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国家的想象与中华民族的认同——论五四文学与杭战文学中的乡土叙事

在近代中国由"乡土中国"向现代民族国家转变的过程中,文学特别是乡土文学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由干历史语境和时代精神的变化,从五四到抗日战争,乡土文学的叙事主题经历了一个由"启蒙"到"救亡"的变化.五四时期的乡土叙事,不仅是对农民自身的启蒙,也是对在"乡土中国"之上建构现代民族国家的召唤.而抗战文学正是通过对"救亡"的叙述,最终完成对于现代民族国家形象的重构和确认.     

近代中国启蒙思潮的研究回顾

本文从近代中国启蒙思潮的产生、发展历程以及启蒙思潮的转向三个方面,分析了学术界对近代中国启蒙思潮的研究状况.认为近代中国启蒙思潮是应"救亡"的需要而产生的;其经历了戊戌前启蒙、戊戌辛亥启蒙、五四启蒙和五四后新启蒙四个历史阶段;也正是救亡的需要而使得启蒙发生了转向.     

学术研宄的问题意识与整体观——读《救亡·启蒙·复兴——现代性焦虑与清末民初文学语言转型论》

<正>2015年,新文化运动已经走过百年历程。而作为新文化运动中的重要一环,白话文运动也已百年。提到白话文运动,人们总是过多地将视角聚焦在新文化运动之后的历史时段,而对于白话文为何发生以及何以发生却鲜有提及。没有晚清,哪来"五四",这一近现代文学研究中的著名论断也显现出了清末民初这一中国文化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过渡时段之于学术研究的重要性。时世平《救亡·启蒙·复兴——现代性焦虑与清末民初文学语言转型论》(天津     

梁启超“新文体”与20世纪初文界剧变

20世纪初,梁启超式的"新文体"充当了"播文明思想于国民"的文艺轻骑兵,影响乃至左右了晚清与"五四"时期散文变革的历史走向。师法欧西,维新吾民,撞响自由之钟,铸造民族之魂,激发民气,新民救国,梁启超们用饱蘸情感的"新文体"创造了"文字收功日,全球革命潮"的神话。20世纪初维新派和革命派作家的报章之文,大多笔锋常带感情,充溢着忧患意识、尚武精神、破坏观念、种族之思、家国之感、启蒙精神与救亡情怀。引欧西文思入中国文,打倒了桐城古文在文坛的统治地位,极大地解放了散文文体,开"五四"文学革命先声,正是梁启超发起文界革命及其"新文体"创作的文学史意义之所在。     

晚清与“五四”小说变革之比较——兼评王德威的晚清小说观

晚清小说变革与"五四"小说变革是性质不同的两次变革,这导致晚清小说与"五四"小说存在着形态上的差别。晚清小说变革持续的时间、规模都超过"五四",但是却没有真正实现中国小说由古典向现代的转变,主要原因在于晚清小说变革是非自觉的文学变革,变革主要发生在文学的外部,其价值指向是政治的、商业的。相比而言,"五四"小说变革是自觉的文学变革,是发生于文学内部的变革,其价值指向是文学的。晚清小说变革并非必然走向"五四"小说,它的变革路径与"五四"有很大不同,即基本保留古典小说模式,只是在内容上和形式上容纳一些新的思想、艺术因素。"五四"小说变革因历史背景、文化语境的特殊作用,找到了一条新的路径,这就是精神与艺术的一体化即"心理化"。通过这一路径,"五四"小说最终实现了中国小说由古典向现代的转变。     

