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学”解

"鲁学"的产生与鲁地的文化传统密不可分。就其字面意义言,"鲁学"应当是指鲁地的学问,但实际上又不仅仅限于鲁地。其核心内容虽然是儒学,但同样不能简单地划等号,其中还包涵着丰富的古代典章文献的含义。秦汉之际,"鲁学"与"齐学"在经学内涵方面殊途同归,而西汉后期到东汉前期,两地学问逐渐分化,"鲁学"开始从单一经学向文学方面演变,孔融是汉魏文风转变的重要代表。     

论“前三史”涉易语料视域下的汉代易学之演进

《史记》、《汉书》、《后汉书》涉"易"语料丰富,折射出汉代易学的昌盛。以"前三史"的涉易语料为视域考察汉代易学的演进,分为两个层次:一是"书"、"志"文献用"易",象数易学得到充分拓展,西汉中期崛起,经两汉之际的高峰,至东汉末年而臻于鼎盛,彰显出对先秦易学的新变;二是"纪"、"传"、"世家"等文献中的各种疏奏、箴谏、赋体作品用"易",涉猎的往往是《周易》经、传之辞,征引为主间杂解读,是汉代易学的有机组成部分,也是有分寸地对先秦易学的因承。     

一部弘扬国学经典的佳作——评陈德述教授《周易正本解》

近期,巴蜀书社出版了陈德述教授所著《周易正本解》(以下省作《正本解》).《正本解》是陈德述教授多年心血之结晶.中国周易研究会首任会长、著名易学家唐明邦先生誉之为"对数千年来解《易》方式正本清源而获得的易学硕果",披览之余,深以为然,谨述感言于次. 一、表面上看,《周易》是卜筮之书,然而文王、周公、孔子借此向世人传播了历代圣贤的思想,此即所谓"神道设教","寓教于筮".《正本解》抓住《周易》义理寓于象数的特点,以义理与象数的统一为解卦基本原则."周易正本解"就是旨在正本清源地解读周易.     

宋翔凤《论语说义》的解经特色

大体说来,从其核心而外,层层扩展,宋翔凤《论语说义》主要有三大解经特色:一、以《公羊》之义挖掘、引申《论语》所蕴含的微言大义。二、以"三礼"与音韵解经。三、既博采杂引历代各类子书、古籍以训诂名物,而又尤重以四书五经之经意解说《论语》,思想活跃而多变。     

论“易”作为《易传》的本体概念

大多《易传》后学以"太极"为《易传》本体概念的理由是不太充分的,从《易传》仅出现一次的"大极"(即"太极")及其文本语境,只能推证"太极"在阴仪、阳仪之间,是生出阴仪、阳仪的阴阳未分者,但不能直接推证"太极"是《易传》所谓万物的最先且恒常存在者,即本体。本文从《易传》相关文本章句论证"易"为《易传》的本体概念,从其是"生生"的恒常存在者;从其恒静而能生"动";从其是乾坤运动的基础;从其广泛影响万物等角度论证"易"是《易传》的本体概念。     

船山诗文赏析(三)

正有豪杰而不圣贤者矣,未有圣贤而不豪杰者也。出处:《俟解》,中华书局版。赏析:这是王夫之在《俟解》一书中对圣贤与豪杰关系所下的断语,揭示了圣贤与豪杰的不同,亦即圣贤人格与境界可以兼具豪杰的人格与境界,而豪杰的人格与境界则不能兼具圣贤的人格与境界。中国古代提出的人生理想有"成人"、"君子"、"豪杰"、"贤人"、"圣人"等,其中"学为圣贤,志在豪杰"是大多数人     

读刘歆《移书让太常博士》——汉代经学“古文”争议缘起及相关经学史论题探

刘歆等之争立诸经,上承汉成帝时代掀起的以刘向等为中坚的尚古热潮,并凭借了《左氏》学等渐由民间显学跻身朝廷官学的势头。面对五经博士的抵制,他们援引、提升并强化了孔子壁中书的神圣性、完整性和权威性,以为正名的力量,这就是《移书让太常博士》一再宣扬的"古文"或"古文旧书"的内涵,它不仅指"逸《礼》、《尚书》",更包括了《汉书.艺文志》所著录之"《春秋古经》",亦即许慎《说文解字序》所称"壁中书"之一的"《春秋》",而《毛诗》不在其列。他们根据孔壁"古文"与所争立诸学相互参证,对学官所传的经与传均施以激烈反击,但与后世衍生出来的宽泛而又或绝对化的"古文"壁垒颇有距离。     

