期望管理范式下特大安全事故行政问责研究

在期望理论范式下，本文构建了我国安全事故行政问责实证分析模型。本文以安全生产网等媒体报道的2000—2016年间一些特大生产安全事故案例作为研究对象，运用SPSS180软件分别进行内部期望和外部期望分析，以检验我国行政问责中是否遵循了内部一致性和外部回应性的原则。研究发现，在行政问责中，低层级官员相对于高层领导更容易被问责，处级以上被问责人数与媒体关注度有极强相关性。从中得出的结论是：安全事故行政问责内部期望没有得到满足，行政问责外部期望虽然得到部分满足，但问责的公平性却受到质疑。因此我国特大安全事故行政问责应当强化权责一致和过责相当原则的遵守、重视行政检讨以提高问责回应主动性、加强期望管理以提高行政问责的民主性和广泛性。     

城市公共参与和社会问责——以广州市恩宁路改造为例

"社会问责"是通过普通公民或者公民社会组织直接或者间接地参与来实施问责的方式,以公共参与推动社会问责是实现政治问责的有效途径。广州市恩宁路改造案例说明,虽然公共参与的机制仍未实现制度化和常规化,还未达致国家与社会协作式的公共参与状态,但是,公共议题的提出、广泛的社会支持网络的形成以及政府对公共参与的逐渐回应,推动了国家与社会相对良性的互动,从而较为有效地实现了社会问责。在当代城市公共生活中,这种以公共参与为基础的社会问责逐步成为可能,彰显了公民社会的力量,制约了国家的权力,是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     

论行政不作为的政治问责

行政不作为的政治责任是指行政机关及其领导成员因自身或下属行政不作为而应承担的政治上的不利后果。该责任源于人民主权这一宪政基本原理,同时,政治—行政二分理论和官僚制理论也为其提供了理论注脚。国外行政不作为政治问责的常见形式主要有公开道歉、引咎辞职、职务罢免,主要问责机制有质询机制、辞职机制、倒阁机制(罢免或撤职)、选举机制等。完善中国的行政不作为政治问责制度,落实行政不作为政治责任,必须实现行政不作为政治责任的法制化,同时应健全以异体问责机制为重点的行政不作为政治问责机制。     

当代中国生态政治发展的动力资源

当代中国生态政治发展的动力是由不同层次、不同维度和不同性质的要素或资源所构成的复合体。从生态政治系统运行中的矛盾、结构、主体、行为等不同向度上来看,当代中国生态政治发展的动力资源主要呈现为:自然生态与政治之间的矛盾是基本矛盾动力,生态经济的发展趋势是基础物质动力,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政治价值目标是内在精神动力,广大公民的生态政治行为是根本主体动力,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的生态政治治理是关键主体动力,生态政治制度的改革创新是主要直接动力,国际社会的积极生态压力是重要外部动力。     

关于政治生态视野中和谐社会的构建问题

政治生态作为社会构成中的重要功能系统,是实现社会各子系统之间良性运行与协调发展的重要政治条件。要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综合治理政治生态中的不和谐要素,建立与和谐社会发展要求相适应的良性政治—经济生态、政治—制度生态、政治—伦理生态以及政治—社会生态。     

生态文明建设中的政府责任：政治责任与行政责任

在当前的生态文明建设中,各地已围绕政府责任进行制度构建,开展许多问责工作,但问责普遍化带来基层工作压力过重等问题。对此,应依据行政学关于政治、行政的二元理论,针对生态文明工作特点,构建有所区别又紧密相连的两套责任体系。政治责任体现社会与政治系统间的委托-代理关系,实行无过错问责原则,实施功能是给公共权力行使者提供权能和民意基础。各级政府是政治责任主要承担主体,直接向权力机关汇报工作的机构首脑是主要责任人。执政党从总体上对全国长期生态文明建设负责,通过党内机制将责任予以分解。行政责任体现权力行使机关内部的命令-服从关系,实行过错问责原则,追求行政理性,实施条件是有完备的规章制度,承担者是一线工作人员。行政责任的良好履行是政治责任的基础,政治责任的有效维持是行政责任的依据。     

新形势下领导干部践行群众路线动力机制构建问题研究

领导干部践行群众路线动力机制的研究价值在于解决动力的强度和持续性问题。基于对领导干部践行群众路线动力来源的结构功能分析，探讨适应新形势挑战的动力机制模型。在中国政治生态语境下，领导干部践行群众路线动力机制构建的逻辑思路在于“端正思想—高度重视—规划部署—制度配套—监督执行”。     

澳大利亚生态问责制述评

澳大利亚的生态质量在国际上处于领先地位,这主要得益于其相对完备的生态问责制度。澳大利亚生态问责制度体系较为完善,问责形式主要由议会问责、法制问责、社会问责、内部职能部门问责、审计问责、监察专员问责、绩效评估问责等具体内容构成,在实践中表现出法制化程度高、重视公众参与、执法严格等具体特点。澳大利亚生态问责制建设的成功经验对于我国生态问责制的建设与完善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如何追究政府生态责任——职能阐析与优化路径

中国共产党是政府生态责任追究最为重要的核心主体,这既是坚持党的领导的题中之义,也是党的执政的内在要求,具有独特的制度价值、实践价值和理论价值。在我国现行国家治理体系和有关制度规定以及如火如荼的实践中,已经从追责的主体、对象、内容(事由)、途径(方式)等方面对新时代党履行政府生态责任追究的职能体系进行了初步定位,但目前仍存在着“同体问责”的固有局限、党政责任界定模糊、党内问责制度相对欠缺、党对合作追责机制协调不够等实践困顿。加强和优化新时代党对政府生态责任追究的职能履行,必须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党的全面领导、责任界限适当明确、多种责任同样追究、多元主体合作追责和生态责任优先追究原则,不断完善异体追责以增强追责动力与效力,健全追责制度以促进追责公平与效率,提升追责能力以优化追责功能与效益。     

建设性思维在新闻报道中的运用与探索——以2013年浙江余姚特大水灾报道为例

通过对多家媒体在2013年10月浙江余姚特大水灾的报道进行比较,分析不同议题设置所体现出建设性思维的差异化特征,进一步探讨传媒责任与＂公众问责＂、网络舆情监测与预警引导服务、报道平衡与人文关怀等方面的传播理念与机制,提出媒体从业人员要做凝聚社会共识的＂建设者＂的观点,以及建设性思维在新闻报道中的路径,即创新思维、制定预案、资源整合、培训保障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