“恋爱”之发生与现代文学观念变迁

借助翻译,"恋爱"一词在20世纪初进入现代汉语,使"男女之情"在方式、体验、意义与评价上,因新的命名而发生改变,并进入公共话语,成为中国新伦理建构的突破口,产生了从晚清到"五四"一系列新道德命题及与之相应的新文学作品。晚清倡导的"自由结婚",确立了婚姻以恋爱为前提、以当事人自决为主导的现代意识,并开创了文明结婚新风尚。民初,"恋爱"一词在本土化过程中一度污名化,导致专写恋爱的言情小说普遍规避此词;但哀情小说对爱情精神品质的普遍推崇,却为五四时期"恋爱神圣"的出场奠定了基础。西方理论影响下建构的五四时期恋爱理论,有"恋爱自由"与"自由恋爱"的细微差异,体现了新文化共同体内部意识形态的分歧。五四恋爱文学在空间意象和恋爱描写上的开拓与创新,解构了压抑个人自由的家长权威,颠覆了传统道德,也开拓了文学的表现领域。但对个人自由的单纯追求,也导致五四浪漫文学存在情感泛滥、表现肤浅的弱点,未能将"恋爱"的体验与表现引向深入。     

中国文学批评现代转型发生"五四"说检讨

中国文学批评现代转型究竟从何时开始?20世纪90年代之前是"五四"说,后来"晚清"说逐渐占据主流."五四"说之所以被"晚清"说代替,是因为其具有不可超越的局限它不能解释"五四"之前中国文学批评中萌生的"科学化"和"人本化"因素."五四"说存在的根据主要是"五四"时期白话文的盛行和政治家对历史的划分,但它们并不适用于中国的文学批评.笔者认为,检讨中国文学批评现代转型发生的"五四"说,有着学术史、学科建设和方法论等方面的意义.     

试论民初小说理论

以往研究中国近代小说理论的，历来重视晚清小说理论，而对民初小说理论（即民国成立至五四新文学问世前的小说理论）则十分轻视。其实，民初小说理论在中国小说理论的发展史上虽然不如晚清小说理论那么重要，但它其实是继承晚清小说理论，并且在新的形势下产生了一些新的发展变化，从而成为从晚清小说理论向五四新文学小说理论发展的中介环节，在某种程度上也曾为五四新文学的问世作过铺垫。民初小说理论与晚清小说理论相比，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首先是小说理论的系统化。晚清的批评家论小说，大多是篇幅较短的文章，或者是类似“诗话”的…     

启蒙回转与审美召唤——关于晚清至五四时期的“文学”界说

自19世纪中叶以来,启蒙一直是中国未竞的事业,也是知识分子的主要追求,但审美在中国现代性中同样具有重要意义.从晚清到五四时期的“文学”界说表现出启蒙与审美的博弈,这种博弈体现了中国知识分子对现代性的思考,也体现了中国文学现代转型的复杂与艰难.晚清到五四时期的“文学”界说的发展表现在三个方面,即文学定位从“经国新民“到“游戏的事业”,文学功用从“文以栽道”到“美术之文”,文学范围从“杂文学”到“纯文学”.“文学”界说的发展衍变体现出中国现代性带有内在矛盾性的发生发展.     

“新”文化与“新”青年：从《青年界》看1930年代中国文化启蒙

1930年代以《青年界》杂志为代表的文化启蒙力量通过阅读世界传播现代文化,以“新”文化而“新”青年,是对五四新文化启蒙传统的传承与发展。其突出特征表现为：服务青年的平等意识,塑造青年的问题思维,开放融合的文学景观,成就青年的文学导向。返观1930年代文化语境,文化高压对启蒙空间的禁锢,对新文化启蒙的精神传承及“启蒙”与“救亡”主题的裂变成为造就时代文化启蒙图景的重要因素,也说明了“救亡”与“启蒙”两大主题在中国现代发展进程中的“一体两翼”关系。     