圣哲垂范:道德智慧的启示──《周易》“君子”“大人”“圣人”析

冠居“群经”之首的儒家经典《周易》,由“经”、“传”二个部分组成。“经”部分因为具有奇特玄妙的卦形符号系统、简古而奇奥的卦鱼辞文字,以及它们卜筮的原貌、古远的传承等因素,因而笼罩着恍格窈冥的神秘的象征色彩,被视为最艰深难懂的先秦典籍。孔子及其门弟子后学撰著的作为解“经”的权威性的文献──《易传》（或称《十翼》）,对原属卜筮之用的“经”进行了定向的阐发,从而赋予“经”部分以系统的哲学思想内涵,影响至为深远。《周易·系辞上传》说：“《易》与天地准,故能弥纶天地之道。……范围大地之化而不过,曲成万物而…     

简论训诂的释与译

常有人将"训诂"理解为对古文的解释和翻译,即"释"与"译"。这种理解不能说是不对的,但我们不能因此而把"释"与"译"等量齐观。事实上,训诂学的生命力在于"释"而不在于"译"。因为只有"释"能够使我们对古文理解到信、雅、达,即原汁原味地理解古人的文章。有时,"释"之著,本身就是一部优秀的古典文献,比如《水经注》。而这些,"译",是做不到的。     

东汉后期经术与才艺的冲突及“鸿都门学”的意义

士"是中国古代社会中以拥有知识学问为自豪、优越的阶层。春秋战国之际,"士"崛起于社会并逐渐发展起本阶层的价值。经过孔子,这个阶层奠定了以道德、学问为大体的基本品格。同时,学问与技能被二分为大小、高低、贵贱这样两端。子夏曰："虽小道,必有可观焉,致远恐泥,是以君子不为也"（《论语·子张》）,所谓"小道",便是与道德、学问不同的技艺性的事情,"如农圃医卜之属"。一般说来,技艺之事低浅、卑俗,价值有限,因而不值得看重。所谓"德成而上,艺成而下",《礼记·乐记》中的这一著名说法,所表白的无非是重大道轻小术的懦学文…     

论《毛诗》的经本及其学派归属

《毛诗》在西汉初兴之际 ,其经本只不过是与《鲁诗》、《齐诗》、《韩诗》、“阜诗”等相似的一种文本 ,其“古文”的简本已不见于西汉有关的文献记载 ,但《毛诗》却历来被列在古文经派。本文拟就《毛诗》“古文”经本何以不可考见及《毛诗》何以归于古文经派这两个问题 ,作一简单说明。     

《彖》传主爻解易法

《彖》解释卦辞的方法除了卦象、卦德、训诂、引申发挥的方法外,还采用一爻、二爻、三爻、四爻或六爻的象数特性来解释卦辞,由于用一爻、二爻解释卦辞的概率明显偏高,所以《彖》传作者的"主爻"解易的方法已很明确。这种解易方法最早发端于《周易》爻辞中同一个卦反复用同一句型来申明主题的思想,当然同一时期其他《传》文对它的的影响也很明显。西汉京房最早用卦主注经,是《彖》传主爻解易方法的直接继承者,之后郑玄、王弼、朱熹、李光地等学者相继继承此种解易方法并有所创新。     

先秦时期官箴文献考论

先秦时期的官箴文献主要是以箴文的形式存在。夏商两代特别是商代已有不少箴文面世,这是无可置疑的,公认属于"无可怀疑的殷商遗文"的《尚书.盘庚》所载"小人之攸箴"就是目前保存较完整的殷商时期的一部官箴文献。如果说周初的《虞人之箴》是"官箴王阙"即臣诫君的代表作,那么稍后的《大正箴》则开启了先秦官箴文献中君诫臣的先河,而《耄箴》、《勤箴》这两篇分属春秋早中期的箴文的存在更是无可辩驳地证明,进入春秋时期之后,君诫臣已成为官箴创作的常见现象。官箴文献的规诫主客体从单向的臣诫君朝着双向的君臣互诫的转变滥觞于西周早期,完成于春秋早中期,故而传统所谓君诫臣之箴产生于春秋之后、秦汉以后、唐代、宋代等等观点是不能成立的。     

