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哲学学理形态的建设视望

中国哲学是中华民族思维智慧特质的学理形态.19世纪末期,它以哲学名称、学科生成、论域研究的多重成熟,超越了曾经的道术之学、义理之学.回顾20世纪的中国哲学研究,取得了哲学之"史"的文本繁荣,却忽略了哲学之"学"的文本建设.哲学作为一个学科包含着"哲学"与"哲学史"两个论域.哲学是哲学问题范畴所构成的现实学理体系,哲学史则是哲学问题范畴发展的逻辑进程."学"是"史"的本体,"史"是"学"的逻辑进程.20世纪中国哲学研究的文本著述有"多史少学"的倾向,21世纪的中国哲学研究工作应着力于增强"学"的体系建设.     

哲学家的哲学史与哲学史家的哲学史——对冯友兰“三史”的一点比较

冯友兰是 2 0世纪中国著名的哲学家和哲学史家 ,他一生的学术活动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 ,一是哲学 ,一是中国哲学史。这里想从哲学家的哲学史与哲学史家的哲学史角度 ,对冯友兰的“三史”作一点比较 ,以凸显“三史”各自不同的特点     

中国哲学史的总检讨与现代化、世界化背景上的新展望

中国的学术性质,与西方互有差异.数千年来,也未使用"哲学"二字.中西交会之后,开始探究中国哲学的内容,而后才有中国哲学史的撰著出版.本文专对中国哲学的基本认识、哲学史的分期、教学与研究以及中国哲学通史与断代专题之成果,进行了全面性的公正无私之总检讨.     

作为哲学家的哲学史家——贺麟与现代中国哲学史研究

从贺麟对现代中国哲学的考察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哲学史家确应是一个哲学家,一个哲学家也应当是一个哲学史家.一个哲学家在考察哲学史的过程中,不仅可以形成超越一般人对于哲学发展历史的理解,而且可以使考察哲学史的过程成为自己思想哲学的过程.现代中国哲学史上,在哲学史研究与哲学理论方面真能有所建树者,大都是兼具哲学家与哲学史家双重身份的学者.贺麟即是这样的学者.贺麟一生的学术活动,虽主要致力于西方哲学研究,但他在中国哲学史研究方面同样获得了丰硕的学术成果,对现代中国哲学史学科的建设作出了自己重要的贡献.这样的成就与贡献,即得益于贺麟在中西哲学与哲学吏两个领域都具备深厚的学术理论素养.     

遼大学人

王雅,女,现为辽宁大学教授,中国哲学专业博士生导师。国际中国哲学学会会员,中国现代哲学史学会理事。王雅教授1998年毕业于吉林大学,获博士学位,师从国学大师金景芳先生,治经学与中国思想史。2000年调入辽宁大学哲学系。从事中国哲学史的教学与研究工作,为本科生、研究生开设中国古代哲学史、中国现代哲学史、中国哲学原著导读、中国哲学基本问题、经与经学史等课程。     

试论张岱年“问题解析体”“中国哲学史”书写范式

张岱年先生是20世纪中国著名的哲学家、哲学史家。张先生的一生,以研究哲学、哲学史为志业,在与其兄张申府先生共同创立“新综合哲学”的同时,又独创了一种研究、书写“中国哲学史”的新范式,即“以问题为纲”的“中国哲学问题史”的研究范式与书写范式(张岱年先生后来称之为“问题解析体”),为中国哲学的创新以及中国哲学史学科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辽大学人

王雅,女,现为辽宁大学教授,中国哲学专业博士生导师。国际中国哲学学会会员,中国现代哲学史学会理事。王雅教授1998年毕业于吉林大学,获博士学位,师从国学大师金景芳先生,治经学与中国思想史。2000年调入辽宁大学哲学系。从事中国哲学史的教学与研究工作,为本科生、研究生开设中国古代哲学史、中国现代哲学史、中国哲学原著导读、中国哲学基本问题、经与经学史等课程。十多年来,王雅教授一直承担着繁重的教学任务,而且始终认真细致地对待每一节课,对课程     

《中国思想学说史》的哲学史研究

<中国思想学说史>研究的核心内容之一是中国哲学的历史.该书继承了侯外庐对中国哲学内涵的基本定位,在本体论、认识论、历史观之外增加了心性论、境界论的内容,拓展了哲学史研究的内涵;从哲学与文化的互动揭示中国哲学发展的历史,对中国哲学发展的阶段性特征提出了一些新的判断;继承侯外庐中国哲学史研究的社会史、学术史研究视野,提出文化史研究视野.     

