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文化到文化诗学——论格林布拉特的新历史主义

格林布拉特认为,"文化"指向两个对立的观念--限制和流动,而文学是各种界线在文化上强化的一部分,同时又再现了文化的"即兴表演"结构.他的"文化诗学",正是一种试图重建一种能够更好地说明物质与话语间不稳定的流通的阐释范式的努力,以便窥见文本与看似外在于它的社会的关系.但是,与文化研究不同,文化诗学仍然坚持文学形式的一面,而与文化唯物主义不同的是,文化诗学更关心权力在过去而不是现在的运作.     

简论顾祖钊先生诗学体系的创构

顾祖钊的诗学体系是20世纪80年代文学审美化语境下中国诗学意识自觉的一项创获,以三维整体观取代二元平面逻辑为中国现代诗学传统增添了新质。他的体系之基本要素是“艺术至境论”、“三元观念论”、“引进-超越论”,在“以中融西”的过程中“以中正西”,从而保存华夏诗学的文化同一性与独特个性。     

论翻译文学的文化杂合性及其归属——从巴赫金的文化诗学论起

跨语言、跨文化是翻译文学与生俱有的特性,由于巴赫金文化诗学特别凸显了文学的民族文化性,所以借助于巴赫金的文化诗学论述了翻译文学最具本质性的一种特性——文化杂合性。文化杂合性使翻译文学既不属于外国文学也不能简单归属于民族文学,使翻译文学研究有其独特的研究内容和价值。探讨了翻译文学与外国文学、民族文学三元共存的意义。     

中西文化差异与文艺摹仿论的普遍意义

摹仿说是西方诗学最根本的思想之一.摹仿论构成了西方美学的主流.然而,在中西诗学的对比研究中存在一种被广为接受的观点,即摹仿论是西方诗学传统特有的文化创新.在此学术共识的基础上产生了一种基本的二分法,其结果是衍生了一系列的中西二元对立:西方艺术具有隐喻性、象征性和先验性特性,而中国艺术具有转喻性、字面本意性和内在性特性.文章批判地审视有关摹仿论的对比研究,列举出反对上述被普遍接受观点的种种理由,并从认识论、本体论和方法论等角度考察中国诗学传统中摹仿说与西方传统相关的各个方面,重新确立模仿是跨文化的人类本能,因此艺术摹仿论也是跨越文化传统的普遍性观念;还考察了艺术理念如何在中西表现系统中得以形成、中国诗学摹仿论与西方诗学摹仿论的差异以及对该差异的理解会给西方和非西方文学的对比研究带来哪些启发诸问题.     

符号形式的创造与符号诗学

卡西尔的符号诗学在他的符号形式哲学基础之上把文学界定为符号形式的创造.首先,"文学是符号形式的创造"这一界定是坚持和发展了康德、歌德等德国古典美学的文学艺术思想的必然结晶.其次,"文学是符号形式的创造"这-界定是超越了启蒙现代性而转向审美现代性的一个成果.再次,"文学是符号形式的创造"这一结论是在符号形式创造活动的基础上统一感性与理性、质料与形式、情感表现与符号形式、主观与客观、再现与表现的理论成果.这样就使得符号诗学的文学思想回归到"文学本身",进一步完成德国古典美学对启蒙主义美学的辨证统一,反对了西方传统形而上学的实体本体论、二元对立的思维方法,促进了德国和西方文学思想走向现代.但是,由于卡西尔的符号诗学从根本上忽视了物质生产、精神生产和话语生产相统一的,以物质生产为中心的社会实践,因此仍然是历史唯心主义的,也不可能真正达到文学思想在社会实践中的现实统一.     

泰戈尔诗学和谐论

和谐是泰戈尔诗学的核心概念之一,体现了他的审美价值观.泰戈尔诗学和谐论不仅主张作家、文本、读者等文学内部各要素的和谐,而且推崇人与人、人与自然关系等文学外部因素的和谐,其美学基础是真善美的统一.这样的诗学和谐论具有深厚的传统哲学基础和东方文化底蕴.     

20世纪新诗理论的发展途径

20世纪新诗理论的发展变化,也与一般诗学文化的变迁一样,大致循着这样两条不同的途径——第一条是按本民族诗学文化自身发展的内在逻辑而变迁,即在拓展、深化、推进自己固有的东西中,诞生新的因子。第二条是在外来诗学文化影响之下的变迁,也就是说引进自己诗学传统中从未有过的新鲜东西。在这种情况下,外来的诗学文化不仅仅以其新的内容、新的形态进入了本民族诗学文化,更重要的还在于起了一种酵母和催化的作用,促使本民族诗学文化在内容、格局与形式上都产生前所未有的变异。     

