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澳大利亚犹太人的历史变迁

澳大利亚犹太人是一个特殊族群,最早踏上澳大利亚这片土地的是一批被流放的英国囚犯。此后,不同时期的犹太移民潮共同构成了现今澳大利亚的犹太族群。澳大利亚犹太族群在历史变迁中的不断壮大、在澳大利亚社会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彰显出在澳犹太人顽强拼搏和与不幸命运抗争的精神。同时,此现象也昭示了兼容并蓄与相互融通是不同文化和文明交往的真谛。     

为什么说“玉文化先统一中国”——从大传统看华夏文明发生

大传统新视野为探寻华夏文明独特性找到重要线索。在距今4 000年之际的文明国家形成期,中原地区金属生产尚处于萌芽状态,与华夏社会共生的核心价值体系来自早于金属生产的玉礼器生产,附属于史前宗教祭祀仪式,形成一整套玉教神话观,并通过长期的文化传播逐渐构成中华认同的精神基础,在观念形态上统一了中国多数地区,这要比秦始皇用武力获取的行政版图的统一,早两千年。     

看不见的城市：作为观念建构的战时国都

看得见的城市和看不见的城市是城市研究的两个维度。作为城市的精神内核，看不见的城市还有待挖掘。城市意识、价值观念和社会秩序可以成为研究看不见的城市的三个维度。作为战时国都，重庆不仅应该有现代化的城市景观，更应该生成完整的都城文化。但由于都城文化认同感的匮乏，以及社会秩序尚不稳固，重庆的都城文化始终处于未发育成熟的状态。因此，战时重庆是一个灰色的社会空间，其中充满了中间性。通过挖掘文学想象所包含的心理和精神维度，作为观念建构的战时国都将展现出丰富性和复杂性。     

看不见的城市：作为观念建构的战时国都

看得见的城市和看不见的城市是城市研究的两个维度。作为城市的精神内核，看不见的城市还有待挖掘。城市意识、价值观念和社会秩序可以成为研究看不见的城市的三个维度。作为战时国都，重庆不仅应该有现代化的城市景观，更应该生成完整的都城文化。但由于都城文化认同感的匮乏，以及社会秩序尚不稳固，重庆的都城文化始终处于未发育成熟的状态。因此，战时重庆是一个灰色的社会空间，其中充满了中间性。通过挖掘文学想象所包含的心理和精神维度，作为观念建构的战时国都将展现出丰富性和复杂性。     

布努瑶创世史诗《密洛陀》中的水文化探析

水神话是许多民族童年时期精神水文化的重要表征,也是其文化记忆的核心内容。布努瑶以水作为神灵世界和世间万物本原的精神水文化,在其创世史诗《密洛陀》中占有突出的位置。布努瑶《密洛陀》中的水文化反映了这个族群在适应生态环境和追求美好生活方面的心路历程,也集中体现了布努瑶先民对神灵世界的由来、世间万物的起源和人神关系等问题的理解,从而成为布努瑶世代相传的文化记忆和维系族群认同的重要精神纽带。     

中原文化在中华民族形成与发展中的历史作用与地位

在中国古代文明形成时期最具代表性的考古学文化———二里头文化是以河南龙山文化重要因素为核心、为主体,同时吸收一些其它考古学文化因素而形成的。作为夏王朝物化载体的二里头文化,学术界一般认为这是中国古代文明形成与国家出现时期最为重要的考古学文化。青铜时代的夏文化、商文化和周文化是“华夏文明”与“华夏族文化”的物化载体,这些考古学文化所属的社会“共同体”,对当时中国古代历史的发展发挥着“主导”作用,处于“主导”地位。西汉王朝真正完成了中国历史上多民族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的大业,在先秦“华夏族”的基础之上,形成了“汉族”,以汉族为主体又形成了中华民族。以汉族为主体的中华民族形成与早期发展时期的考古学文化———汉文化,它的时空以汉代的中原地区为中心,随着时间的发展逐渐向周边扩大。考古发现证明,自夏商周至汉唐时代,中原地区是“华夏文明”、“华夏族”、以汉族为主体的中华民族的中心活动地区。在这一历史时期,中原地区的各支考古学文化所属社会“共同体”在社会历史发展中起着主导作用。     

