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吕思勉的“四裔”观——以《中国民族史》为中心的考察

"四裔"是中国传统史学中少数民族史书写的特定术语,亦是吕思勉史学思想的重要内容,在吕著特别是《中国民族史》一书中浸染着中国传统史学的"四裔"观。吕思勉更以纯粹的史学精神、翔实而系统地考证了中国"四裔"诸族的源流、演变和相互关系,较为客观地揭示了古代中国各民族的基本历史面貌,为中国民族史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梁启超与钱穆的专门史观及方法论之比较——以《中国历史研究法》为中心

梁启超、钱穆融贯中西史学,建构专门史观和方法论,尤对人物、文化专门史有系统深入的思索。他们都重视人和人的专史,而梁启超关注主要历史人物,强调合传及人与时代、环境的关系;钱穆注重衰世、乱世的人物,主张从人物无为中研究有为。他们都强调文化和文化史,而梁启超的文化概念狭义一些,主张用通史的方法,以“系”分门别类,从人的关系角度研究文化史;钱穆的文化概念则要广泛一点,认为文化研究要有大视野、大思路,运用比较的方法展开研究。     

“述而不作”中的“天人合一”思维——以钱穆的《中国思想通俗讲话》为例

"述而不作"思想对中华传统文化特性的形成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其不仅具有丰富的学术意蕴,更具有深厚的道德意蕴。这个思想与中华的"天人合一"思维之间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述而不作"不是不要作为,而是不"妄为",这正是"天人合一"思维在学术领域的体现。钱穆是20世纪学通四部的国学大师,他的很多著作都离不开"天人合一"与"述而不作"。透过钱穆的《中国思想通俗讲话》一书,能加深对"天人合一"与"述而不作"关系的理解和对中华文化特性的把握。     

乾隆朝俄属乌梁海越界问题研究——以观念史视角为中心

乾隆朝汗卡屯地区俄属乌梁海人越界问题,实乃俄罗斯利用跨界民族乌梁海对清朝领土进行渗透,这一问题的产生与乾隆朝在中俄西北边界的巡边制度实行中之漏洞相关。面临俄国的扩张压力,守土有责的清朝地方官员曾萌生了具有一丝近代色彩的边界意识,乾隆皇帝却为维护中俄关系大局而回归清朝固有的传统边界观念加以应对,由此标志着中俄西北边界政策由积极进取转向消极保守,也为晚清俄国割占科布多大部分地区埋下了隐患。此外,相关满文档案与舆图还表明,乾隆帝对西北科布多辖区中俄原本定界有明确认识和在俄方挤压下俄属乌梁海对清朝产生了政治认同,皆有助于从一个侧面澄清国际学界对清朝扩张性的争议。     

《礼记·王制》“为汉制法”考——以西汉宗庙制度为例

《王制》是今本《礼记》中的重要篇目。综合该篇的文本内容与汉代史事,可证明《礼记·王制》文本经过长期的流传演变,最终写定于西汉初期。而从其对西汉中后期礼制变革的影响来看《,礼记·王制》更是反映出一种颇具西汉时代特征的创制性构想,具有明显的“为汉制法”色彩,这尤为突出地表现在西汉时期宗庙制度的沿革变迁之中。     

态度之同与观念之异——梁启超《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与王国维《红楼梦评论》的比较研究

通过对《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与《红楼梦评论》二文的比较研究,从中考察梁启超与王国维二人文学态度、文学观念的同与异:同主要是指文学态度之同,具体表现为面对褒扬诗文、贬抑小说(或称小说为小道末流)这一传统文学观,二人或显或隐地对此进行纠偏与反拨的态度具有一致性;异主要是指文学观念之异,主要体现在二人对文学的性质、功能等具体认识又存在显著分歧,并由此呈现出文学启蒙与审美的分野.     

儒家德治观念与实践研究——以陆象山“荆门之政”为例

本文主要以南宋心学大师陆象山“荆门之政”为例 ,探讨儒家德治观念及其实践性的问题 ,儒家德治观念与当代“以德治国”方略的关系问题。从儒家的德治观念、象山的政治思想 ,以及象山治荆之具体政治活动出发 ,可以看到 ,儒家的德治观念不仅内容丰富 ,而且具备有实际的操作性 ,值得今人反思并从中吸取有益的经验教训 ,合理地运用于当今中国的政治活动之中。     

人、民之分与政制伦理——《论语》中的人、民与古希腊的“德莫斯”

由民、人之会意以及<论语>中之人、民之说始,略释中、西方古典人与民之分的政制要义:无论是古典国人的民、人之说,还是古典希腊人的"德莫斯"统治之分析,都凸显了重要的政治道理--圣贤以德治天下,民无一不得其所.其实,人类必定要承认人所共处的政治生活不可能有一劳永逸的对等.民、人和谐共处的政治要求君有君之德,民有民之德.不管诸子之治道还是希腊古人之治道,都要求统治者行"宜"(中庸)之道,节制自己的欲望(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要对人、民进行良好的教育,还要注重立法,不能"只顾讨好民众而不顾道德",而要劝民"追求最好的东西".     