论闻一多诗学的现代性

闻一多是中国现代诗学的开启者。时代、环境和教育等因素育养了其诗学中的现代性。世界视野和科学思维是其诗学现代性的基本内涵，前者使他从根本上突破传统，比前人更高角度、更多视角看中国诗歌和中国文学文化；后者使他的诗学研究不但更客观公正，而且更全面深入，也更有成效。断裂是闻一多诗学现代性的最大特色，闻一多诗学具有决裂传统阻断西化的双重断裂性。民族性是闻一多诗学现代性的有机组成部分，民族要求是其诗学现代性的终极目标。     

中国现代自由主义诗学文学形式论研究

文学形式是诗学范畴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对文学形式问题的认知关系着一种诗学形态对文学本质、发展规律等重要问题的判断。五四新文化运动诞生的契机正是胡适等人意识到了中国传统格律诗学在语言和文体方面对文学发展之束缚,从而提出了革新中国文学的必要性。受其影响,中国现代自由主义诗学亦在汲取和整合中西诗学资源的基础上,提出从"内形式"和"外形式"两个方面来重新建设新的文学形式。     

诗学、意识形态、赞助人与伯顿·沃森英译中国经典

Lefevere的诗学、意识形态、赞助人等理论对中国文化和文学的英译研究具有重要指导作用。美国著名翻译家伯顿.沃森在五十多年的职业翻译生涯中翻译出版了大量的有关中国文化和文学典籍,为促进中国文化在西方的传播作出了重要贡献。通过对他的诗学和意识形态的分析,指出他的成功在于他的适当的翻译策略和赞助人对他译作的赞助。     

学问化视角下的古典诗学与清诗研究

中国古典诗学的形成和发展当中,始终存在着一个学问化问题;它不仅表现为一般文学史和文学批评史所描述的某一时期或流派所集中体现的“以学问为诗”等片断性现象,而是伴随着古典诗学历程强弱参差地形成一个持续性过程;这一过程的基本趋向是以踵事增华的方式由弱渐强,并在诗歌创作和诗学理论批评两个方面展开。这一学问化过程兼具民族文化和诗学两重意义:就前者而言,它是民族文化特征的诗学体现;就后者来看,它增添了诗学存在的内涵,开辟了特定层面或群体的诗学审美空间。从这一角度看古典诗学及清诗研究,将展示出更开阔的学术空间。     

曹顺庆的中西比较诗学研究——以《中西比较诗学》为例

曹顺庆是中国中西比较诗学学科的开创者,出版了中国第一部以"中西比较诗学"命名的学术专著,乃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的领军人物之一。他从中国古典文论研究转向中西文论的比较研究,将中西诗学的范畴、概念互证互释、双向阐发,分析了中西古典文论的异同之处,阐发了中国古典文艺理论的世界意义。曹顺庆希望通过对中国古典文论的重视来摆脱中国学界"失语症"的状态,与西方文化平等对话以及深入"跨文明"研究,从而建立一个新的世界文论体系。     

性别:一种可能的审美维度--全球化视域里的中国性别诗学研究导论(1985-2005大陆)(下)

“中国性别诗学”研究执意于在审美领域不把女性做社会少数族群“特殊化”处理,而是强调女性是人类的另一半,男女双性作为人“类”,人权首先是人身之主体地位和权利,从而与既有的诗学形态出现了某种历史链条中的断裂,从中滋生另一种可能的审美维度:性别,为人类的性别文化建设探索出一种不断“添加能量”的思想和行为。它将侧重A.本土中国性别诗学,B.西方性别诗学的本土化实践两方面的内容;既尊重性别诗学的基础性工作———女性主义文学研究,又要依赖性别诗学的集中表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更不忽略“和而不同”这一不为性别而性别的审美价值“越界”,正视性别诗学的历史的、现实的和将来的意义。性别诗学是一种从性别文化历史和现状思考出发,推而广之与全球文化伦理正义相关联的前景看好的文论。“中国性别诗学”则是应对“全球化”文化生态现实,又打上鲜明的本土文化色彩的个案之一,它表明真正意义上的女性主义同样也对世界负责。     

论中国古代文论诗性与功利性的契合

形态的诗性化与内涵的功利主义相结合是中国古代文论鲜明的民族特色。本文以人类原始思维和中国传统哲学建构为切入点,从自然审美与伦理判断的先天亲和性、人类早期艺术的功利主义本质、轴心时代诗性传统在中国文化中的保留、中国传统文化用事与审美的统一等层次来寻找古代文论诗性与功利性相契合之民族特色的心理和历史渊源。     

沈从文创作初期的人类学诗学创作

创作初期,沈从文在湘西题材的创作中,用审美的方式对湘西文化的地方性知识系统进行深度描写,为我们保存了一个异质于现代文明的文化空间,他这种异质的文化空间成为了现代文明的种种堕落的反观之镜,这使得沈从文湘西文学题材选择与创作具有了极高的人类学价值,也使得他的湘西题材创作具有了鲜明的人类学诗学特征。沈从文湘西题材的文学创作本身具有比较鲜明的原始主义倾向,沈从文梦回湘西,营造了一个审美乌托邦世界,把湘西文化作为中华民族复兴的文化资源之一,这是沈从文的艺术审美思想在现代文学史上独树一帜的重要原因。但此时沈从文的人类学诗学创作面临着困境,缘于沈从文对湘西文化的思考缺失历史理性。站在历史理性的高度,从为湘西文化到为中华民族整体文化甚至是为人类整体文化而代言,创作思想着眼于关爱人类整体的命运,这种悲天悯人、大仁大爱的思想立足点,是沈从文的人类学诗学创作困境突破的根本途径。     

