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问的哲学：福柯的“异托邦”概念

现代物理学提供了一种新的空间哲学,它也为福柯关于"异托邦"的空间理论提供了灵感."异托邦"与福柯所谓"知识考古学"的精神是一致的,即抵抗以时间为线条,以一元论精神为线索的哲学史.福柯分析了"异托邦"的六个特征,赋予普遍的空间现象以新的内涵,他开发了一种新的空间哲学.     

《地下铁道》中的异托邦建构

异托邦是福柯基于对边缘空间和边缘人群的关注而建构的空间哲学,是社会机制内真实存在的局部化场所,以独特的视角窥探整体空间内部的权力关系和文化理念。美籍非裔作家科尔森·怀特黑德在最新作品《地下铁道》中,通过女主人公黑奴科拉的逃亡历程交错建构了三类功能迥异的异托邦:偏离异托邦中所谓的主流标准揭露了美国根深蒂固的种族主义与森严的权力等级制度,兼具补偿性与易碎性的幻觉异托邦深刻剖析了人性的复杂与隐秘,保护弱势群体的危机异托邦则展现出超越种族的人道主义情怀。怀特黑德在小说中对上述三类异托邦的精妙建构客观反映了美国黑人荆棘丛生的艰难处境,表现出黑人为生存所付出的令人动容的努力,让人们再次直视与反思那段被刻意淡化的黑暗历史,显示出一位作家强烈的历史责任感和深度的人文关怀。     

恶托邦·异托邦·乌托邦：论宋代谪宦文人贬地书写的三个维度

宋代政治斗争剧烈,大批谪宦文人至贬地后身心会经历“恶托邦”的惊恐、“异托邦”的不适和“乌托邦”的诗意栖居三个逐步深化的心理状态的递嬗过程。宋代谪宦文人在心理层面上的此种转变,既是因宋代贬地经济社会发展状况得到较大改善所致,亦与宋代社会“三教融合”程度不断加深的背景下,谪宦文人心态逐渐圆融豁达有关。从“恶托邦”“异托邦”和“乌托邦”三个维度分析宋代谪宦文人持续性的贬地书写,可窥见谪宦文人心态演变的轨迹,并感知其作品所映射出的贬地在宋代国家政治中地位的变迁之势。     

论林语堂英文小说的乌托邦与异托邦镜像

林语堂海外的英文小说存在自我与"他者"的纠结。林语堂试图在自我与"他者"之间构筑起一个乌托邦与异托邦二元世界,而他也正是在这个二元世界里,寻求着他的跨文化认同。文学文本中所建构的异托邦之所以能够形成,必须具备以下三个要素之一:一是本土文化心理;二是异域空间;三是异域和本土文化场域中的文化认同危机。林语堂通过对中国与西方(美国)的个性化阐释,使得世界真正地了解了中国和西方。西方世界也正是通过他建构的异托邦世界,还原了"东方主义者"永远也没有表述清楚的中国。     

解析“敌托邦＂

敌托邦表示了一个与乌托邦相反的,由于掠夺、压迫或恐怖造成生活条件极差的假想社会.按讨论主题,敌托邦可分为资本主义敌托邦、末世敌托邦、技术敌托邦、极权主义敌托邦和人口过剩敌托邦等类别;它具有假想性、社会性、相对性、直觉性等特征.敌托邦是人类否定思维的一种表现形式,它与后现代主义相迎合,其本质是一种文化批评主义.敌托邦的文化批评倾向性对促进20世纪文化批评思潮蓬勃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其思想内涵也已作为技术批评主义思想的有机组成部分而纳入技术哲学研究视域.     

声音的异托邦： KTV中的自恋主义与时空压缩

作为城市中常见的社会文化场所,KTV蜂巢式的空间结构,幽暗暧昧的光线,以及可供消费者自由调控的声音设备,使得置身其中的人群将其当做释放情绪的异托邦。KTV中的声音修饰,可以看作自恋主义的精神文化投射;无调式的声音隐含了现代社会中个人身份认同的焦虑与挣扎,改变了传统意义上对“噪音”的理解;戛然而止的声音,可谓现实困境击碎异托邦空间的隐喻。通过金钱购买时间来实现空间改造的欲望,可谓当下社会时空压缩进程中拼贴社会的缩影。     

异托邦、规训与主体性表达：体育电影中体育规则叙事分析

规则的产生与完善是现代体育的重要特征,同时也作为叙事的重要组成部分影响了体育电影的叙事表达。规则对于体育电影叙事的影响主要涉及三种建构,分别为构建区分体育与现实世界的“异托邦”建构、对体育参与者进行规训的自我建构以及体现体育参与者主体性的匹配性建构。三种不同的建构方式在体育电影叙事中与不同种类的体育规则紧密联系,同时也使体育成为电影中权力关系的隐匿空间。     

传奇的“异托邦”——张爱玲小说的电影化想象

张爱玲因其个人独特的经历,小说思维中融入了电影思维的某些元素,用丰富的意象和影视技法构筑了一个游离于现实和想象之间的全新时空,本文将引用福柯的"异托邦"概念来试析张爱玲小说中的电影化想象.     