神话观念决定论与文化基因说

神话观念决定论是国内文学人类学一派理论建构的一部分,其所应用的语境是如何界定和认识文化基因,即从所以然的层面理解和解读一个特定文化群体或文明国家。从玉文化大传统视角重新审视华夏文明国家的特色,有利于从物质与精神的特殊性方面深入地把握到其文化基因方面。史前期的初民的信仰观念要素与神圣物质的交互作用,成为催生文明的内在驱动力。     

秦汉时期洱海区域的族群与社会——多维视角下的历史叙述

秦汉时期,洱海区域的族群及其文化多样性是与该区域的自然环境相对应的,是特定历史空间下各族群基于不同地理生态环境发展的产物,同时也是区域之间各族群不断交互影响的结果.西汉以来,中央王朝作为一种"介入性力量"逐步进入这一地区,王朝力量在洱海区域的渗透推动了该地区各族群之间的进一步联系与族群社会的整合.但由于受当地地理、交通、生态环境以及"非华夏"的社会组织形态的制约和影响,洱海区的族群和社会呈现出与王朝史并不同步的历史演变特征.     

鲁西乡村文明的衰落与基督教传播

乡村文明是自然、历史、文化、生活的和谐存在,是乡村群众价值体系、道德原则赖以维系的纽带。在城镇化发展背景之下,鲁西乡村处于"边缘化"发展状态,村落不断消失,乡村价值体系崩溃,乡村信仰共同体解体,乡村文明难以承继。乡村群众的信仰"空白"亟须填补。近现代社会传统宗教的衰弱给了基督教传播的可能,而当代乡村文明的衰落和信仰危机的出现,给基督教提供了发展机遇。基督教宣传从乡村群众心理、精神和现实需求出发,迎合了部分群众的内心需求,导致部分乡民从民间信仰转向了基督教信仰,且信教群众数量不断增多。"美丽乡村"建设需要让乡村文明焕发其独特魅力,需要与广大乡村群众的精神需求产生共鸣。     

中华民族共同体视域下的黄河河源文化

江河源文化是大江大河起源段的“地理—社会”空间文化。在黄河文化的研究中河源文化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从中华民族共同体视域看,黄河河源文化具有久远性、复合性、辐射性、传递性特征。黄河河源文化在自身的演进过程中一直推动着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表现为:将游牧文化带入到中华文明之中,形成中华文明的底色;古羌人在华夏族形成过程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带动众多族群（特别是藏族）融入到中华民族大家庭;江河源区共同的源头、共同的文化和横跨黄河长江的人口迁徙将黄河文明与长江文明联结为一个整体。对江河源文化的整体性认识,有助于形成各族人民共同的历史文化记忆,增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从思想史角度论明清之际夷夏观念的嬗变

中国传统的夷夏之辨观念肇始于先秦时期。由于种族之间为争夺生存空间激烈的竞争而使这一观念具有封闭性,同时由于华夏文明进程的多元一体格局和中原地区率先进入国家时期,建立在华夏文明优越感基础上的夷夏观念又兼有开放性的特征。明清之际,社会大变革,士人的夷夏思想也经历了一个痛苦的裂变过程。随着语境的变迁和在政治权力的激烈批判下,传统的夷夏观念以及建立在其基础上的民族主义逐渐失去它的内在合理性,在士人中间也丧失了它的话语空间而被边缘化。     

论闽粤地区的花园神话

花园神话来源于上古的采集文明,有着母系社会的明显遗存,现存于闽粤各地汉壮族群的花园神话中,有着华夏图腾的古老形态与特征。在中国的南北方诸多族群中都能看到花图腾存在的痕迹,由此可见中华各民族多元而一体的文化观念和历史渊源。     

大理邓川坝子“白回”族群成因探析

元明时期进入邓川坝子的回回人,由于长期与白族为主的世居民族共居生活,在以族际通婚为主要方式的族际文化交融中,逐渐采借和接受了许多白族文化的特质,导致其族群外部边界的改变;但另一方面,由于他们坚守着伊斯兰信仰,从而有效地维系了族群的内部边界,即认为"自己是回族穆斯林"的族群认同和意识.这样便形成了一个兼有明显白族文化和伊斯兰文化特征的"白回"族群.     

试论西南少数民族地区汉族"孤岛文化"的内涵及其生成基础

汉族孤岛文化具有特定的生成空间、鲜明的族群认同倾向和族群符号等三个基本内涵.孤岛文化生成的基础在于与他族群互动过程中形成的特定的文化心理场,这种文化心理场是在西南族群共生关系中形成并维系了汉族孤岛族群的认同的.     

