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物质文化遗产在民族村寨旅游开发中的特殊性研究——以四川理县桃坪羌寨为例

民族村寨旅游开发中,对民风、民俗等非物质文化遗产淡漠的态度,是导致非物质文化遗产经受更大的破坏的"第一杀手".这种淡漠的态度来自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在民族村寨旅游开发中地位和作用及其特殊性认知的缺失.此种结论以对四川理县桃坪羌寨的个案研究为基础,其根本出发点在于借此探讨非物质文化遗产在民族村寨旅游开发中的地位和作用及其特殊性,旨在为强化各相关利益主体的非物质文化保护意识,制定促进民族村寨非物质文化资源可持续利用的开发政策提供理论借鉴.     

关于贵州民族村寨旅游开发的几个问题

民族村寨旅游是贵州民族文化旅游的主要形式和最具发展潜力的方向.然而,由于种种原因导致现阶段旅游开发给少数民族乡村社区带来的负面影响越来越明显,因此,要对民族村寨旅游开发的目标和原则、规划的制定与实施、旅游产品的深度开发、促进村民参与等方面进行深入的研究,制定和健全相应的科学决策、管理机制,做到科学合理的开发.     

乡村振兴与民族民间口头文学——基于赫哲族的民族实践分析

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背景下,民族村寨利用好自身的民族文化资源势必会丰富乡村基础建设,也是激活民族村落的关键所在。在这其中,口头文学资源成为了民族文化资源中的重要一环。文章以赫哲族民族实践为例,对其口头文学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进行分析,通过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民族村寨对口头文学符号化提炼,为民族地区乡村振兴实施中的文化建设提供案例参考与借鉴意义。     

困境与选择:民族村寨旅游的社区参与研究

社区参与在民族村寨旅游中有其特殊性,它是体现社区因素和居民意志的有效机制,是基于当地资源和需求的重要旅游发展战略。然而,目前社区参与不足成为制约民族村寨旅游深度发展的瓶颈性问题。本文从理论研究、实践操作、旅游发展三方面宏观地分析了问题出现的原因,并提出以市场为导向、政府为主导、社区为核心,借助非政府组织等的外部推动力量落实和深化社区参与,从而有效促进民族村寨旅游的长期可持续发展。     

何以共富：民族村寨景区化中社会排斥及其纾解路径——基于贞丰县纳孔村的个案考察

贫困表现为收入低下的边缘化状态,社会排斥则是被社会边缘化的过程,贫困内涵由单向维度的能力缺失延伸到多向维度的社会排斥,贫困治理则由倚重经济维度转向平衡社会维度。基于贵州省贞丰县纳孔村的个案调查,从社会排斥的视角对贫困内涵进行延伸,分析政府主导旅游开发背景下民族村寨景区化中社会排斥的形态及其影响,发现村寨景区化中呈现出行为能力悬殊的经济排斥、主体角色虚化的政治排斥、圈层认同弱化的关系排斥与身份归属模糊的文化排斥,进而造成村寨社区内部的职业阶层趋于固化、权力真空下的社会地位趋于极化、关系瓦解下的族群互助趋于淡化、身份模糊下的旅游参与趋于弱化等困境。据此,从利益共享、公平正义、文化保护、农民参与等方面,提出了民族村寨旅游发展的包容性路径。     

民族村寨旅游价值引导乡村振兴的路径研究

挖掘民族村寨的特色旅游价值是民族地区实现乡村振兴的关键因素,但很多民族村寨在旅游开发时缺乏对资源价值深层次理解。已有研究结果也多呈现静态化,难以为民族村寨振兴提供动态的参考路径。本研究引入手段—目标链理论,采用软式阶梯访谈和硬式阶梯问卷调研,多阶段调研千年瑶寨旅游价值提升路径发现,民族村寨旅游价值呈现具体属性—抽象属性—功能结果—心理结果—工具价值—最终价值6层次递进结构,提升民族村寨旅游价值的核心路径是:民族建筑—民族文化—民族信仰—民族认同—民族自豪;民族佳肴—美食享受—享乐体验—丰富生活—人生感悟;自然风光—绿色生态—家乡情感—民族认同—乐观幸福感。     

