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代采风制度与“诗谏”

上古采风制度是不是根据汉代乐府制度所作的虚构,历来争议颇大。本文根据上博简《孔子诗论》有关＂邦风＂的讨论,确认了先秦出土文献中有关＂邦风＂（国风）采自民间及其舆论功能的明确记载。同时,引据传世文献的记载将采风制度纳入上古＂乐政＂系统加以考察,并将采风制度视作包括＂诗谏＂在内的谏议制度的一个上游环节。     

周代藏书考

周代文献的收藏与流传经历了三个阶段。西周至春秋前期,藏书机制完善,周朝的室、府与列国的正宫、礼官署、象魏行使藏书职能,文籍藏在官家,完好无损。春秋后期,官方的藏书机制遭破坏,官家所藏文献日渐散失,私家藏书开始出现;幸赖史、府世职恪尽职守,其所掌管的文献犹可凭信。战国时期,官家藏书遭受严重破坏,传世文献大量流落民间,私人藏书盛行;私人著述活跃,成为私家藏书的一个重要来源。由于散失窜乱巨至,传世文献难以凭信,需疑择而用,甚至出现焚书的前兆。     

制度·文学制度·文学评奖

从文学制度的角度，对文学评奖这一范畴做出了一种历史性的研究。论文提出，文学评奖作为文学制度的一个面向，它本身也是社会现代化和文学现代化进程中必然出现的一个产物。一方面“制度”与“文学”的关系，以及“评奖”与“文学”的关系必然会投射于文学评奖之上。同时，作为具有某种独特性的文学评奖的出现是与社会现代化和文学现代化过程中出现的某些特定因素紧密相联，而这些特定因素在相当程度上界定了文学评奖。在这两个方面的制约下相应地形成了文学评奖及评奖策略上的某种特点。     

典乐制度与周代演诗体系的建构

即兴徒歌是诗歌最初的艺术形态,随着音乐日益成熟,祭祀典乐实践成为诗歌发展的契机,诗歌提升为典乐综合表意体系中的主角,确立了"歌奏舞"统合的祭祀典乐演诗体系.周人建立了完备的典乐政治制度,诗在周代典乐制度提供的广阔政治空间里实现了演诗体系的建构,成为承载周礼政治内涵的重要媒介,由周代完备的乐官体系典掌的综合演诗流程是对周代宗法统治秩序的艺术化展演,是对伦理政治内涵的艺术表述,同时又是诗乐政治教化的流程,周代典乐制度规定了<诗>的表现形式与内涵,这是周代典乐政治赋予<诗>的特殊意义.     

文学制度与文学的自主性

文学制度作为文学生产、流通和消费过程中所形成的社会机制和文学场域,一方面为文学提供了生产空间和生产场所,另一方面,文学制度又在不断地限制文学生产的自由与个性。这就是文学制度的悖论。在这种悖论的基础上,文学要想取得较大发展,就必须在借助制度的同时不断地超越制度。     

周代礼教思想与礼仪制度的系统把握

古代中国是"礼仪之邦".这"礼仪"的完备其实是在周代完成的.周礼是兼顾天人、敬神化民的产物.周礼虽然承担着"敬神"的职责,但更多地扮演着"修身""齐家""治国"的角色,体现着"神道"向"人道"的转移.周代的礼教思想认为,"礼"者主"敬";作为维护宗法等级的规范,要求卑者尊贤而"义",尊者慈爱而"仁",进而实现"十顺";"礼"别异而"乐"统同,所以"礼""乐"相辅;"礼"是有节制地满足人欲的理性规范,所以"理""欲"相兼.在形成丰富深刻的礼教思想的同时,周代诞生了繁复齐备的礼仪制度.《仪礼》和《礼记》规定、阐释了周代礼制的纵向系统:"始于冠,本于昏,重于丧祭,尊于朝聘,和于乡射".《周礼》描述、揭示了周礼的横向系统,即"吉礼""凶礼""军礼""宾礼""嘉礼".周代编织了一张纵横交错、无所不包的礼制之网,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成为"顺鬼神,合人心,理万物"的根本保证.     

周代诗歌的文化形态与其接受观念的递嬗

周代是诗歌实践走向成熟的重要时期。采诗、献诗的传播机制,观诗、赋诗的文化习惯,引诗、解诗的阐释活动,共同形成了这一时期诗歌既存的变化的文化形态。同时又反作用于诗歌的接受模式,塑造着中国特有的诗歌接受理念。这一文化心理的形成受政治意识、语言形式、文化实践和思维方式的制约,影响着古典文论的走向。     

宋代言谏制度述论

在宋代监察制度中，言谏制度很有特色，无论是在言谏机构的设置上，还是在言谏官员的选拔与职掌上都有其独到之处。宋代门下省的职掌一如唐制，并且更胜一筹，其谏正、封驳之对象，除皇帝诏令之外，还有大臣至百官违失，“凡朝政阙失，大臣至百官任非其人，三省至百官事有违失，皆得谏正”。正是如此，它开创了我国台谏合一的先河，提高了监察权的地位，但同时也兴起了“风闻言事”之风，破坏了言谏制度的威望。成败得失，影响深远。     