内蒙古牧区“三治并进”治理实践与创新——以阿巴嘎旗、新巴尔虎右旗为例

牧区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石。本文基于内蒙古自治区牧区现代化试点旗阿巴嘎旗和新巴尔虎右旗的实地调研,针对牧区治理中存在的问题,结合牧区基层治理自治、法治、德治“三治并进”的实践探索,提出牧区治理创新应进一步深化牧民自治实践、加强牧区法治建设和提升牧区德治水平的具体建议,以有效促进牧区治理效能的提升。     

“速朽”与“不朽”——鲁迅、胡适的哲学观念比较论

鲁迅和胡适的哲学观念各有特色,两者对于人生的理解、对于世界的审视、对于历史和社会的思考大异其趣：在个体生命的价值层面上,鲁迅实践着献身精神的＂速朽＂哲学,而胡适提倡个体责任的＂不朽＂哲学;在审视外部世界时,鲁迅具有强烈的主体精神超越性,胡适更看重人的理性思考和实际求证;在哲学思考的价值向度上,鲁迅有着卓越的历史洞察力,而胡适表现出非凡的社会反思力。鲁迅和胡适的哲学观念也不乏相通之处,二者的哲学观念中都包含着鲜明的进化精神和优秀的实践品格。鲁迅和胡适的哲学观之所以呈现出两种截然不同的风格,除了他们的个体性格因素之外,从二者对于中国传统哲学思想的继承以及对于西方哲学观念的吸收上也能看出两位大师的智慧个性。     

情节与“闲笔”——毛宗岗、金圣叹小说结构观念比较

毛宗岗、金圣叹都对古典小说的结构给予了极大关注 ,但二人的结构观念有很大差异。毛宗岗评点小说结构以情节为中心 ,把小说文本看作是一系列事件的人为而严谨的逻辑组织。金圣叹则对情节之外的“闲笔”给予了更大关注 ,认为“闲笔”可以增强叙事的真实性、趣味性 ,提高小说的审美品位 ,因而与情节一样 ,是小说总体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     

新疆少数民族预科学生感知学习风格调查与分析——以新疆师范大学为例

采用问卷调查的方法,结合第二语言习得的相关理论,对新疆师范大学少数民族预科学生感知学习风格进行随机抽样调查与分析,并在此基础上针对少数民族预科学生在课堂上的感知学习风格特点,提出教师采取的应对教学策略。调查结果表明：新疆少数民族预科学生主要的感知学习风格是体验型、听觉型和动手操作型,其次是视觉型,在性别变量上没有显著性差异。     

“观念的诠释”及其诠释有效性——以孙复的尊王观念与欧阳修的人情观念为例

"观念的诠释"这个概念的界定主要来自北宋理学的孙复以"尊王"观念诠释《春秋》和欧阳修以"人情"观念诠释《诗经》的经典诠释。从普遍意义上说,"观念的诠释"是指一种思想系统自觉地借由一个建构出来的观念进行文本阐释与自我论证的诠释范式。对于"观念的诠释"有效性的审察,不仅是对惯常使用的文本原意与诠释意二分框架的反省,也是对经典诠释一般方法问题的思考。任何满足逻辑充分性与意义充分性的"观念的诠释"都可以用"不同的诠释意向"来进行正当性论证,但其使用需要在方法论上具备分辨不同诠释系统的理论预设与问题意识的能力。     

朱生豪、梁实秋之翻译风格——以莎士比亚The Life and Death of Richard the Second两译本为例

译者的风格是文学翻译中译者身份的标识。译者风格的建构离不开译文所体现的语言特征和贯穿于译文的翻译观。朱生豪、梁实秋两位翻译家所译《理查二世》译文风格迥异,在于译者处于不同的文化背景,出于各自的翻译目的、翻译原则和审美取向,采用了不同的解读文本策略,从而分别形成了“豪放、率真、大气”和“含蓄、简洁、典雅”的两种艺术风格。     

