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族群记忆及公共生活的广西壮族板鞋运动研究

广西壮族板鞋运动的起源与族群的历史记忆及公共生活密切联系,承载了广西壮族鲜明的族群文化特性.它从族群符号、集体记忆到运动文化,从原生形态到多元融合的演变历程,体现着社会公共生活现代化和多元化的发展轨迹.     

呈现与审视:“解严”后台湾家族书写中的创伤叙事

近年来,台湾文学中的家族书写渐趋成为热点。家族书写通过家族历史所展现的个体记忆与历史创伤亦成为阐释不同族群或某一集体记忆的方式。家族书写并非单纯的历史书写或历史建构,而是家族叙事、历史再现、个体心灵之间的交互印证。家族书写将族群创伤视为人类命运中的苦难经历,在悲悯情怀之中以个人、家族的历史体验审视"大历史"或正统历史的遗忘,寻求超越历史创伤的途径,形成超越历史本身的文学张力,提供辩证思考台湾文化发展的空间。     

蒙古族题材电视剧中的仪式符号传播——以电视剧《东归英雄传》为例

蒙古族题材电视剧中,仪式活动既是承载蒙古民族文化信息的符号,更是蒙古民族文化传播的媒介,是一种巨大的力量,提升和宣扬了蒙古族文化精神。仪式活动是蒙古民族文化的贮存器。电视剧《东归英雄传》中运用大量的蒙古族仪式符号,表现了仪式对于一个族群的重要性。在文化共享的过程中,仪式成为维系一个民族的集体记忆、塑造群体认同感的文化象征体系。     

口述历史:人类个体记忆库与历史学

口述历史是针对个人记忆的对话与叙述.建立人类个体记忆库,就是把个人记忆汇聚起来,作为档案收藏,使之成为人类的集体记忆的一部分,并成为公共记忆的基础.历史学是对人类档案记忆的加工,选择、提炼、思索、研究,并对过去的人类故事加以叙述.历史书写是对档案记忆的建构,提出集体记忆及公共记忆的具体叙述范型.在这一层面上,口述历史即个体记忆,不仅可以成为历史书写即集体记忆或公共记忆范型的有效补充,能为历史书写提供新的信息资源,还能为记忆的历史书写范型提供新的维度.     

口头文本的意义:民族想象、族群记忆与民俗“书写”——以裕固族民间故事为研究个案

口头文本是民族文化传承的载体,在民族生活中具有重要的意义.裕固族民间故事映现了一个民族的集体想象,在想象中进行着民族寓言和民族神话的建构.在口头文本的传承过程中,裕固族民间故事成为展现民族历史的"活化石",不断实现本民族的历史文化记忆,增强族群意识和族群认同感.与此同时,在大量的裕固族民间故事中还表现了丰富生动的民俗生活,提供了真实鲜活的民族志材料.裕固族民间故事为人们全面了解裕固族的历史和现实提供了极有价值的参考资料.     

历史记忆与文化认同——《格萨尔》史诗的文化功能

史诗往往以真实的历史事件为基础,包含并传递悠远的历史和文化信息,具有一定的历史真实性。《格萨尔》是藏族人民对自身久远历史的整体记忆和文化传统的深层积淀,同时,《格萨尔》作为藏民族民间文化的最高成就,在强化族群记忆、维护族群文化认同方面具有独特功能。本文从历史记忆和文化认同两个方面论析了藏族英雄史诗《格萨尔》的文化功能。     

非物质文化遗产视角下的文化空间研究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目前遗产研究领域的新热点.文化空间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两大类型之一,至今在国内学术界的研究中基本还是空白.文章分别从核心象征、核心价值观、集体记忆与历史记忆、符号和主体等角度对文化空间作了深入剖析.并提出文化空间保护的一个崭新理念,即用文化生产与再生产对其进行保护,这也是文化空间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文化空间的保护打破了以往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碎片化,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方法的新突破.     