主持人语：“输入学理”与西来政治观念的中国化

百年前揭幕的新文化运动,若以"问题与主义"之争所达成的共识来说,是以"输入学理"为其核心智识取向的。当然,这一"输入"的一个显性思想前题,是对中国传统资源前所未有的绝望和断弃。换言之,晚清"中体西用"所试图挽留或捍卫的"中学"文教传统,正是新文化运动意欲碾碎于历史进步巨轮之下的。新文化运动的西化主义,应对晚清以来持续发酵的文化—政治危机,涵盖了启蒙与救亡的双重主题,二者交织变奏,本处于其内在逻辑之中。     

也谈晚清和“五四”

十多年来,"没有晚清,何来‘五四'"一语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常见常闻的关键句之一.但这是一种诱导性提问,意在强调晚清作为文学阶段的重要性,而质疑"五四"的开创性意义.五四时期出现了与以往作品不同的、有理由命名为"新"的文学,而如今问责"五四"者往往混淆了文学史和文学史叙述,将窄化了的文学史叙述作为批评"五四"的依据,透露出其对"五四"的反思也肇于逆向观照的运思逻辑.     

“五四”以来中国乡土小说主题的变更

乡土小说至今已有近百年的历史,这百年的乡土小说可以说是这百年中国政治文化的生动纪录.从"五四"时期的批判启蒙、三四十年代的抗战救亡,到<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后的歌颂新时代,再到新时期以来诗意的回归,随着时代中心话题的变化,乡土小说也经历了多个主题的变更.     

从“朝圣者”到“经济人”——论晚清民初通俗小说的伦理维度

晚清民初都市通俗小说作者从"朝圣者"向"经济人"的身份转变,为中国小说现代性的生长找到了另一路径,但因囿于中国市民伦理形成中个性觉醒环节的缺失,彼时通俗作家们的文与行之间产生了悖谬,他们中不少人直接打起"伦理小说"的旗号,以图恢复旧道德来改变他们自己亲手参与缔造的新世风。清末民初伦理小说对"孝"忠"义"节"的大肆张扬,凸显新市民代言人由"士"向"市"的身份转变在城市现代转型中的尴尬。     

中国近代功利思强的现代性转化

中国近代功利思想的转型开始于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救亡"和"启蒙"是这个时代的主题,功利思想的转变承担着这两个看似矛盾的责任.这个现代转型从晚清就开始了,到戊戌变法时期到了高潮.在西方现代国家观念的影响下,传统的"天下观"瓦解,在此基础上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其一,先验之天没落,人们开始立足于经验世界思考问题.其二,自然人性论取代了性善论,颠覆了原本的"善恶观","情""欲""私"有了合法的地位.其三,在合理利己主义的影响下,代表统治阶级利益的"义"和普通百姓的"私利"的冲突变得缓和,"利义"有了融合的可能性.经过这三个方面的转变,近代功利思想开始区别于传统文化中的功利成分,有了其现代的架构.     

再现“大九州”——“《春秋》邹氏学”与“中国居中”之经学前景图像建构

以魏源为代表的《海国图志》之世界五大洲新图像,反映了晚清以降中国"居东"图式的主流与接受倾向。廖平面对魏源及其晚明源头利玛窦的西洋新图模式,自儒家典籍旧章中,以重读"大九州"的进路而"再现邹衍",企图收编其学为"《春秋》邹氏学"。廖平一生经历的清末民初,皆在追索"孔子之学"在五大洲新世界意义再生的可能,如何将孔子之学置入世界,并且再度"居中",正是廖平萦绕一生的课题。近代视域中曾被遗忘的廖平学,重读其图像模式的经学论述,是东西方遭遇下的"五大洲与大九州"之当代课题。     

启蒙与责任——康德和"五四"思想家的启蒙观

人们对现代性的批判常常导向对理性和启蒙的批判,认为启蒙运动就是理性运动。其实,这是一个普遍的误解。康德的启蒙概念不仅与理性、而且与责任有关,既指理性的启蒙,又指责任的启蒙。启蒙理性是负责任的理性。康德和“五四”思想家分别代表了两种启蒙观,即形式性的启蒙观和实质性的启蒙观,前者注重理性的负责任地运用,后者注重理性运用的责任目的,即为民族国家负责。在现代中国,实质性的启蒙观念与救亡观念具有某种共生性,责任是连接启蒙与救亡的中介。进入21世纪,中国的现代性任务已经从救国救亡向富国强民转移,与此相应,当代启蒙事业的方向也应该发生转换从实质性启蒙转向形式性启蒙。     