论“新批评”译介中的“观念至上”倾向——以新时期以来的译介为例

新时期以来,国内对＂新批评＂译介,存在着＂观念至上＂的倾向,即过度强调对其批评理论的译介,严重忽视了其批评实践的价值。这一倾向的后果是,既影响了国内学界对＂新批评＂的认识,又严重制约了我们对＂新批评＂的理解、接受和运用。改变＂新批评＂译介、研究和运用中的＂观念至上＂倾向,使其真正＂中国化＂,任重道远。     

新中国成立初期“美国侵华史”书写体系的建构——以刘大年、卿汝楫的《美国侵华史》为例

“美国侵华史”从“帝国主义侵华史”书写体系中独立出来并走向兴盛,是在抗战胜利以后,至新中国成立初期迎来高峰,产生了一系列著作和文章。其中,刘大年和卿汝楫的同名著作《美国侵华史》最具代表性。这一时期的美国侵华史书写,被赋予了多重使命,既要颠覆民国时期历史书写中的美国形象,又要与美国政界、学界所炮制的“对华友好”论展开斗争,旨在通过系统梳理美国侵华的历史事实,厘定“侵略—反侵略”的历史基调,重塑人民群众头脑中的历史记忆。尽管这一史学课题因政治需求而产生,但新史料的发掘、新问题的提出以及新视角的开拓等,都推动了中美关系史研究向前发展。就刘大年和卿汝楫的著作而言,两者在研究范式上均属于早期革命史范式,具有同一性。但由于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运用的娴熟程度不同,双方所建构的美国侵华史书写体系存在较大差异。刘著更符合历史实际,卿著则明显存在用史料比附经典作家论断的倾向。     

传统与现代婚姻观念之间的调适及社会影响——以凉山彝族婚姻观念变迁为例

婚姻作为构建社会关系的机制,直接影响到社会良性发展问题。彝族人的婚姻关系也直接影响到该地区社会的稳定与发展。目前彝族婚姻观念变迁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择偶标准由民族、等级和家族势力为首选向经济、相貌和个人能力等为首选转变;择偶目的由生育向生活幸福转变;婚姻礼金观念由传统礼俗交换向现代商业交换的转变。这些婚姻观念变迁对彝区社会治理带来新的影响趋势,出现了正负两面影响。应该以"社会良性发展"为原则加以管理和引导,即从法律、文化观念和社会关系等角度加以控制和调适,使婚姻关系向良好的方向发展,成为促进和推动社会发展的要素,良好的婚姻关系对建立和谐社会具有重要意义。     

言为心声与身世考索——以朱淑真“婚外恋”说为例

有论者依据言为心声的原则来考索朱淑真的"婚外恋"事实,这种做法值得商榷。言为心声这一命题的成立,应有相当的限度和合适的语境。由于创作主体和形式受到诸多因素的限制,"言"与"心声"常表现出不和谐性。这一命题的合理意义更多地是在道德价值范畴里展开的,恰是身世考索的结果为它的合理性提供依据,而不是相反。诗歌尤其是抒情诗的审美特质,使得"言"、"情"、"事"三者未必环环相扣,"以诗证史"时须慎之又慎。     

范式转换与批评史学科重构——试探以关键词为纲撰写“中国文学批评史”

传统的“中国文学批评史”大多以时间为线索对过去的文学批评进行梳理,以体现撰史者的社会立场、文化观念和审美趣味。在新世纪的文论生态下,“中国文学批评史”的撰写应突破传统的著述体例,借鉴雷蒙·威廉斯开创的以阐释核心术语来反思学科建设和发展的“关键词批评”的研究范式,以理性思考学科性质为始基、以对学科发展的全景扫描为门径、以勾稽爬梳关键词为中轴来探索以关键词为纲重新撰写中国文学批评史的必要性与可能性。这样,能从整体上把握中国文学批评史的理论精髓和逻辑演进脉络,从而促进当代中国文学批评史及其范畴体系的转型与重构。     

“私有共治”的集体行动逻辑及其内在机理——以浙江省M村水田治理为例

“私有共治”是产权与治理的一种新的组织形态,是一种具有良性自主治理能力的集体行动模式,通过“公共利益”等公共性元素的存在及作用机制,实现了形态上的“自由人联合体”,从而达到共益共赢的治理效果。分析传统时期农村水田治理过程中的集体行动个案发现,共同利益、权威主体、自主组织、共享规范是开展“私有共治”集体行动的条件,激励机制、保障机制和权变机制是形成民间社会自治规则、实现有效自主治理的重要制度设计。未来,应在吸收传统的“私有共治”的治理模式的经验基础上,充分发挥农民自主治理的主体性地位和功能,引导他们通过创造条件、创设制度、创建机制等开展自主治理,进一步提升乡村治理效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