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革命”时期陈独秀的现代白话文倡导

陈独秀在五四时期的现代白话文倡导,主要是在于为"白话语言"建立一个现实浓厚的政治与革命的意识形态内涵,为现代白话建立一种特定的意识形态特质——这些内涵与特质对日后新文学及其语言的发展影响至深。在以白话为载体的新文学开拓的空间上,陈独秀的现代白话倡导表明一个真正意义之上现代的中国文学的诞生,并使之成为时代文化政治高度的重要事件。由陈独秀的种种观点,可以看到现代白话构成了中国社会之中的政治、经济、社会、道德等诸多方面的语言媒介,从这个角度说白话文奠定了"现代中国"及其言说方式。     

陈独秀对中国传统伦理文化批判的特色及其成因

本文考察了五四前期陈独秀对中国传统伦理文化的批判 ,通过对陈独秀与胡适在批判和否定传统伦理、文化的异同 ,论述了陈独秀伦理批判思想的特色及其形成的原因。     

从《文学改良刍议》到《文学革命论》

将陈独秀与胡适的名字连在一起的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没有陈独秀再三催促与坦诚切磋,胡适未必能“切实作一改良文学论文”;陈独秀在胡适《文学改良刍议》发表之前已基本形成其新文化观;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远非仅仅对胡适《文学改良刍议》的响应或为文学革命鸣锣开道,其思想内涵也是极其深刻与丰富的。其一为“革命”正名,其二指明文学革命与政治革新的关系,其三确立文学革命的对象,其四明确文学革命的目标。而以往的研究对这份“五四”文学革命的宣言书的思想内涵的估量是很不够的。     

中国现代文学的文化特质与文化研究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与文化学的关系至为密切。首先，“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先驱和主将如胡适、陈独秀、李大制、鲁迅、郭沫若等在尽情吮进西方文化思想的同时，也自觉或不自觉地学到西方文化学的某些方法。因此，他们在对中国传统进行深刻的反省之际，也从文化的视角，审视和重新评价中国文学。例如胡适从文化的发展演变着眼，揭示了文学发展演变的某些规律，提出了革新文学的主张，并得到陈独秀、博斯年、钱玄同、刘半农等人的支持和响应，从而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文学革命运动，中国现代文学便应运而生。其次，中国现代文学的第一代作家如胡适、…     

中国现代文化史上的"泰戈尔热"——五四学界对泰戈尔的译介与研究(1920～1924)

1920～1924年中国学界出现一股"泰戈尔热",其根本原因是泰戈尔的思想、风格与"五四"文学的现代诉求相吻合.当时,刊登泰戈尔的载体众多、特点各异,翻译泰戈尔的作品数量巨大、体裁广泛,并形成了强大的译介与研究群体."泰戈尔热"不仅启迪一批五四作家走上文学创作的道路,促进了中国旧文学向新文学的转化;而且还引起了五四知识界激烈的思想文化论争,促使五四知识分子思考如何对待新文学、传统文化、东西方文化等一系列关乎中国文化走向的重要问题;此外这股热潮还沟通了中断千年的中印文化交流,奠定了印度中国学的基础,促进了中国印度学的发展.     

陈独秀与胡适科学观之比较——兼论"五四"的"唯科学主义"问题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陈独秀和胡适大力提倡科学,坚持科学的理性精神,肯定科学的价值、作用和地位,对封建旧文化进行彻底的批判.他们侧重进化论的介绍,吸收进化论思想,以此观照五四时期的社会问题和文学问题,以服务新文化运动的革命目标.但是,由于两者的文化身份不同,在对科学的理解、认识和应用上也存在着差异.立足于陈独秀、胡适五四时期的科学观,一些国外学者认为五四时期存在"唯科学主义"思潮,这种观点实际上有忽视具体历史语境,机械类比的缺失.     

欧洲文艺复兴与五四文学革命:一个历史相似点的广义类比

1917年1月,胡适与陈独秀等人以《新青年》杂志为阵地,发动并领导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文学革命》运动,为中国文学乃至中国文化开辟了一个崭新的纪元。文学革命的先驱者之一的胡适,曾把这场历史变革运动称之为“中国的文艺复兴”;蔡元培先生也说它是中国文艺复兴的发端;近来,又有些学者认为:五四文学革命是欧洲文艺复兴运动的“余响”或“回光反照”,是“植根于中国土壤的‘东方文艺复兴’。”把五四文学革命看成是“中国的文艺复兴”的命题是否能够成立呢?这还需要我们以科学的理性思维,对其做出全面的价值评判。     

论傅斯年五四时期的文学革新观

傅斯年是五四文学革命的坚定支持者与宣传者.1918至1919年间,他先后发表了<文学革新申议>、<戏剧改良各面观>、<怎样做白话文>、<白话文学与心理的改革>等文章,提出了强调发展变化与新陈代谢的"进化的文学"观、以思想启蒙为主旨的"人化的文学"观与开放的而非锁国的"欧化的文学"观,系统地表述了他关于中国文学革新、发展的方向及一般进程的可能性选择的思想.所论与胡适、陈独秀的文学革命主张异声同调,对五四文学革命的开展起到了推波助澜的积极作用.     

