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童权益视角下农村留守儿童隔代监护问题及对策

受监护人的文化素质、自身精力及代沟等因素的制约,农村留守儿童隔代监护存在很多问题。主要表现为留守儿童厌学、逃学、辍学现象严重,心理健康问题增多、犯罪率畸高、留守女童遭受性侵害的案件频发等。对此,应在立法上完善委托监护制度,改变现存的监护模式。政府应积极发挥职能作用,调整劳务输出地的经济发展模式,为务工者就近就业提供机会;改变劳务输入地社会环境,为务工者子女的入学、入托、就医等提供政策支持。在管理方面,应整合社会资源、发挥学校的代管作用,高效管理留守儿童。     

论父母监护缺位与农村留守儿童权益保障问题

由于父母监护缺位,农村留守儿童的受照顾权、生命健康权、受教育权及发展权等权益遭到严重损害。要切实保障其权益不受侵害,使留守儿童群体能健康快乐地成长,父母应以儿童利益优先,明确自己的责任和义务;政府应加强经济建设,大力发展农村经济,改变不合理的制度;应进一步修改和完善对儿童权益保障的系列法律,使儿童权益的保障依法进行。     

农村留守女童受教育权与受监护权保障

近年来,农村留守儿童问题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然而,对于占据农村留守儿童数量近一半的女童却缺乏相应的关注。从性别视角剖析留守女童这一群体,着重阐述与留守女童有重大相关并易受到侵害的受教育权和受监护权问题,分析留守女童受教育权和受监护权存在的现状、特点及原因,提出完善相关立法、构建专门的社会保障机制、完善委托监护制度、建立监护监管体系等建议。     

我国未成年人监护主体制度研究——以农村留守儿童为视角

由于父母一方或双方外出打工,农村出现大量留守儿童,且数量日益增多。留守儿童一般由单亲、祖父母、外祖父母或其他亲属照管。目前留守儿童在心理、教育等方面已出现了各种问题,暴露出我国现行未成年人监护主体制度的缺陷。本文从我国留守儿童监护主体制度的现状入手,遵循保护子女最大利益的原则,剖析我国现行未成年人监护主体制度的缺陷,并提出改善建议。     

监护制度视角下农村留守儿童权益保障机制的重构

农村留守儿童是伴随农村劳动力转移而产生的一个新型社会群体.由于监护制度的缺失,农村留守儿童的合法权益和身心健康极易受到损害.对此,应设计符合农村留守儿童特点的监护模式,按照国家、社区、学校、家庭四位一体的监护体系,形成权利、义务、责任定位清晰的监护法律关系,以有效保护农村留守儿童的合法权益.     

农村低收入家庭留守儿童的整体性忽略

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大规模的农村青壮年人口流向城市寻求工作机会以来,我国农村留守和流动儿童群体的规模不断扩大,他们的生存状况令人担忧。至今,对低收入家庭留守儿童问题缺乏深入反思,也没有建立起来完整的社会政策体系,反映出长期以来对农村贫困留守儿童权利的被忽略状态。从农村贫困留守儿童遇险的案例中可以看出他们实际上被多方忽略,可以用整体性忽略概念来概括这一现象。今后应该通过发展社会政策和社会服务增强农村留守儿童的生态系统,从而切实保障他们的权益。     

农村留守儿童监护权缺失问题的民法研究——以未成年人监护制度为视角

目前,我国农村留守儿童监护权缺失问题严重,从民事立法的角度看,我国关于未成年人监护制度规定的不足是其重要原因。为解决这一问题,一方面,需要完善我国民法关于未成年人监护制度的规定;另一方面,需要结合我国农村实际,充分发挥居(村)民委员会的指导监督作用,规范未成年人委托监护行为,逐步实现农村留守儿童监护人群体化和监护工作职业化。     

我国儿童公共照顾资源政府给付方式

随着传统家庭内部的儿童照顾功能式微以及积极福利和社会投资等理念的盛行,相关社会政策在意识形态上不断强调由政府全部承担或分担儿童照顾责任,儿童照顾逐步从家庭内部事务转化为政府承担的公共事务。现代政府把儿童公共照顾作为社会治理手段之一,政府通过各种政策工具和资源配置方式实现儿童照顾资源的公共化和福利化。在资源总量有限的前提下,合理的政府给付方式不仅有利于发挥地方能动性和实现社会公平,也是提高政府公信力和政策效力的重要保证。现阶段,应当从我国的基本国情出发,特别重视普惠性托育服务的基础作用,不断丰富和创新儿童公共照顾资源给付方式,扩展受惠人群的覆盖范围,最终形成服务+津贴+票券相结合的模式。     

农村留守儿童教育的增权途径：福建个案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农村富余劳动力大量涌入城市,使留守儿童教育问题日益突出,引起社会各界广泛的关注。以福州罗源县“983”项目为个案,借助增权社会工作理论分析该项目在帮助留守儿童的策略选择,包括支教、探访、资金援助等方式。结果发现,这些策略比以往研究更具有实践性,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增权思维但执行不彻底。研究结合增权的核心理念在原有方式上从个人、人际、社会三个层面提出建议,以促使留守儿童发展更加积极的自我,实现真实的增权。     

