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与韩国古代诗歌发展

早自商朝开始,中国古典文化即已对韩国古典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韩国古典文化的发展离不开中国的文学源头——《诗经》。魏晋南北朝时期,《诗经》开始传入韩国,韩国文人从此对《诗经》进行深入学习与研究,并以此为模式创作本国诗歌。受《诗经》的影响,韩国古代诗歌也沿袭了《诗经》的创作风格,在形式、内容及诗言志等方面与《诗经》有许多相似之处。韩国古代诗歌继承了《诗经》的传统,丰富了韩国诗歌的内涵。     

试论朝鲜上古诗歌对《诗经》的接受

朝鲜上古诗歌对<诗经>的接受,主要表现在诗歌主旨表达、艺术表现手法的使用、现实主义创作精神和情感抒发模式的运用等方面.深入剖析<公无渡河>、<黄鸟歌>、<龟旨歌>三首朝鲜上古诗歌,可以对此有比较明确的了解.     

从《关雎》看儒家传诗的发展

<关雎>一诗在<论语>、<孔子诗论>及汉初的<韩诗外传>、<毛诗故训传>、<韩诗薛君章句>中都有出现,各书给予了不同的解说.对此加以对比研究,可以看到,<关雎>一诗在儒家的传诗体系中,讲解内容逐渐儒学义理化,基于切实情感体验的诗学逐渐消失,代之以儒家经义的渲染和宣扬,在风格上则表现出由平实、引申到夸张、渲染,甚至带有玄幻色彩.这正是儒家诗学经典化策略之一,是对<诗经>传解所作的经学化处理.     

张栻的《诗经》研究及其诗学思想

张栻没有专门的《诗经》研究专著,但解说《诗经》的文字却大量穿插在其他著述之中。张栻认为,"学《诗》则有以兴起其性情之正",解诗时"其事异故其情异,其情异故其辞异"。作为湖湘学派的代表人物,张栻自身的理学思想对其《诗经》研究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不过张栻时而也能摆脱理学思想先行的约束,对《诗经》的文学性因素能够有所挖掘。在诗歌创作上,张栻提出了"学者之诗"与"诗人之诗"的分别,主张"不可直说破"、"婉而成章"的诗风。     

闻一多《诗经》研究对《诗经》中情诗读法的影响

闻一多《诗经》研究中的分类研究使情诗篇目被界定而清晰,呈现丰富的世情内容;再有,其字词训诂讲求读懂情感的隐语。还原初民生活现场;同时,闻一多凭其诗性想象力和述学语言鉴赏情诗的写与读;而因作者缺席、模糊,《诗经》情诗读法必须合乎文本整体逻辑性,“有效解释”需较大限度反映作者所处的语境。闻一多的《诗经》阐释与当前盛行的文化人类学研究形成参差对照,给情诗新读法以审慎启示。     

从作品看曹操和曹丕对《诗经》接受的异同

曹操和曹丕对《诗经》的接受,最直接的就是表现在他们的作品对《诗经》的引用上。曹操、曹丕对《诗经》的引用,既有对前代文人引用《诗经》传统的继承,又有发展。就他们引用《诗经》的总体情况、方式、目的和特征而言,有同有异。这反映出他们不仅对《诗经》的接受有相同的一面,而且彰显出他们对《诗经》接受的发展变化。     

略论朱淑真诗歌对《诗经》的接受

朱淑真是南宋著名的女诗人,她的诗歌受到<诗经>的深刻影响.朱淑真对<诗经>的接受具体表现为:对<诗经>中大胆追求爱情的女子叛逆个性的继承;对<诗经>中写实的艺术手法、比兴手法及大量叠字、双声叠韵词的运用.     

鲍照对李白和杜甫诗歌的影响

作为南朝文坛上杰出的、富有多重个性的诗人 ,鲍照那潇洒俊逸、自由浪漫的乐府诗 ,对李白磊落豪放的歌行体产生了极为强烈的影响 ,而他那感时伤怀、关注民生的创作倾向 ,也深刻地影响了杜甫沉郁顿挫的美学倾向。从鲍照对李、杜影响的个案分析中 ,人们既可以看到一位诗人不同的精神侧面是如何被不同时期、不同个性的艺术家有选择地继承和发展的 ;同时也可以发现 ,南朝诗歌与唐代诗歌之间绵延不断的血脉联系     

《表记》《缁衣》引《诗》考

<礼记>当中的<表记>和<缁衣>两篇共引<诗>42处,呈现出量大而广、反复引证以及喜引<风><雅>的引用特点.引<诗>过程中,方法多样,本义、喻义、断章取义,交织运用,为后世文学用典开辟了道路.     

