促进型立法浅论

本文以促进型立法的源起为切入点,对促进型立法的发展历史、立法现状及其特点展开全面的论述。     

促进型地方立法实证研究

促进型立法是通过提倡、引导等方式贯彻国家意志的一种新的立法模式。近年来,随着国家治理重心下沉,我国促进型地方立法发展迅速,并在地方经济社会文化事业的促进和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就内容而言,促进型地方立法重点关涉物质、政治、精神、社会、生态等“五大文明”的促进和发展领域;就数量分布而言,促进型地方立法呈现出法律执行性促进型立法稳中有降、制度实施性促进型立法稳步上升、事务性促进型地方立法渐成主流的发展趋势。就立法技术和质量而言,促进型地方立法不乏优秀范例,但整体上因立法时间相对集中,横向移植、内容相似度偏高等问题比较突出,导致相关立法的民主性、地方性、创新性不足。     

中国环境保护与贸易促进协调发展的战略选择

自由贸易与环境保护都是当今世界发展的潮流,并且二者在本质上都是为了保证人类享受健康、富足的生活。但是随着经济全球化和环境问题国际化,自由贸易与环境保护这两个议题被紧紧地连在一起,相互碰撞,相互渗透、相互影响,相互平衡。     

政府干预与压制型立法:成因和绩效

政府干预及其相应而采取的压制型立法 ,在中国是非常突出而普遍的现象。压制型干预立法往往并非基于经济动机 ,而是政府政治逻辑的展现 ,过多地使用会有背离市场自身轨迹的危险。这种措施通常是在政府缺乏有效资源可以利用时所采纳的 ,一旦采纳又会有压抑知识资源生成的危险 ,从而进入一个恶性循环。压制型立法导致了过高的社会防范成本和社会后果 ,通常是不效益的。     

立法型、行政型抑或独立型:近代我国审计监督法治转型之多重取向

如何处理好审计与立法、行政的关系,近代国人在借鉴大陆派审计、英美派审计及传统中华审计思想的基础上,分别依照立法型、行政型及独立型等转型路径,从审计机构取超然地位抑或隶属于立法或行政机构、审计监督之职权与立法财政监督及行政财政监督之权限划分、审计组织之产生取议会制抑或元首任命制或考试制等方面提出了诸多不同的思想或主张。深化对我国近代审计监督法治转型中多重取向的认识,不但具有十分重要的学术价值,而且也能够为新时代审计监督法治化进程提供某些历史参考。     

税者有其权:纳税人权利保护之立法探究

随着我国财税体制的不断完善,为保障纳税人的权利,有必要制定“纳税人权利保护法”,而基于财税法体系的价值转变、利益认同以及制度体系接纳,制定“纳税人权利保护法”存在现实的可行性基础。制定“纳税人权利保护法”,应当遵循税收法定、税收平等、税收公平的指导思想。“纳税人权利保护法”具有财税基本法的功能,其应涵盖纳税人的税前权利、税中权利和税后权利,具体应当以立法目的、立法原则、基本权利、基本义务、纳税人权利保护机构作为基本的立法构造。     

中国粮食"政策型"波动及政策转型

中国粮食市场存在“政策型”波动现象,其根源在于“收入”目标、“安全”目标与政策成本的不协调甚至相互冲突。文章试图构建一个“三角动力圈模型”对此进行剖析,并在此基础上探讨我国粮食政策转型的目标与方向。粮食政策的转型,就是要在市场化的条件下,切断政策目标结构中的动力连接,结合直接补贴政策的改革与完善,建立政策目标分离的、以数量调节为特征的、以最小政策成本为代价的粮食政策框架———“二元”稳定模型。     

压力型动员:改革后中国农村义务教育的供给之道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义务教育体制发生了深刻变迁,以行政权力为轴心的压力型供给体制的形成,对我国农村义务教育治理产生了巨大影响.在这一体制的支配下,有关义务教育治理规则的制定权掌握在中央政府部门的手中,其可以根据自身的需要和偏好来划分农村义务教育的事权范围,供给责任下移因此有了制度的空间.但农村义务教育与一些地方政府及其官员利益并不完全一致,要保证下移的各项任务和指标的落实,中央政府部门必须要利用行政权力的优势,通过政绩考核的方式赋予地方政府一定的压力和激励.这种压力型的体制赋予基层政府的只是外在的压力而非内在的激励,所以,无论制度内财力是否充足,基层政府始终有再甩"包袱"的卸责冲动,制度外供给也因此成为了改革后我国农村义务教育供给的主要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