冯契以“史”“论”结合的学术立场诠释中国哲学史

冯契诠释中国哲学史的特色之一是坚持“史”“论”结合的学术立场。以“史”“论”结合的学术立场诠释中国哲学史的依据：其一，哲学是哲学史的总结，哲学史是哲学的展开；其二，哲学史的创作必须自觉地以某种哲学元理论为指导；其三，中国哲学史著作的创作者必须拥有哲学家和哲学史家的双重身份。冯契以“史”“论”结合的学术立场诠释中国哲学史经历了长达近半个世纪的历程，其包括20世纪40年代在西南联大清华研究院当研究生时思想的萌发，20世纪七八十年代在华东师范大学进行的探索与著述。冯契以“史”“论”结合的学术立场诠释中国哲学史体现在他以马克思主义哲学立场诠释中国哲学史，以“智慧”说哲学立场诠释中国哲学史，以“螺旋式圆圈结构”诠释中国哲学史。     

试论朱伯崑易学哲学研究的贡献

朱伯崑先生的易学哲学研究,开创了哲学史研究同经学史研究相结合的道路;明确提出并充分论证了儒家传统哲学的形上学和本体论,来源于其易学体系,不是基于道德生活的要求的思想;将易学思维区分为四个层次,即直观思维、形象思维、逻辑思维、辩证思维,而以辩证思维最为丰富,有自己的民族特色;有意识地培养历史主义与逻辑分析相结合的学风,为推进中国哲学的研究做出了重大贡献。     

哲学不是哲学史

"哲学是哲学史"是哲学界、特别是哲学史界广为传播的一个命题。它的几种可能解释,如"哲学等于哲学史"、"哲学史是哲学的一部分"、"学习哲学史就是学习哲学"等,或者是错误的,或者表达极不严格,容易引起误解。而从语用学上考察,"哲学是哲学史"导致哲学研究以史料研究为主,哲学论文被哲学教学论文所取代。哲学的特殊性不在于它与历史的特殊关系,而在于它的题材、问题和方法。     

“哲学史即哲学”之四解

黑格尔的"哲学史本身即哲学"认为,每一种哲学学说必有与之相应的哲学史观,两者应该而且可以达成互证.这一观念在当代的方法论意义在于可以经由分析一种哲学史观的合逻辑性,来判定与之相关的哲学学说在哲学史上的地位.本文在以黑格尔哲学、马克思哲学、列宁哲学说明上述观念及其方法论意义之后,重点讨论了海德格尔的哲学史观与其哲学学说的关系.     

论中国哲学学科存在的合法性危机——关于中国哲学学科的知识社会学考察

从学科发展的视角分析当前学界所关注的中国哲学史学科存在的合法性问题 ,我们可以发现 :所谓“中国哲学”只能说是东西文化相遇的一个历史性“错误” ,前辈们苦心经营的“中国哲学”仅属于文化际的比较哲学。学界对“中国有无哲学”这一问题的辨惑工作可以归纳为普遍性证明和特殊性证明两种证明方式。中国哲学存在的合法性危机可以归结为中国哲学 (史 )学科是否有必要继续存在、能否存在以及如何存在和发展三个层面的问题。未来中国哲学 (史 )学科的发展 ,在某种意义上与我们对哲学与思想、中学与西学、中国哲学史与中国哲学等问题的解决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     

中国哲学合法性的证明——读《朱陆之辨——朱熹陆九渊哲学比较研究》

最近一段时期,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问题重新成为人们讨论的热点,而这一问题的提出,与中国哲学史学科范式所导致的中国哲学史学科存在意义的危机密切相关.众所周知,中国本没有"哲学"一词,也没有与西方对应的哲学学科,近代中国哲学史学科是胡适、冯友兰等人参照西方哲学范式(实际是某一派的范式),取中国传统学术中与西方相近的材料建立起来的,用冯友兰的话说,是"就中国历史上各种学问中,将其可以西洋所谓哲学名之者,选出来而叙述之"(<中国哲学史>上,中华书局,1962年版,页8).     