中国早期历史记忆留存与传播方式的变迁——以乐与诗为中心

在周代的礼乐文化中,诗歌、乐舞共同组成了保留、传播族群历史记忆的立体空间。雅乐概念的衍变标识着现实与历史的关联,其具体内涵展现了由仪式乐舞所建构的线性历史框架。其中的《大武》不仅是对周初历史的整体性和连续性表达,更揭示了仪式性活动与早期历史叙事的关联。周代乐师的“讽诵诗、奠世系”具有记忆族群世系、建构文化认同以及融合古今历史、填补记忆缺口的功能。随着礼乐制度崩坏,以及乐师主导的仪式性记忆模式向史官主导的文字性记忆模式的转变,原先附着于礼乐机制上的《诗》的乐义为后来孔子创作《春秋》所吸纳,这便是孟子所言“《诗》亡然后《春秋》作”的内涵。借助理解仪式性记忆与文字性记忆在早期文化发展中的关系,可以帮助我们重新看待此后学术发展中“口述”和“书写”两种知识传播途径,以及经学阐释在“重义”和“重事”上的两种偏好。     

青海人口较少民族当代诗歌中的历史记忆与文化重构

青海当代少数民族创作中包含着本族群丰富的集体记忆,这种记忆作为民族文化上的承袭,表达并强化了各民族的族群意识和身份认同。作为青海人口较少民族,撒拉族和土族诗人对本民族的民间文化因子和族源传说按照各种情景进行了调整与重构,进而在当代文学中留下了别有特色与风格、极具感染力的诗篇。     

影像媒介叙事中的民族集体记忆建构--以四部“南京大屠杀”题材的电影为例

作为媒介的电影其影像的气质、风格和深度成为民族文化性格与文化态度的标识,成为人类借助镜像发现自我与他者的独特方式,也成为民族心灵成长进程中的特殊记录者。通过考察“南京大屠杀”这一特殊历史事件为题材的影像,审视主观表达与民族记忆建构之间的关系,不失为研究影像媒介与集体意识建构的重要角度。受西方主流价值观影响的影像产品,正经历跨国界、跨区域的全球化认同的价值重构,民族电影愈发需要加强影像叙事的理论研究,从现代性中寻找自身的文化主体、寻找符合民族价值取向的历史书写视野,让民族文化形象能够通过影像面孔置于全球化复杂语境中,建构并完善民族文化的表达权与话语权,以实现文化自觉。而通过对文化权力规约的调整以塑造与引导集体记忆和民族认同观,进而逐渐形成民族的结构性集体记忆,应该是中国电影建构民族集体记忆的核心问题。     

文化认同：客家族群认同的表达与实践

客家是汉民族的一个支系,客家人有着强烈的族群认同意识。族群认同是对自身身份与文化的认同,文化认同是族群认同的本质与心理基础。客家的文化认同通过客家文化结构中的文化要素进行表述,认同作为亚文化的客家文化正是对于中原优秀文化的认同,是对客家族群自身历史记忆与价值体系的认同。客家文化运动,则是客家族群认同的实践。     

历史记忆与族群关系——永靖县新寺乡孔氏回族的人类学考察

在族群关系的互动过程中,历史记忆作为维系族群文化内涵的纽带,是族群文化传承和发展的重要载体,对族群关系的发展有着极为重要的影响,也对经济繁荣发展、社会和谐、各民族和睦相处起着重要作用.从人类学视角,通过对永靖县新寺乡孔氏回族聚居社区的考察,厘清孔氏回族的历史脉络,从历史和现实两个方面分别阐述族群关系状况,揭示当地和谐民族关系的发展轨迹.     

历史记忆与历史叙事——兼对《大宅门》的女性主义文化批评

没有历史记忆就没有历史叙事,电视剧所再现的家族记忆和个人故事,通过将个人记忆转化为集体记忆,从而达到重建社会记忆的目的。问题是电视剧的叙事者是如何利用个人想像记忆对社会集体记忆进行编码的,在编码的过程中是否受到男权意识形态的操纵,电视剧《大宅门》的叙事即投射出叙事者对于历史的记忆与编码,女性在历史中位置的缺失或变异,包含了丰富的文化信息,值得人们深思。     

豫闽移民与文化的双向传播

南宋建立以前主要是中原移民南下,以比干文化为代表的中原正统文化因此流布南方。固始、比干等作为南下移民集体记忆的符号,是其凝聚族群和心系中原的重要叙事概念。时至清初,移驻河南与原驻福建的明郑降清官兵,以及督运他们至河南的满清官兵,这些人连同其眷属均被分散到汝宁府、南阳府等属县指定区域屯垦。与比干文化同根同源的妈祖文化在此大分散、小集中的族群空间得以顺利传播。这两种移民与文化传播的模式主要特征即是不断超越小众的族群文化,积极认同中原正统文化。     