身份隐匿、族群分化与同性恋运动

由于利益表达渠道缺失、社会歧视、文化偏见与制度压制等诸多因素的制约,同性恋族群内部缺乏集体认同感,自我分化和“碎片化”现象严重,从而导致主体的不可见性和族群认同感薄弱,进而无法共享统一的集体身份与文化。身份隐匿和族群分化状况下的同性恋运动有两种表现方式：一种是非抗争性的同性恋运动;另一种是同性恋消费主义,即“粉红经济”,它彰显了同性恋运动的政治-经济场域转换。同性恋族群所处的生态环境和自我特征决定了其社会运动状态,非抗争性的符号表达和文化介入、表现方式的日常生活化（如家庭出柜）以及同性恋消费主义的渗透等,都可以被视作本土性的同性恋认同方式和运动模式。     

藏彝走廊边缘群体的主体性表达——羌寨罗达的文化意义

多族群地区中,族群文化互动是一个客观事实,也是人类学研究的经典话题,探讨文化互动中边缘群体的主体性则是新近人类学关注的主题之一。在藏彝走廊地区,羌族在吸收藏族的罗达后,根据自身社会结构、信仰和认知方式对罗达进行了积极的生产和维持。这是一个文化经营的过程,它体现了身处边缘状态的羌族利用自身观念和价值创造文化与保持身份认同的主体能动性。探讨边缘群体的主体性表达有助于深化和拓展华夏边缘论,超越中心与边缘的对立,同时也有利于思考全球化时代地方     

先秦秦汉时期陇右地区的族群互动与认同

先秦秦汉时期,陇右地区伴随着西北边境的拓展及该地区行政区划的反复盈缩,在族群互动与认同方面呈现出错综复杂的局面。首先是戎人与秦人的互动,最终是戎人逐渐融入华夏。然后是羌人、匈奴人、月氏人、氐人等异族与华夏(秦时为秦人,汉时为汉人)的接触,互动进程中虽然伴随着华夏族群向这一地区的移徙以及华夏式政治、经济、文化不间断地向这一地区渗透、浸染,但该地区始终是不同族群共生共存、摩擦争斗、互化互融的区域。事实上,秦汉陇右异族的整体性自我族群认同一直存在,甚至有越来越强烈的表现,表明异族与华夏在边地的接触并不一定形成异族的华夏化。     

黄帝开创了传说时代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的融合

黄帝是传说时代华夏先民中游牧者首领 ,黄帝开创了游牧文化和农耕文化的融合 ,并对华夏农耕文化注入了新鲜的活力。黄帝又被尊奉为源远流长的华夏文明的创造者 ,古代华夏文明的发生、起源和许多文化方面的肇启 ,都可以追溯到黄帝或黄帝时代。因此 ,黄帝和炎帝、蚩尤 ,是传说时代中原华夏先民所创造的农耕文化、游牧文化和狩猎文化的三大代表。在特殊的历史和文化背景下 ,黄帝又成为凝聚古代华夏和中华民族团结的精神纽带 ,推进着统一的多民族中国历史的发展。     

血统、政治与异族——论先秦华夏人群的形成因素

由于先秦时期华夏人群缺乏共有祖先的观念,而同一姓氏内由于政治利益和发展水平也产生了分化,使得华夏的形成并不主要依赖于血缘因素,而有赖于共同的政治利益和外部人群(夷狄)的压力。这也使华夏与一般意义上的"族群"有所区别,同时,华夏人群与所谓的夷狄之间的界限并非凝固的,为以文化划分华夏与夷狄提供了可能。     

孔子对礼乐文化的创造性解释——兼论礼与乐的分与合

周代礼乐制度对于维系和稳定周人的血缘宗法社会结构及其统治秩序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但到了春秋时期面临严峻挑战,史称"礼坏乐崩"。为了挽救时代困境和王朝危局,孔子通过"承礼启仁"、"以仁释礼"等一系列工作,对礼乐文化重新加以创造性的解释。孔子的贡献一是深入反思并激活礼的内在精神,二是对于礼乐关系及其各自的文化功能进行重新定位。孔子对于礼乐文明的创造性阐释,构成了华夏礼乐文明由合到分、又由分到合的逻辑转进过程的关键环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