再谈经学与中国哲学的关系问题

如果将经学研究纳入到现在的中国哲学学科的研究中来,尤其是让经学中的相关"义理"内容也进入到中国哲学史的范围,其实这些并不是真正的问题。而真正的问题只在于,如果我们对于经学与哲学的关系没有一种更深入的了解,尤其是对于这二者之间的"疆界"和本质区别不清楚的话,让经学进入哲学的实质还会只是用经学去扩充了中国哲学史的"史料"范围而已。     

中国哲学的地域性与普世性学术研讨会综述

2006年10月27日至29日在南昌大学召开了“中国哲学史学会2006年年会暨中国哲学的地域性与普世性学术研讨会”。许多著名的中国哲学史研究专家参加了这次研讨会。与会专家学者围绕“中国哲学的地域性与普世性”这一主题以及“江右哲学”、“传统儒学与现代新儒学”、“道家哲学与佛教哲学”、“中国哲学的创新与未来走向”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讨论,提出了许多创新性的观点。本文将这些创新性的观点进行了归纳与分析,这对于中国哲学研究的进一步发展无疑是有参考价值的。     

胡适的哲学史观初探

胡适的哲学史观构成了中国现代哲学史观演变链条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其内容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明确地界定了哲学史的含义、对象和目的；(二)在哲学的起源上坚持杜威的“问题说”；(三)在哲学的发展根据上坚持多元的因果观；(四)把哲学方法看作哲学史的中心问题和内的线索；(五)对中国哲学的传统进行现代审视，尝试对中西哲学进行比较研究。     

试论中国哲学史学科的话语系统

中国哲学史学科是哲学与历史学的交叉学科,有着还原历史与当代哲学建构两个向度。讨论“中国哲学学科合法性”问题,并不是绝对反对引用西方哲学来解释中国思想,而是指其对本属于以西方哲学为参照的和在西方哲学话语系统中言说的一种比较哲学研究范式缺乏自觉,并且质疑它把自身当作惟一具有正当性的范式的合法性。以哲学的方式叙述和整理中国传统思想,并不是理解和表述中国传统思想的恰当方式。而建立中国哲学史学科自身的话语系统,就是寻求恰当方式的重要步骤。在方法上,以“涤除玄览”暂时搁置种种西方哲学话语,以“虚壹而静”主观搁置种种解释学前见而深入和贴近传统文本,以字义一范畴研究审查和选择概念,是建立中国哲学自身话语系统的一种可能方法。     

中日对“哲学”理解的差异与趋同倾向

"哲学"与"思想"的根本区别在于"知"的把握不同。中日两国在引进"哲学"概念之初,都存在着混淆"哲学"与"思想"的问题。但之后的发展在两国出现了不同倾向,在中国学术界这种混淆持续至今,日本则明确区分了"近代哲学"与"日本思想"的不同,并以"知的探索"作为哲学的根本判断标准。然而,正在"中国哲学"面对"合法性"质疑,寻找超越合法性危机的困惑中,日本学术界却出现逆向的重新审视"哲学"的新动态,把曾经被自身否定的属于思想的文献,作为"哲学资料"进行整理。究其原因,问题还是出在忽视西方意义的"哲学"本质所致,从而出现了与我国学界关于哲学理解的趋同倾向。若不能认识到"哲学"与"思想"的根本区别在于"知"的性质不同,并从本国传统知识论研究出发确立自身,只企图通过扩大西方意义的哲学范畴来肯定自己,哲学合法性的质疑将永远无法超越。     

论少数民族哲学史的书写方式——以萧洪恩《土家族哲学通史》为讨论中心

对中国少数民族哲学史展开研究,首先要解决少数民族哲学如何可能即少数民族哲学合法性的问题,并不是每一个少数民族都需要写一部哲学史。以哲学史为中心的思想史研究是研究中国少数民族哲学史的恰当方法。中国少数民族哲学史的写作还要处理好少数民族哲学史与中国哲学史的关系、在材料选择上要特别慎重以及实事求是地评价少数民族哲学等问题。萧洪恩的《土家族哲学通史》为少数民族哲学史的写作树立了某些典范,但也存在一些值得深入讨论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