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红段子”的分类特点和时代意义

＂红段子＂是传播健康向上的网络文化,是人们传递感情,交流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已经成为弘扬主流文化的一种重要形式和新力量。本文就红段子的内涵和特点以及现实意义进行了分析和研究。     

“段子文化”浅论

文章从学理分析和社会调查的视角对“段子文化”的含义、兴起进行了阐述,并加以解析,最后为使”段子文化”走上良性发展的轨道.笔者又提出了一些建议。     

民间段子的社会功能

作为相对于政治权力中心的边缘话语——非主流文化的民间段子,其篇幅虽小,却蕴含丰富,形式活泼,在民间广为流播,为广大民众喜闻乐见。这是因为其多种社会功能——聚焦社会的认识功能、人际交往的协调功能、日常生活的娱乐功能与潜移默化的教育功能,正在日益凸显出来,引起社会关注。因此值得我们研究。     

我国段子文化研究之进程、主题、视角与方法

互联网赋权下,段子文化日趋兴盛,段子文化的研究日益得到学界的重视。检索知网相关文献资料发现：我国段子文化研究从研究进程看,其经历了兴起与发展两个阶段,2003—2009年是兴起阶段,2010年至今是发展阶段;从研究主题看,其主要包括段子的概念与成因、段子的特点与创作、段子的意义与作用等;从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看,从政治学、社会学视角展开的研究最多,研究方法以个案分析法、内容分析法、访谈法和问卷调查研究方法为主,定性研究多,定量研究少。     

乡约缘起与演进中的话语实践

乡约作为民间治理的话语实践,是各种权力在规范乡间秩序时的一种再生产。随着朝代更迭,乡约也在不断演进,乡约发起者由士绅逐渐过渡为官员,乡民参与由自发变为强制。循着福柯"话语—权力"和"权力—规训"的路径对乡约进行探讨,可以发现:乡约内容自儒家伦理转为皇帝圣谕,体现了乡间治理话语权由绅权向皇权的转移,乡约由最初的民间自治组织最终沦为官方执役工具;拥有权力合法性的皇权在对乡民意识形态建构时,也从道德教化转向了对乡民的权力规训。     

大众传媒的本质属性与权力特征

大众传媒不仅仅是传播的工具、手段,它还是特定意识形态和文化价值观的载体.传媒对意识形态的影响以及对意识形态功能的执行,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媒介权力这一桥梁来实现的.媒介权力的实质是物对人的控制,它有着自己的主体性特征与来源基础.媒介权力是历史的产物,它会随着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而不停地发生转移.如今,媒介权力体现出由传统的"政治意识形态话语"向"科技话语"和"消费话语"位移的趋势.     

“软实力”概念在中国的挪用与流变——基于学术话语、媒体话语和官方话语的分析

"软实力"概念自20世纪90年代引进中国,逐渐成为学术界、媒体界以及政界普遍使用的话语,其间经历了由简单引介到本土化的复杂过程,并发展出"文化软实力"这一极具中国特色认知概念。"软实力"学术话语、媒体话语和官方话语的相关数据显示,其间发展轨迹基本重合,官方话语起着重要的"定调"作用,而学术和媒体话语则不断拓展出更广泛的内涵,三者构成了一种"复调"的效果。具体的话语类型可以分为"原教旨主义"的软实力、作为"隐喻"的软实力和作为"转喻"的软实力。基于"软实力"概念背后隐藏着的意识形态性及其权力逻辑,中国的选择路径应是"超越软实力"。     

我如何面对“黄段子”的骚扰

贵州省六盘水市一读者来信问：我是一位本分矜持的姑娘，大学毕业后分配到某机关做文秘工作。因工作不忙，空闲时间比较多，有些同事经常会讲些“黄段子”来消遣。刚开始我只是听听而已，并不参与他们的闲聊，但随着大家进一步的熟悉，有位男同事竟然拿我作     

从"风"到风俗--论"风"的文化化历程与先秦音乐"移风易俗"政策之酝酿

从"风"到风俗的意涵演进体现为如下文化化历程商周及春秋早期,"风"被神化并呈现出自然律与文化化相结合的特色;春秋早期到中后期,"风"渐次出现牝牡相诱、风气、采集、民间音乐等义项,展现出文化化的群体品格;春秋后期至末期,官方将先王之乐的风教作用与群体文化直接相连,提出"天子省风以作乐",风俗之义最终脱离民间音乐,具有了意识形态品格.这一历程启发荀子首倡"移风易俗"命题,显示了先秦官方文化政策的形成背景.     

段子里的2008

2008年,有一些"段子"曾在我们中间真实地流传,以幽默与冷幽默的形式,对我们共同经历过的生活作出另类"评论""段子"里有喜怒哀乐,"段子"里有人情冷暖,"段子"里有民生无奈,"段子"里有一声叹息……在2008年结束的时候,重新品读这些"段子",回顾一同逝去的岁月,期待能让笑声与深思照亮我们共同的2009年。     

“拇指文化”里的黑色幽默与爱国

随着信息技术和手机媒体的快速发展与革新,从短信、QQ到微博、微信,人人都变成了“扩音器”和“大喇叭”,只要动动手指,就能传播分享.这种跃动在指尖上的文化景观,被形象地称为“拇指文化”. 我们每个人的手机上,可能都接收、传播过很多的段子,从“厚德载雾”到“东莞挺住”,调侃的背后,既有搞笑的黑色幽默,也有无奈的戏谑自嘲,生活的多元将段子染上了不同的色彩,有代表社会主流价值观、体现时代精神、弘扬清风正气的“红段子”,有反映社会现实、表达民情民怨、抨击社会时弊的“灰段子”,当然也有娱乐至死、低俗颓废、恶意中伤的“黄段子”和“黑段子”.     