小帆汉俳创作论

作为中国新诗里最年轻的体裁,汉俳的研究一直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当代汉俳作者小帆的创作,既洋溢着典雅和谐、重视自然风物的日俳遗风,也继承了语言凝练、意境隽永的中国诗歌传统,在尊重格律的基础上进行了富有现代意味的创新,开拓了汉俳的创作范围,使俳句这一古老的诗歌体式以全新的姿态切入当代生活。通过对小帆汉俳作品的梳理分析,对其汉俳创作的情感表达和艺术风格作一番论述,并进一步探究汉俳对中国新诗创作和发展的独特贡献。     

文化与诗学的互构——“文化诗学”与“文化研究”之辨

“文化诗学”与“文化研究”是两种殊名异义、学理维度有别的文艺文化思潮。“文化研究”是对日常生活文化、大众文化,包括各种流行文化、消费文化的研究,它可以是日常生活的美学研究,也可以是泛文化研究;而“文化诗学”是基于“诗学”审美品格的学科前提基础上而言的,是一种文学文本与文化之间互涵互构的研究,并且其文化应该是一种积极的具有诗意审美维度的文化。“文化诗学”包含两个研究向度：一是文学的文化研究,即应该研究文本中的文化,重视文学文本与文化之间的互涵互构关系,激活传统;二是文化的文学性研究,即应该研究文化中的文本,研究当下日常生活中各种鲜活的具有文学性的艺术形态,关注现实。     

关于文学性以及文学研究问题

过去的几年里,“文学性”这个概念成为文学研究的一个焦点。其考察大致形成了两个派别的观点,一派被视为本质主义的,例如“纯文学”的概念就是本质主义观点的派生物;一派被视为非本质主义的,认为所谓的本质仅仅是一种幻觉。前者处理的问题较为简单,后者却是将自己置于不尽的问题之流中。与此相关,文学研究的成果是一种知识。知识具有多种形态,科学知识仅仅是一种形态,文学研究以及其他人文学科的研究显示的是另一些知识形态的意义。文学研究时常出现从概念定义出发来衡量具体的文学现象,而文化研究很大程度上就是用具体的分析抵制形而上学的理论趣味。联系后殖民理论来分析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问题:援引西方的术语范畴可以阐释民族文化的特征,甚至成为反击文化殖民的手段。如果中国古代文论的概念、命题无法企及现今的理论高度,或者远远地游离于现今的历史语境,那么,这种理论就无法承担“现代转换”的使命。     

论比较诗学及其他者视域的异质文化与非我因素

在全球化时代的汉语学术界,比较诗学研究是中外文论走向汇通性研究所展开的主流方向,比较视域是比较诗学在学科研究上得以安身立命的本体,他者视域是比较视域构成的内在品质,他者视域在比较诗学研究中秉有的两种文化立场。异质文化是比较文学研究者以及国际汉学家所使用的一个专用术语,以语言与民族血亲关系的本质差异性而言,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在本质上互为异质文化,即两者互为异类,对方都是自己的非我因素。比较诗学研究者诉求跳出本土学术研究领域的单边文化主义,主张以一种异质文化与非我因素的开放眼光来从事普适性的、整体性的、国际性的中外诗学研究,从而规避本土文论研究的一元性和惟民族性。比较诗学研究中的比较视域主张中外诗学研究之间的相互看视,主张中外诗学双方之间互为他者,认同一个民族的诗学相对于另一个民族诗学来说,两者之间就像镜与灯一样,可以相互镜照与相互照亮。交集理论是比较诗学在学科理论建设上简明及有效回答视域融合及比较研究如何可能的学理观念。     

民国时期巴蜀诗学向传统诗学的回归——以刘咸炘诗学研究为中心

民国时期，在新旧诗学交替过程中，巴蜀诗学依然保持着传统诗学的传承。这种传承是通过巴蜀学人对传统诗学的坚守来完成的。刘咸炘的诗学思想是民国时期巴蜀诗学史上传统诗学传承的一个缩影。刘咸炘诗歌理论回归于传统的诗学观，倡导温柔敦厚的诗教论，提倡学习汉魏诗歌，延续汉魏风骨的诗风。作为传统诗学的捍卫者，刘咸炘并没有表现出对新诗创作的反对，他对新诗的创作，不是避而不谈，而是保持一种隔岸观火的态度去认识和理解。刘咸炘创作的古体诗融入通俗语，反映时代特征，体现了当时巴蜀诗坛旧诗人在新旧诗体的交替过程中坚守传统诗学、努力为旧诗的发展寻求一条新的道路的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