司马迁列孔子于《世家》而列老子于《列传》思想抉微

探讨司马迁列孔子于《世家》而列老子于《列传》的问题，目的在弄清其与司马迁思想归属之关系。关于司马迁的思想归属问题，学术界曾进行过较长时间的讨论，但迄今莫衷一是。然而就其大体言之，说法不外乎三种，即：道家论者，儒家论者与儒道兼备论者。实际上，司马迁作为封建时代伟大的历史学家，其思想是复杂的，并不能用当时已有的各家学说来加以规范。无论说司马迁的思想属于当时已有的什么家，或主要属于当时已有的什么家，都是偏颇的、不全面的。下面笔者仅就司马迁列孔子于《世家》而列老子于《列传》的原因及其与《论六家要旨》之关…     

“以《易》为宗,以《中庸》为体”探析——从张载思想结构来考察

学界对张载思想"以《易》为宗,以《中庸》为体"多有研究,不过从张载思想结构来考察则不多。张载构建的太虚与气体用不二、体用相资关系体现了对《易传》气化万物以及万物之性伴随气化万物的过程而产生观点的发展,同时按照《中庸》"天命之谓性"的"天→人"的下行路线实现了天道与人性的合一,即实现了太虚与人性的合一。张载思想"以《易》为宗"、"以《中庸》为体"之间体现出逐步深入的特点,它们对张载思想体系的形成具有重要作用。     

回到"马克思的社会形态理论"——兼与段忠桥、赵家祥二位教授商榷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确实提出过五形态理论,但这一社会形态理论仅只适用于欧洲社会演进的模式,而不能把这一模式推广到整个人类社会,不能说它"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的"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三者之间是前后依次递进关系而非并列关系,因为,此时的马克思的"亚细亚生产方式"概念已发生变化,已把它区分为原生形态和次生形态,即在狭义和广义两种意义上使用这一概念;原生形态的"亚细亚生产方式"被看作是人类社会早期普遍经历的历史阶段。除了提出适合于欧洲社会演进模式的五种社会形态理论外,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还提出了真正适合于整个人类社会发展模式的"三形态理论"。     

经子关系辨正

经与子概念的内涵与外延均处在变动之中。孔子整理、编纂后的六经与先秦诸子学皆源出"前孔子之经",即三代以来的史料性质文献。孔子经典化的六经为先秦孔门弟子经学与汉代今古文经学之文本依据和之后历代经学思想之总根源,因其上升为汉以后的文化典范,造成九流之学皆出于六经的假象。然而,如对经书与经学加以区分,考虑到经书系统并非静止凝固,往往随时代精神与社会情境的需要而动态扩展,而其中最显著者,莫过于升格子书为经书。这表明,经与传是相对之名,而经学与子学的学问性质相同。孔学与其他子学,都在对"前孔子之经"加以继承和诠释,传记、经学与九流之学在此意义上同源同质,属广义的子学范畴。透过对经子关系的分析,可以从一个侧面揭示中国思想史上种种复杂的互动关系和中国传统文化自我更新的内在机制,同时也可弥补往昔学术史多谈经史关系而少谈经子关系之不足。     

穀梁子“受经于子夏”之说不可信

从文献源流梳理来看,穀梁子"受经于子夏"说有很明显的"历史的层累"迹象;从《穀梁传》的解经方式上看,以"受经于子夏"为基础难以解释穀梁子以事解经的基础逻辑;从《穀梁传》对待孔子的态度看,书中对孔子的态度和对尸子、沈子等人的态度并无明显区别,书中提到孔子只是作为材料出现,并无特殊的尊崇意味,引用孔子的言论只是为了增加论证的力度。因此,穀梁子"受经于子夏"之说并不可信,《穀梁传》应该是穀梁子解读《春秋》的一家之言,与子夏授经无关。     

《易经》书名辨析

《易经》最初书名为《易》,而非《周易》。后人将古籍文献中的"周易"二字添加上书名号所带来的误解,导致易学界长期以来将《易经》、易经、《周易》、周易四个概念混淆使用,造成概念混乱。其结果是,不但使学术科研的基础被破坏,而且使《易经》这一中国传统文化之精华的科学价值被贬低。学术研究中涉及的基本概念的不同表述,都应有各自严格的定义,各个概念不能混为一谈。     

鲁学在汉代经学中的地位

鲁学在汉代经学中的地位杨朝明汉代经学有今、古文之分，“齐学”、“鲁学”之别．笔者曾就“齐学”与西汉今文经学的关系谈过个人的看法。（《齐学与西汉今文经学》，载“管予与齐文化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管子与齐文化》，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１９９０年１１月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