萧红小说的女体符号与乡土叙述--《呼兰河传》和《生死场》的性别论述

萧红的小说文本表现了两性关系/性别意识与民族国家文化历史的双重主题.在民族国家文学之外,女性文本的多元特质在她的文本书写中进一步得到延续,为中国现代女性文学遗产开拓出富有符号性意义的女体空间和女性乡土想象书写.在萧红的<呼兰河传>中,萧红大量地书写了女体空间所可能载的各种符号形态,特别是有关跳大神的仪式化女体现象.萧红笔下女性所构成的女体符号空间,其根基建立在民间文化的基础之上.与乡土想象有密切的关系.事实上,萧红对女体的想象书写和乡土的文化空间建构是双线并行的,缺一不可.此种女体/乡土叙述突显出历史文化交织的符号空间,乡土的象征功能是女性作家藉以窥探女性内宇及社会文化系和人生命运不可或缺的书写策略.在萧红的<生死场>中,女体的符号化和乡土的女体化,让萧红笔下的农乡女性归属于此以富有女性意识的土地,也让乡土同样归属于这些生活其上的女性团体.此种乡土经验有别于传统父权/男性视下的乡土经验.     

情感记忆的"片断"历史——作为回忆性文本的《商市街》及其表意功能

时间和地理上的回溯使萧红的《商市街》呈现出回忆性文本的特质.随之而来的问题是,萧红缘何回忆、如何回忆,在回忆书写的过程中,她选择了何种叙述策略,又展现出怎样的叙述特征,等等.本文借用文化记忆研究理论的视野与方法,在萧红处理"个体记忆与认同关系"的框架中思考如上问题.同时,文章还围绕萧红的情感记忆书写,考察其感觉化的抒情表意是如何标记小历史片断,并提供生命经验接榫地方性历史的写作思路等问题.     

文化遗产与记忆理论:对文化遗产研究的方法论思考

从历史主义的立场对遗产尤其是公共遗产进行批判的做法由来已久,而历史和文化遗产之间实际上存在着不可忽视的鸿沟,从历史学的角度对遗产进行研究往往并不完全适用。相反,遗产与集体记忆、文化记忆之间有着更强的同构性和一致性,它们在多数时候是同一的。根据文化记忆理论,可以将公共遗产当做文化记忆本身,因此,把集体记忆和文化记忆的理论引入到文化遗产研究当中会更加符合遗产的本质属性,有助于克服物质遗产、非物质遗产过度有形化的倾向,也更利于保护文化遗产。     

论北美亚裔少儿文学的食物书写与伦理建构

食物作为一种具象的日常生活符号和抽象的文化能指符号,普遍存在于世界儿童文学。在北美亚裔(尤其是华裔)少儿文学中,具有民族性的食物书写更是一种突出现象。食物不仅呈现为一种文化遗产和景观,而且联结着人物的文化取向、国族身份认同等问题,且常纽结族群历史、家庭代际、性别地位中的伦理问题。以不同时代和场域空间为背景的亚裔少儿文学的食物书写,呈现出特有语境中的文化侧重和伦理取向,作家在东西方文化坐标系中对东西方伦理文化进行比照,有亲和、批判、承续或蜕变。以食物为主题的当代北美亚裔儿童文学总体上呈现出对于摒除种族歧视、互尊互重、平等友善、理解包容等伦理价值的标举,旨在引导不同国族的儿童读者内化合理的伦理观念,建构多元文化共存共享的家园。     

从台湾客家族群记忆溯源河洛文化底蕴--以台湾客家文学为观照对象

台湾客家精神特征的形成,来自客家族群开山拓土的迁徙历史和悠久的文化记忆,又可追溯到源远流长的河洛文化底蕴。透过台湾客家文学创作,在铭记故乡的祖根文化记忆、传承耕读文明的客家庄生活方式以及坚守客家的语言、族谱和民间崇拜等方面,都可寻觅客家族群生活中保留的河洛文化遗风,也由此见证了客家“根在中原”的历史文化渊源。     

论历史话语下女性身体经验写作的价值和意义

在晚清-五四的历史理性的叙述框架中,女性身体经验是被漠视的存在.面对时代话语,现代女性写作的出发点是"返回自身",即从个人的身体经验出发,女性才能获得言说真实自我的可能.因此,对女性身体经验书写的研究和考察对于还原历史语境中女性真实的生存处境具有重要的意义.尽管现代男性作家也大量书写女性身体,但这种身体是符号性的而不是经验性的.女性身体经验的书写由于是在具体的历史处境中产生的,因而它并不是完全独立于历史和时代的,但同时,由于身体的主体性,这种书写又是超越历史设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