“西江模式”的现代性迷津和可能出路

"西江模式"是指贵州西江千户苗寨独创的"少数民族村寨开发"旅游模式。因其过度商业化,这种模式陷入了一种现代性迷津:加剧了苗族传统文化认同危机和文化传承危机,加重了经济开发与保护原生态旅游本根的冲突。西江苗寨走出现代性迷津的可能出路首先是必须摆脱"现代-文明/原始-野蛮"的二元对立思维模式,发现传统,发现苗族,重建文化再认同;其次是培育生态思维模式,建构以政府主导、村民为主体、社会组织积极参与的文化开发、传承、保护、传播、创新三边互动五位一体生态新开发模式;并建立"前台、帷幕、后台"立体、协同的空间运作机制。     

从社会学和旅游管理体制双角度解析旅游中的社区参与——以贵州西江千户苗寨为例

社区参与是人类呼唤人文精神、社会和谐的产物.在旅游体制转型的厚实背景下,社区参与呈仓促上阵之势,然而在市场经济中,其践行力度往往不够.西江家庭博物馆这一政府主导的福利性社区参与,打开了在福利的公平与获利中唤醒古老民族村寨的民族认同与自尊的思路.这种得以在旅游经济发展中回归古民族村寨人文和谐的实践,将对积极建构社区参与在旅游中的社会学原创内涵作出贡献.     

少数民族村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性旅游开发——以三台山德昂族村寨为例

以云南省德宏州芒市三台山德昂族村寨的保护性旅游资源为研究对象,文章分别探讨了其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构成、价值及保护和开发的问题。认为少数民族村寨由村落文化空间、口头传统、节庆、手工艺品等构成,具有独特的民族、地域特色和经济价值。通过民族旅游开发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良好互动,探讨用保护性旅游开发的理念和方法,构建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互动发展的新模式,以实现其有效保护与合理开发的双赢。     

民族村寨社区参与旅游扶贫的法律机制完善

通过研究发现,民族村寨社区参与旅游扶贫存在不少问题。在依法治国的语境下,应该检讨和反思民族村寨社区参与旅游扶贫法律机制的缺陷,调整民族村寨社区参与旅游扶贫法律机制的理念,完善民族村寨社区参与旅游扶贫的民事主体法律制度、财产法律制度、金融法律制度等法律制度。     

乡村旅游发展与民族传统艺术变迁——以湘西德夯苗寨为例

作为一种全球化消费文化形态,日渐兴起的乡村旅游对中国乡村文化尤其是对民族村寨中的传统艺术发展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就湘西德夯苗族村寨而言,其传统艺术是基于苗族历史文化传统和村寨日常生活文化运行机制而生成和存显的,具有鲜明的地方性知识特征.乡村旅游的影响,苗族传统艺术逐渐从原来的村寨日常生活文化生态走向现代消费文化语境,其强烈的地方性知识特征被视为建构"奇异"文化空间的有效资源,原本仅仅作为苗族村民节日仪式或者日常娱乐方式的传统艺术,现都被重塑成供人消费的旅游商品,舞台展演是这种商品消费的主要形式.这就使得苗族传统艺术的发展和存显处于继承与创新、传统与现代、延续与蜕变等多重文化选择的状态之中.     

民族村寨旅游地衰落研究:以贵阳市镇山村为例

我国一些民族村寨的旅游业在经历了早期的快速成长后,近年来步入了衰退期,表现为游客人次减少,经济效益下滑,从旅游体验视角出发,以贵州镇山村布依族村寨为例,对民族村寨旅游业衰落的原因进行探讨,找出在现实状况下民族村寨旅游业进一步发展的路径。     

贵州民族文化旅游市场的开发与培育

贵州在民族文化旅游方面做了不少工作,取得了可观的成就,但也存在着不少的问题,民族文化旅游市场开发培育的不充分严重制约了贵州民族文化旅游产业的规模和发展。贵州民族文化旅游市场应包括三个层面,即全面展示型市场———民族风情园、特色化市场———民族节庆旅游市场和个性化体验型旅游市场———民族村寨旅游市场。要搞好民族文化旅游产业,就必须把这三个层次的市场开发和培育起来,使他们共为一体,实现点线面的互动,只有这样,贵州的民族文化旅游产业化的步伐才能迈得更快,产业化的成效才能更加显著。     

后现代性与移动性:生态环境所面临的挤压——兼论旅游人类学视野中的"旅游文化"

在全球化背景下,"现代性"与"移动性"变成了一种结合得越来越紧密的关系.在以往传统社会里发生并限制在同一个地方、同一个人群范围的情形,现在已经发生彻底改变,成了超出社会、民族和地域边界的"全球性"事情和事务."旅游文化"则无疑是当代社会人们实践这一关系最具有代表性的行为方式和行为表达,生态环境的"可持续性"成为旅游文化讨论的重要内容.     