我国农村留守儿童存在的问题及建议

留守儿童是“三农”问题的衍生物,不仅反映了农民工的权益保护问题,其背后也是教育权利调整和教育资源的重新分配过程,是对教育公平的一种挑战。本文分析了留守儿童的学习、道德、心理和安全问题,并提出了相关对策和建议。     

我国学术自由权的法律保障

20世纪 70年代末以来 ,以“真理标准的讨论”和知识界的“拨乱反正”为开端 ,历经教育的恢复、重建和体制改革 ,宪法的修订和修正 ,人权、法治事业的进步 ,学术逐步“去政治化” ,学术自由原则的落实较之此前有明显改善 ,学术自由在客观上得到了更多的尊重。然而 ,从法律角度考察 ,学术自由的宪法权利并未能在法律、法规及政策性规定中得到充分的贯彻落实 ,相应地 ,学术自由权的司法救济之门也尚待开启。近年发生的几个案例 ,似乎预示着我国学术自由权之法律保障即将发生转向。     

农村留守儿童家庭教养方式的社会学分析

通过对农村"留守儿童"家庭教养方式的现状进行描述和归纳,分析产生不同类型的家庭教养方式的原因,以期引起社会各界对留守儿童群体的关注,更好地指导农村"留守儿童"的家庭教养方式,提高家庭教育质量,促进儿童的健康成长。     

"可行能力"与中国少数人权利之保护

用可行能力可以分析少数人的权利内涵,可以解决少数人权利保护中一些理论争议,在少数人权利研究中有着诸多的可能贡献。可行能力兼具了规范分析和实证分析的价值;直接表征了少数人的全面自由,他们的可行能力的实行不受他人的干预;可行能力也许还有助于我们重新审视平等保护与多数人权利之保障的问题。国家、多数人及少数人自身应是中国少数人可行能力的培育主体,言论自由、经济条件、文化多元、宗教信仰自由等可作为中国少数人可行能力的培育途径。     

当前我国伤残农民工维权障碍因素及维权路径探析

农民工是我国农业生产力提高和城镇化进程加快而催生出的一个群体,他们在获得史无前例的发展机遇的同时,也面临因工伤残甚至付出生命的风险.目前,我国有关工伤保险的法律制度日益完善,而工伤事故却频繁发生,这充分表明农民工这一弱势群体的权益并未在根本上得到保护.为此,必须加强全社会的道德建设、政府的法制伦理建设和企业的伦理责任建设,清除农民工维权的制度障碍和人为障碍.     

中国的知情权保障与信息公开制度的发展进程

中国对公众知情权的保障主要通过建立政府信息公开制度来实现,并已经将这一在信息时代迅速生长的基本人权写入了中共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报告和中国首部《国家人权行动计划》之中。中国的政府信息公开制度建设具有中央和地方立法平行、建章立制与维权实践共举的特点。实证资料表明2009年《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实施情况好于2008年,但还存在着法律落后于制度发展、规则体系和执行机制还有待继续完善以及救济机制的实效性不强等问题。在十二五规划期间应考虑尽快制定信息公开法等法律来确认知情权,抓紧完善信息公开的实施机制和以行政复议与诉讼制度为核心的救济机制,扩展公众参与的范围,提升其水平。     

论身体权的保护

《侵权责任法》没有规定身体权,这是侵权立法对身体权保护的不足之一。在未来将身体权法定为一项独立的人格权,或扩大解释《侵权责任法》第2条第2款,或借鉴他国作法将对健康与身体完整性的侵害作为一个独立诉因,这些作法皆可以实现对身体权的实质性保护。     

论不动产物权变动中债权和物权的保护

随着房产交易的增多,有关房屋买卖的纠纷,特别是房屋双重买卖的现象大量发生。物权行为和债权行为是客观存在,因此,作为原因的债权行为和作为结果的物权变动必须遵循各自的生效要件。不动产物权变动应以公示方法即产权登记为生效要件,而债权变动则无须登记即可生效,登记的法律效果是发生不动产物权变动,而非物权转移合同的生效要件,不能将两者混淆。     

平淡背后的残酷——《蛙》的暴力建构及人文关怀

《蛙》延续了莫言小说对暴力的关注。不同于以往小说对直观暴力特征的肆意渲染,《蛙》的暴力因素隐藏在平淡的叙述和琐碎的生活事件之下,高密东北乡民众在时代风云的拨弄下承受着身体暴力和精神暴力双重摧残。莫言对暴力毁灭性本质的厌恶使《蛙》在暴力处理上融入了柔和的人类情感,弱化了“显微镜”式暴力描述的视觉冲击力,赋予了暴力温和的特征,彰显出作家对复杂人性的洞悉及内心深切的生命关怀意识。     

论治安处罚中行政相对人的权利保障

治安处罚是公安机关依法惩戒违反治安管理秩序的个人和组织的行政制裁行为。但治安处罚权的行使，不得侵犯相对人的合法权益，而应当采取积极措施对相对人权利予以切实保障。     

健康权及其民法保护

健康是指自然人身体的生理机能的正常运转以及心理上的良好状态,包括生理健康和心理健康两个方面。健康权是自然人以其身体生理机能的完整性和保持持续稳定和良好的心理状态以及良好的社会适应性为内容的权利。全面正确认识健康权的内涵,研究健康权的基本理论,对于保护健康权和完善健康权的立法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