普世价值：乌托邦与实托邦的对话——一种对相关文献的综述与思考

对学界有关"普世价值"的争论考察表明:作为一种类存在物的人类共同追求,普世价值是内在的植根于人们头脑中的价值认同,是具有相对自主性的、抽象的观念存在物.这种内含于人类思维中具有某种共性的价值观念,需要基于现实实践即具体实在物的活动来加以体现.就当前中国而言,对待普世价值的态度应该遵循"普世价值是观念导向、特色价值是行动指南"的原则,将普世价值理念内在地融贯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过程中,为促进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提供精神动力和价值保障.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基本问题及其研究路径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何以可能决定着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命题是否成立;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如何实现则决定着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过程中,它的基本精神是否会流失,是否会教条化、简单化和庸俗化.前者更为根本,后者是前者的展开和延伸,两者相互联系构成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基本问题.一切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争论、怀疑、困惑、误解和错误结论都因此一问题所引发,一切相关的研究也只有在这一问题得到合理有效的解决之基础上才可以顺利进行.本文对这一基本问题的界定是否合理及应该采取何种方式对其进行研究,均给出了初步的答案;在所提的历史、比较、个案和解释学四种研究方法中,认为解释学似更为恰切.     

哲学基本问题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变革

从哲学基本问题理论前提的视角,解析马克思主义哲学变革的思想内涵。马克思主义哲学以实践为基础和中介实现思维方式的理论变革,从而使思存关系问题深化为改造世界的人的生存价值和生命意义问题。哲学基本问题展开于历史唯物主义的哲学批判之中,表征着马克思主义哲学现实关怀的理论指向。     

异位规训与异位解构

艺术的物质存在形式及接受方式使得艺术的空间占有成为一种必然。空间的社会性使艺术与空间之间不再是一种纯粹的物理性占有关系,而是一种权力的博弈关系。不同时期的艺术展示空间具有不同的性质,而不同时期的艺术与其展示空间之间也会形成不同的博弈关系：艺术展示空间通过封闭、定位等方式形成对艺术品的规训;现代艺术与展示空间之间存在着一种悖论性关系;后现代艺术则通过日常生活化、消费化和虚拟化等方式完成了对传统展示空间权力的解构。但只要空间存在,那么艺术品与展示空间之间规训与解构的博弈性关系也将有永恒性。     

西方哲学史上宇宙观的三次转换及其问题

西方哲学经历了多次宇宙观的转换,从古代的神话宇宙观到古希腊的和谐宇宙观,接着是宗教宇宙观,而后是近代的人文主义宇宙观。古代的神话宇宙观及古希腊的和谐宇宙观,强调的都是世界是和谐的或如何实现和谐;宗教宇宙观则强调人与自然是根本对立的,是无法和谐的,人必须控制自然才能保证自身不受伤害;近代人文主义宇宙观则彰显理性和自由、科学和进步,拒斥权威和教条主义,强调人的权利,但也支持殖民统治,具有用技术控制自然等现代性思想。宇宙观的转换,虽然为人类带来了科学理性和现代价值观,但也带来诸多问题,这些都是我们应该认真反思的。     

主体的死亡与复活—福柯生存美学的审美主体及其当下启示

从现代性的主体到后现代性的主体,从审美主义的主体到消费社会的消费美学的主体,主体的命运俨然一曲死亡与复活的变奏曲。福柯反对现代性的主体概念,宣告了“主体之死”,但他晚期的生存美学则关注人如何将自己构成为主体,借助审美的创造性、灵活性、叛逆性等特质寻求主体性的可能,丰富了主体性的内涵。因其针对现代性理性、知识、道德主体而倡导感性、身体等,福柯的审美主体常常被比附为消费社会中的欲望主体、身体主体。但是,消费社会中的主体失去了对消费权力系统的抵制而成为驯顺的消费符号,按照福柯的思想只能说是主体的再度死亡。主体的再度复活既是必需的也是必然的,福柯的审美主体不失为对主体的客体化命运实行疗救的一种参照。     

福柯的话语观

话语在知识与权力的作用下,体现为社会实践中权力机制的实现手段,它远远超出语言学中所解释的关于语言学中话语的意义。而社会秩序的存在也表现在话语秩序上,其中的核心就是话语的压制与被压制。     

环境问题的哲学再反思

"可持续发展"是当前"全球问题"。现代环境危机引发人们对环境问题进一步反思,人与自然的关系成为关注的中心。环境问题的本质是人与自然关系的失衡。问题的提出和解决是同时发生的,环境问题的解决必须重建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     

西方哲学的主要问题——危机的哲学与哲学的危机

自 19世纪末以来 ,西方哲学就出现了“深重的危机” ,其表征是哲学作为自由的科学的衰微 ,人对“未来”的遗忘。然而 ,从哲学史上看 ,哲学原本就生存于“危机”中 ,故当代哲学在“危机 -机遇”中 ,凭借经验的更大的积累和理论的更高的精细 ,出现更高形态之哲学的“可能性” ,是“必然”的。     

作为第一哲学的实践哲学及其实践概念

实践哲学的现代复兴是在哲学普遍危机的大背景下发生的。实践哲学不仅指示了哲学的出路,还体现了它的根本性质。要确立实践哲学作为第一哲学的地位,首先要明确规定“实践”概念的哲学含义。实践不同于生产劳动,它涉及人生的意义和价值,而后者只是满足人的欲望和需要。马克思正确地把生产方式看作是人一定的活动方式和生活方式,却没有充分说明这种生产方式本身的前提。非经济的实践不是从生产劳动中派生出来的,而是相反。亚里士多德将理论作为最高的实践的结果,他的第一哲学是形而上学,而不是实践哲学。因此,作为第一哲学的实践哲学必须超越亚里士多德,而不是回到亚里士多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