杜甫赋文评价的对比性研究

清代张溍《读书堂杜工部诗集读书注解》和仇兆鳌《杜诗详注》是杜甫赋文注本评论上体例完备的两种。分析可见,杜甫赋文在清代总体上仍然保持很高的评价。张溍在评价上没有过分照搬前人之辞,很多时候能够有所新词,但似乎也多有推崇心理,少作贬语,多有夸饰;仇兆鳌注重网罗他评,且多于考据,很多时候吸取了张溍的评价,但有时也勇作率真之语。     

重拾杜甫研究的遗珠:邵祖平论杜辑评

邵祖平是学衡派的重要诗人和著名学者,但已备受冷落多年.对杜甫及杜诗,邵祖平有热烈的喜爱和精湛的分析,主要见诸《唐诗通论》《读杜劄记》和《杜甫诗法十讲》.邵祖平论杜,就其系统性而言,已初具现代学术品格.现将其论杜的主要学术观点,分类援引疏列,以便于学者研读.     

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在《诗经》学史上的意义

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是最早以唯物史观为指导进行《诗经》研究的学术著作。它以全新的思想观点、解读和阐释的优势以及对多学科研究成果和方法的整合,把《诗经》研究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充分显示出唯物史观作为学术研究指导思想理论的巨大意义。     

历史性视阈下的中韩民歌

民歌是一切音乐艺术的基础,它反映生活,也反映社会.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中韩民歌有自己独特的音乐形式,它的产生和社会地位以及流传方式,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变化更新,尤其是民歌的艺术特征体现了浓厚的民族音乐特点,突出了形式不同的音乐风格特征.     

荀子《诗》学与先秦"诗传"

荀子是战国末传道兼传经之儒,其《诗》学与《毛诗》非属同一系统。他一方面阐释经典喻意,推进《诗》的经典权威化进程;另一方面又以《诗》证礼,推进礼的制度化进程。其通经致用的基本精神,为汉代今文学派开启了先河。荀子当撰有"诗传",《荀子》中存有的两种"诗传"的迻录文字,披露了荀子"诗传"的基本形态。     

试论《诗经》对《史记》的影响

《诗经》对司马迁撰述《史记》所产生的影响是十分深刻的,尤其是他在追述商周的历史时,大都是以《诗经》中的相关诗篇为基础,以其他的文献材料相补充,加以改编、综合、归纳而成。于是《诗经》中所表露出来的一些历史意识,对司马迁的《史记》就必然产生多方面的重要影响,《诗经》中的一些是非标准也就成了他理解和解释历史的重要理论依据。     

论叶适对《诗》的史学解读

叶适认为,《诗》既是儒家经典,本质上又是史书,故对《诗》亦应从史学角度展开解读。他联系历史对小《序》进行辨误,试图还原诗教原貌;利用《诗》《序》、周史考补《诗》本事,意欲彰先圣教化,获得经世治国的教训与启示。叶适反对"孔子删诗说"显示了他对史实及《诗》文本的尊重。叶适以史解《诗》既为匡补汉、宋之学流弊,又反映了他兼顾经史、核义理与见事功并重的治学思路。叶适阐发的"经亦史"的观点代表了"永嘉学派"的经世致用观念,成为明清时期社会改革思潮的重要理论来源。     

诗本义与《诗论》、《诗序》——以《关雎》篇为例看《诗论》、《诗序》作者

探明诗本义,对于正确理解《诗论》与《诗序》,判别其各自作者,有积极意义;区别《诗序》之大、小,同样有助于判别其各自之作者,并可加深对《诗》学传承与发展的认识。而诗本义,则历古以来多被义理之学所歪曲;《诗序》之大、小,自陆德明以来亦已不甚区分。     

《诗经》时代宗教的嬗变与文化传统的历史积淀

<诗经>作为周代的一部诗歌总集,广泛地反映了那个时代的生活风貌,也清晰地折射出了那个时代宗教嬗变的轨祆迹.通过<诗经>,我们可以看到,这道轨迹具有以下特征:理性化、人本化和伦理化.同时,周代宗教的这种嬗变对文化传统中理性精神、人文精神和重德精神的形成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或者更进一步说,前者就是后者的源头之一,后者就源于前者的历史积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