五四:"借思想文化解决问题"的是与非

五四启蒙运动一直受到各种误解和非议,有人指责它面对时代的复杂问题而选择了思想文化上的变革,有人指责它"借思想文化以解决问题"。但是,新文化运动不是一场社会变革的舆论前奏,而是一场大变革之后的文化补课。所以,它要解决的问题就是思想文化问题,而不是"借思想文化以解决问题"。新文化运动之所以致力于思想文化的变革而不致力于政治革命,因为他们认为当时中国迫切需要解决的是思想文化层面上的问题,而不是政治制度层面上的问题。新文化运动从巩固民主共和制度入手,以批判传统和改造国民性为手段,致力于培养现代公民,推进人的独立与解放,这无疑是正确的选择。近几年来,五四新文化运动面临一种新的批评:文化决定论。但历史的事实告诉我们,无论陈独秀还是胡适、鲁迅、李大钊、钱玄同,《新青年》集团的主要成员都不是文化决定论者。他们重视思想文化的变革,但并不忽视制度建设。他们的思想文化变革正是为维护民主共和制度服务的。     

1917年中国文学思想史论--胡适与陈独秀文学思想之比较

1917年中国文学史翻开了新的一页,胡适发"文学革命"之先声,陈独秀成为"文学革命"运动中的主将.两者虽同样倡导文学革命,但其文学思想倾向不尽相同.胡适更侧重于包括语言在内的外在形式的变革,试图建立一种超政治的文学观念,主张"中国文艺复兴",对传统文化有着较清醒的判断;陈独秀则将文学形式和题材内容必然地联系起来,并将文学革命与社会革命逻辑地联系一起,主张与旧文化从根本上决裂.     

试论五四时期陈独秀的文化观

五四时期是以思想解放的显著特征耀眼于近代中国的历史。这场思想解放运动的形成应当归功于五四时期的文化变革。 1915年 9月 ,陈独秀在上海创办的《青年》杂志 ,率先举起了文化变革的大旗 ,揭开了新文化运动的序幕。它表明 ,五四时期中国社会的变动与文化密切相关。陈独秀作为新文化运动的帅将 ,对于五四时期的文化变革无疑起着引领航向的作用。研究陈独秀的中国先进文化观 ,有助于我们深入认识五四时期中国的文化变革及其对中国社会的影响。     

五四文学革命:上海的蓄势与北京的荣光

“文学革命”的蓄势和起点,与北京并无太大关联.五四文学革命的酝酿与发动,是上海时期《新青年》杂志的荣光,无论陈独秀鼓动的思想革命,还是胡适倡导的文学革命,其雏形、基调在上海时期就已经奠定,北京时期不过加以扩大与深化而已.文学革命由小圈子内的讨论变成全国的舆论焦点,与“双簧信”事件有关,而这一事件是非常“海派”的.文学革命的先锋胡适、陈独秀、刘半农和钱玄同,都是在上海起步的;五四时期重要的文学观念和富有审美冲击力的创作,大部分出自上海的作家.     

试析“文学革命”时期胡适语言文字变革空间的开拓

《文学改良刍议》在"温和"的行文之中实则是相当革命的内容,完全颠覆了中国古代文学既有的雅俗格局,为中国现代书面语的转型以及现代文学语言的诞生开拓了新的空间。《历史的文学观念论》建立一个整体的文言与白话二元对立,而由白话取代文学的历史与现实的场景,必然涉及到空前的复杂性。《建设的文学革命论》一文,"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思路表明胡适的白话思考与倡导的重大进展,"国语"的标出使得之前文言、白话二元对立的诸多问题都化零为整,而得到极大的超越。胡适这三篇在五四文学革命时期最为重要的论文,构成一个重要的语言文字变革的空间,并开放而不断生长。     

中国现代思想界第二次分裂——瞿秋白对胡适文化思想的扬弃

一、“第二次分裂”的由来1 中国现代思想界第一次分裂　这主要是指陈独秀、胡适、鲁迅、蔡元培等人代表的新文化派与保守的传统的国故派林琴南、杜亚泉、章士钊等人的分裂。“五四”新文化运动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联合作战的产物 ,无产阶级要依靠民众 ,资产阶级也要打着民众的牌子 ,反对共同的敌人———封建主义。因此 ,思想界第一次分裂的实质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文化与封建主义文化的分裂。由于新文化运动内部存在必然分裂的种子 ,留下了新文化运动后的一个变种 ,即“非驴非马”的“新文学”。1931年 6月 ,瞿秋白写《学阀万岁 !》 ,将…     