反思“五四”:中西古今关系再平衡

自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如何把握中西古今关系这一命题贯穿了百年中国现代史,直到今天仍是人们所关注的重大理论问题。本期推出的这组笔谈,从政治学、哲学、文学、历史等不同角度,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新的探索。任剑涛先生认为,风雷激荡的"五四"彻底终结了帝制复辟图谋,从根本上拯救了现代共和,并宣告了共和才是中国现代建国的政治理想与现实路径;陈卫平先生辨析了"五四"与全盘反传统、建设中国文化新形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民主主义革命四个方面的关系,以期在社会科学知识体系中重建"五四"叙事;谭好哲先生提出,五四"文学革命"确立了具有现代意识的"人生论"文学观,奠定了中国现代性新文学直面现实人生,注重人生改造、人性解放、精神启蒙的优秀传统,反思和总结中国文学的百年历程,必须重视"人生论"文学观及其人道主义思想内核的精神启蒙价值和文学范式意义;方朝晖先生将中国文化心理特征概括为此岸取向、关系本位、团体主义,认为中国的现代性迄今仍没找到自己的恰当定位,根本原因在于我们对这一深层心理结构了解不够深刻;魏建先生以《女神》为例,通过这部最能体现"五四"抒情文学创作实绩之代表作的研究,总结了"五四"文学研究的历史教训;刘悦笛先生从世界文明的大脉络当中重新审视"五四",认为20世纪以来的"中国启蒙",在结合本土传统后,可以为世界文明提供一种新的发展范式。六篇笔谈从各自不同的视角,为肯定"五四"的价值,提供了新的向度与新的思考,对于相关研究将有启发和推动作用。     

试析“五四”前后的民族主义情绪

民族主义是个人对民族国家怀有高度忠诚的一种心理状态.在世界近代史上,各国都发生过民族主义运动.民族主义也是近代中国爱国救亡运动的主旋律.李泽厚先生自提出启蒙和救亡是近代中国的两大主题以后,得到了不少人的赞同.不过,启蒙与救亡之间的关系仍是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有人认为,从历史发展的全过程看,救亡与启蒙是"互相联系"、"互相促进"的.说互相联系当然是不错的,但说二者是"互相促进"似乎就有疑问了.甲午以还,爱国救亡运动可说是一浪高过一浪,一直发展到抗日     

西方“他者”与“五四新文化运动”一代中国知识分子自身的身份探询

"五四"一代知识分子一方面从知识生产-话语竞争的自由空间汲取了诸如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学术独立和批判精神等现代知识分子言说和身体建构的资源,但另一个方面则直接继承了传统"士"的教化者身份资源,借道德思想文化的正当性召唤来寻求对中国现代化问题的"根本解决".这样,他们把学术独立、思想自由和批判精神等理解为一种道德精神,而不是把它们理解为现代知识生产一话语竞争的自由空间的社会制度安排,他们对"根本解决"中国现代化问题的"启蒙"设定,也就主要不是勇敢使用理性的知识论启蒙,而是教化式的道德启蒙,将"致良知"凌驾于理性知识之上.危及中国现代"启蒙"的并非"救亡",而是其内在的"教化"理路.20世纪中国文化言说者的身份与西方文化言说者的身份之问的差异,实际上是"牧师话语"与"立法者话语"之间的差异,他们之间的话语竞争主要是"牧师话语"与"立法者话语"之间的竞争.这就造成了中国文化的自身言说长久地笼罩于西方"话语霸权"的辖制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