地域文化立场的书写与言说--20世纪后20年小说语言论之三

地域文化是作家们的精神母乳。地域文化精神直接影响到小说叙述焦点的定位与运动、小说话语与叙事视角的选择、言语风格的确定以及语言结构的形成;方言土语不仅丰富了小说的语言资源,而且为小说语言增色许多;作为地理风貌的自然风光进入小说,必然影响着描写这些风光的语言风格的选择;民间语言体现一种民间立场的叙事,与官方文化拉开一定距离,并显示出民间幽默的智慧与解构的才能;有作为的作家不仅善于到地域文化中去淘金,而且能跳出其拘囿,去经受各种异地文化的洗礼。     

《逼上梁山》与延安“旧剧革命”的运行机制

延安"旧剧革命"体现了新的意识形态对于传统戏曲借用和改造的意图与行为,是新中国成立以后大规模戏曲改革运动的先声。在平剧《逼上梁山》的编演过程中,这场"旧剧革命"的运行机制得到了具体呈现,它以"政治的需要"作为核心内容,同时也保留了民间审美资源的运作空间,显示出民间和政治两种话语和传统相互纠结、生成的张力关系与状态,并且对于当下的戏曲改革活动也具有启示意义。     

民间文化和语境的回归——以贾平凹的文学创作为研究重点

"民间文化"、"民间语境"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文学创作回归传统和民间的一种自觉选择,是一种确认的理想存在和价值取向。民间意识的复活,在深层意义上成为文学真正变革的动因。笔者针对贾平凹的文学创作个案进行剖析:一是民族文化影响下的群体思维模式和心理因素影响着作家内在的主观世界;二是民间语境的"异质书写"体现对主流话语的颠覆与消解。它的文学价值、审美意义于民族传统文化日益衰微的今天显得弥足珍贵。     

在默契与游离之间——论赵树理小说创作与赵树理方向

赵树理的创作与＂赵树理方向＂并非同一的,二者之间存在微妙差异。前者是作家生命经验和内在文化认同的体现,是由内而外勃发的自觉追求;后者则是意识形态话语阐释的结果,是外在的文化解读,源于一种求证的话语需求。因此,赵树理的创作与《讲话》之间是一种契合关系,而非简单的询唤与被询唤关系。艺术功利主义的创作主张与形式上的创新追求,使赵树理的小说恰好适应了意识形态话语的需求,因而被推崇为一种＂方向＂。现实主义的艺术追求使赵树理的艺术创作表现出＂不合时宜＂的游离,因而遭遇无所适从的尴尬。     

5.12汶川地震对灾后民众心理的影响——基于震后流行段子的分析

5.12汶川大地震后,在网络、手机上流行着与地震有关的各种段子。这些段子描述了与地震有关的种种现象,反映了5.12地震对灾后民众心理的影响:认知上,危险无处不在;情绪上,恐惧、焦虑;行为上,一切都乱了;观念上,名利靠边、真情至上;人格上,川人的乐观与坚韧。     

论新时代意识形态的"中国话语"及其意义

意识形态话语是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新时代意识形态的"中国话语"及其生成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走向成熟、中国的国际影响力和国际关系塑造力显著提升的时代背景下,着力推进意识形态话语创新的结果.新时代意识形态的"中国话语"蕴含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制度和模式,反映着中国和平发展的道路、理念和行动,体现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价值和文化,具有主体性与凝聚性相统一、主导性与包容性相统一、民族性与开放性相统一等基本特征.新时代意识形态的"中国话语"是对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的创新发展,对增强"四个自信"、讲好"中国故事"具有重要价值.     

从历史事件的民间叙事看改土归流——以鄂西唐崖土司为例

改土归流不仅是一项政治进程,同时也是一种社会和文化建构。对改土归流的研究,应立足于地方社会的视角,以揭示它实际是如何被(地方)话语建立、维持的。在民间故事、传说中,主要借助于历史事件来获得民间叙事的结构意识,营造一种"民间"的氛围,演绎着另一种"和平改流"的图景。它也体现出人类学意义上的本地人视角,同时并未妨碍人们通过民间叙事了解和把握历史的真实。当前的改土归流研究很有必要重视这类来自民间的"小叙事文化"。     

写写红段子 夸夸故乡美

由光明日报和中国移动联合举办的第一届中国移动杯全国红段子有奖征文大赛目前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参与人数已达数万人,在全国各地掀起撰写红     

话语、叙述与历史记忆——近代无锡滩簧形象建构与自我救赎(1840-1935)

晚清地方文本中有关滩簧的话语叙述,成为滩簧最早的原罪,后来的大众舆论媒介——报刊,继承了官方话语模式与叙述策略,建构出滩簧的负面形象。演滩簧,看滩簧,成为一种社会病态的隐喻与象征,以至民众谈"簧"色变。为此,滩簧曲艺多次改易名目演出。在1935年禁演滩簧风波中,官方利用报刊发起对滩簧的舆论围剿,地方艺人为了缓解来自官方的压制,被迫进行改良,改良新剧《克宝桥》试演大获成功,滩簧曲艺的社会教育功能获得官方认可,滩簧改名无锡文戏,从而实现了自我救赎。双方的互动角力既重塑了文化精英对滩簧戏曲文化社会价值的认识,也反映出三十年代无锡滩簧改良契合了当时民族主义运动的政治文化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