启蒙策略的调整与文学的变迁——从《安徽俗话报》到《新青年》

发生于中国20世纪的现代思想启蒙并非是一个均质性的概念,而是受制于中国自身不同的历史语境,形成一种流动性.由启蒙先驱陈独秀创办的两份重要报刊《安徽俗话报》和《新青年》,历史性地透视出中国现代启蒙思想所发生的这种时代性变迁,前者以"开启民智"为职志,后者以"唤醒青年"为己任,这种启蒙策略的历史性调整也使内生于启蒙思潮的"文学"发生了革命性的变革.与五四思想启蒙的历史个性相一致,革命后的新文学在与知识阶层达成精神同构的同时也与普通民众疏离,使自近代以来由"启蒙"聚拢起来的"文学"与"民众"的亲密关系在"五四新文学革命"后再度分裂.但是五四新文学与民众的疏离状态正是启蒙思想共同体的凝聚期和现代价值的建构期,五四启蒙的巨大历史价值即在此.     

新兴都市上海文化·文化消费市场·言情小说流变——清末民初上海小说论(下)

上海小说清末与民初有深刻不同,清末通过报刊出版实现了与文化市场关系的不断更新,民初在维新思潮弱化背景下,则对都市文化消费市场有更强的依附性,是新兴都市上海以吴文化为根柢的的商业性与消费性的表现,所出现的以言情小说为主的甲寅中兴,在消费性文化市场的恶性膨胀中成为过眼烟云,清末上海文坛所发生的变化也迅速消退,文坛热点和中心重新向欢场回归,更有市场效益的黑幕小说,成为文人及报刊出版竞相依附的文类。可以说明,五四文学革命以思想启蒙为先导而可能使中国文学真正发生变革,清末民初上海为现代小说的萌生所提供的资源,只有经过五四才可能真正得到继承与发展。     

鲁迅、郭沫若接受尼采之比较

"五四"时期,由于契合文化思想重建的时代要求,尼采学说盛极一时.据不完全统计,陈独秀、蔡元培、胡适、傅斯年、田汉、茅盾、郁达夫、周作人、李石岑等人都曾是尼采的热情崇拜者、大力宣扬者和热心翻译者.在文学上,尼采学说的闪光,同样为现代中国作家带来了新的思想资源,新的创作灵感和激情,在中国现代文学的开创期留下了一批尼采印痕的文学作品.这是尼采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历史贡献.在诸多现代作家中,鲁迅、郭沫若虽然不是最早接触尼采哲学的人,但尼采对他们思想观念、文学创作的影响最为明显、最为典型.因此,比较两者对尼采接受、契合、疏离历程的异同,就具有十分重要的学术价值和意义.     

坚持科学理性“为大中华,造新文学(化)”——解读胡适科学的人生观

胡适在五四文化英雄谱中之所以能成为急先锋和搴旗者,并以自古成功在尝试的姿态"为大中华,造新文学"新文化,关键在于他始终坚持科学的人生观即发挥科学理性精神的威力。所谓科学的人生观,既"拿科学做人生观的基础"又"拿科学的态度、精神、方法"做生活的态度和方法,即胡适科学的人生观是由科学的原理法则或理性精神、科学的态度与科学的方法三个维面构成;而崇尚科学理性、尊重科学精神、恪守科学人生观则成了胡适生命的价值根基与创建现代文化文学的精神柱石。正是在科学人生观的制导下,胡适开拓了诸多人文科学领域以创造新文化、设计了诸多文学变革方案以建设新文学;其科学人生观对于推动当下社会主义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也有借鉴意义。     

陈独秀、胡适、梁漱溟的五四观

五四运动是中国现代史上的重大转折点.其时,知识界对于这场爱国学生运动之评价,见仁见智.陈独秀、胡适、梁漱溟的"五四"观,代表了民初思想界之激进主义、自由主义、保守主义三种不同的政治观点.对于五四运动,陈的民主与民族之思,胡的个人与国家之分,梁的公义与法律之辩,分别以民主、自由、法治来规约爱国主义,体现了五四知识分子对爱国主义的理性思考.三氏思想之歧异,表征着民族危机中民主主义、自由主义、保守主义与民族主义的纠葛和激荡.     

诗人视野中的“五四”语言变革——以郑敏、余光中为例

＂五四＂白话文运动一直被描述为一场有利于全社会的语言变革运动,而实际上,社会不同领域对语言有不同要求,＂五四＂白话文运动真正的目标是要为中国社会的现代性转型打造一个利器,胡适以文学名义发起的变革恰恰忽略了文学自身对语言的要求。因此,＂五四＂以后就不断有诗人对胡适的白话文理论提出批评,进入20世纪后半期,郑敏、余光中等对这个问题做了更深入、系统的思考;在中国新文学史上诗人对＂五四＂语言变革的批评构成了一个独特的角度,由此出发可以更深入地认识这场变革的特点和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