论周代的媵婚制度

针对“媵”的意义界定不清的问题，采用归纳和图示结合的方法，描述了媵者是嫡夫人同姓诸侯国之女、媵者是嫡夫人的“侄娣”、媵者与嫡夫人非骨肉之亲等三种形式。结果表明：媵婚制度具有广继子孙、防嫉妒、扩大联盟范围等作用。实践证明，媵婚制在中国周代较为普遍，并且对探讨周代婚姻家庭结构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诗经》与周代文学批评思想的发展

20世纪,在文学批评的视野下,《诗经》被视为中国文学批评思想的萌芽。但这个看似简单的“萌芽”本身却包含着一个发展演变的过程。本文探讨了中国文学批评思想之“萌芽”的发展层次与基本内涵。并以《诗经》为线索,进一步探讨周代文学批评思想的发展历程。     

论周代铜器铭文中的文学批评思想

周代的铜器铭文是中国古代散文发展的重要形式,其中蕴涵着丰富的文学批评思想。与相同文化背景下的传世文献《诗经》、《国语》、《左传》、《尚书》等相比较,可以发现,周代铜器铭文与周代传世文献在文学批评的范畴和思想理论等方面均呈现出高度的一致性。     

西周赏赐制度研究——以对西周金文赏赐物的量化分析为视角

西周赏赐类铭文中常记载各种赏赐物品,这些赏赐物的出现以及之间的组合都呈现出一定规律。掌握这些规律不仅有助于正确理解铭辞文意,对充分认识西周赏赐制度,以及受赐者地位和判断铭文时代等也具有重要意义。此外,量化分析为考察这些规律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进而以分析结果为基础探讨、总结各类赏赐物间组合规律。     

周代的生态保护及其启示

文献资料充分显示 :三千多年前的中国周代不仅诞生了丰富的生态保护思想 ,而且产生了世界上最早的生态保护机构和生态保护法规 ,但是 ,在通常认为根本构不成生态问题的上古时期为什么对生态问题如此重视 ?如此完善的生态保护体系 ,对于生态保护由理论探讨推向社会实践的今天会有怎样的启迪呢 ?     

《诗经》与先秦两汉劝谏文化

在上古时,国家政治结构中血缘的纽带比较重要,劝谏主要是以“直谏”的形式出现的。《诗经》里就有许多贵戚之卿直谏君王的作品。“献诗”和“采诗”是《诗经》干预政治的两种方式。随着社会结构的变化,血缘纽带松弛,君主专制加强,直谏越来越危险,人们越来越推崇讽谏。在这种历史背景下诞生的汉代《诗经》学,形成了“美刺讽喻说”的方法论。这种理论把《诗经》中所有的篇章都附会于历史和政治,把很多本来没有讽谏用意的的诗篇,都解释成了谏书。“美刺讽喻说”对中国后来的诗歌创作、诗歌评论的影响都很深远。从政治史的角度来理解它形成的过程,对于我们更好地了解中国古代诗歌,是有着积极意义的。      

《周颂·载芟》与周代礼乐制度

本文结合周代礼乐制度,对《诗经·周颂·载芟》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篇中若干关键词语的训释,对于《诗经》与其他先秦典籍的解读有普遍的意义.本文认为,诗篇中的“媚”字,是一个表述先秦时代“和合”哲学思想的重要词语.本文还对周代礼乐制度中的礼俗关系作了一定的释述.     

论宋代台谏与文官集团的重组

台谏之横使之成为宋朝掀动政潮之地 ,而文官集团作为宋代政治的支柱 ,它们的分裂与重组 ,与台谏又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从此入手进行研究 ,可以得出三个结论 :首先 ,台谏固然使人主“不至于偏至之谗” ,但它更多的则是引发文官集团分裂的直接动因 ,也使宋朝不能长期保持其政策的一致性。其次 ,这种现象的生成 ,与宋代的政治制度有关 ,与宋代人主的人本思想及其宽容的性格有关。另外 ,言官动辄以道德苛咎别人 ,但儒家队伍必须依靠纪律的约束 ,而不是道德的力量。故而 ,台谏与事功本身却是毫无补益的。     

西周《大武》乐章及其演变考论

西周《大武》乐章曾经过武王、成王、康王三代的演变和逐步增益。《大武》所奏六诗均保存于今《诗经.周颂》中。《武》即武王时之《大武》;成王时把武王克商后所作四首颂诗全部配用于《大武》;康王时＂定乐歌＂又增益成王时所作二诗入《大武》,《左传》、《礼记》等所言六成《大武》即定型于此时。《大武》乐章的发展演变,既符合古乐发展演变的实情,亦符合古人用诗的实情和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