读,频繁遭遇不公平待遇,环境与气候问题使中国面临生态伦理考验,而中国自身的实践也有待进一步反思.因此,中国在参与区域经济合作时,应坚持以包容性发展理念为指导,学会向世界解释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坚持和平发展,利用不同层次的国际舞台为发展中国家谋取公平发展的机遇,在未来的区域贸易安排中力求实现利益均衡和强化规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