试论民族发展过程中文化适应的滞后性——以湘黔桂少数民族村寨火灾为例

文章以湘黔桂地区少数民族村寨火灾为切入点,在民族文化与生境相互作用的视阈下,讨论民族文化对民族发展的有效性和局限性,指出文化变迁涉及一系列的社会文化变革,民族在发展过程中文化的调整适应可能具有滞后性.湘黔桂地区传统民族文化在现代化过程中出现的震荡和不适是造成该地区少数民族村寨火灾失控的社会文化根源.     

文化遗产地原住居民及其社群的现代化转型问题研究--基于丽江古城的调查分析

现代化正彻底改变着文化遗产地的经济社会形态,由此对原住居民及其社群形成了巨大的冲击。丽江古城原住居民及其社群的当代变迁,切实地反映出了当前遗产保护普遍面临的遗产传承主体的现代化转型问题,如科技普及化、职业现代化、交流全球化、传统社区瓦解等,这些与当代人类发展接轨而带来的转变,改变了他们的文化自觉意识、传统生活习惯、传统的发展路径和社群组织结构,从而带来了较多的负面影响。但是,就其本质而言,这一转型是符合遗产地居民理性判断的适应性变化,应予以尊重。     

海南黎族非物质文化遗产活化与旅游利用策略研究——以槟榔谷黎苗文化旅游景区为例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一个国家和民族优秀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极高的历史价值、文化价值和艺术价值,也是进行旅游开发的重要资源。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少数民族村寨和景区开发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本文拟以海南槟榔谷黎苗文化旅游景区为例,分析景区产品对黎族非物质文化遗产活化与旅游利用之价值与意义,总结成功经验,发现问题与不足,并在此基础上探讨提升策略,旨在为少数民族地区旅游景区非遗活化利用提供对策建议。     

民族村寨之诉讼阻碍及其对策研究——以黔东南民族村寨为例

当前,一些民族村寨仍然盛行运用习惯法来解决纠纷,诉讼在这些地方并没有成为人们最主要的纠纷解决途径。传统诉讼文化的影响,诉讼的不经济不方便,维持熟人社会长期关系的需要,习惯法的简练性和处理纠纷的快捷性等等,是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因素。只有了解这些原因,才能理解民族村寨纠纷解决的特点和现实困境,从而制定出符合民族村寨实际情况的纠纷解决对策。     

少数民族居民对乡村旅游影响的感知与态度研究——以互助土族小庄村为例

本文以青海互助土族小庄村为例,在实地调查和访谈的基础上,运用因子分析、方差分析和相关分析等方法探讨少数民族地区居民对乡村旅游影响的感知及其态度。结果表明:(1)小庄村居民对乡村旅游影响的感知可分为"社会文化代价"、"经济代价"、"经济获益"、"环境效应"、"形象提升"、"社会文化效应"和"环境代价"7个维度。(2)与旅游业关系的密切程度、年龄、收入水平不同的居民的感知和态度没有显著差异,文化程度不同的居民对乡村旅游影响的感知和态度有显著的差异。(3)影响居民支持当地发展旅游业的相关因素是"本地传统文化受到不良冲击"、"受游客的影响,本地社会道德标准下降"、"造成本地居民两极分化"、"物价上涨、生活成本增加"、"居民的环境保护意识增强"、"提高了当地的知名度"、"旅游加快了当地的建设"、"改善了交通状况"、"增加居民就业机会"。     

民族旅游社区的可持续发展：云南个案

在我国少数民族旅游村寨（镇）社区,存在着多元化的利益相关者,包括政府、旅游公司、旅游协会、当地居民和其他多重主体。各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协作方式及协同程度直接关系到社区及当地居民的切身利益,决定着社区传统民族文化的保护和传承以及社区经济社会发展程度。云南丽江束河社区因地制宜,借助各利益相关者力量协作发展旅游业。形成了具有一定特色的“束河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