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

在过去十多年间,学术界围绕"父子相隐"问题就儒家伦理展开了一场学术争鸣。一方认为,父子相隐合乎天理人情;另一方则认为,父子相隐违法悖德。双方对父子相隐的评价势不并立,但对父子相隐的理解却是相同的,即都认为父子相隐是互隐其恶,都认为孔子把亲亲隐恶视为"直"德。但细致地考察《论语》以及相关文献则发现,上述理解乃是对孔子的一个误读。孔子所谓"父为子隐,子为父隐"并非相互隐恶,而是意指正义的家庭属性和主动的道义担当。"父子相隐,直在其中",并非主张徇情枉法或漠视社会公德,而是旨在提示一条破解"孝(慈)义两难"问题的德性之路。     

孔子父子互隐与孟子论舜的再思考

从内容上说,“父子互隐”与“窃负而逃”都涉及亲情与礼法的关系。从对象上说,父子互隐和窃负而逃都涉及儒学群己关系,其中父子互隐主要涉及父与子、自己家与他人家,窃负而逃主要涉及自己家与他人家、家与国。从孔孟角度看,孟子希望舜窃负而逃、而孔子则未必赞成鲁国直者父子互隐,孔孟在此有所不同,孔子的态度有利于群体和谐。     

论中国隐逸思想影响下日本作家的“隐”

日本作家在中国隐逸思想影响及渗透下,从西行到川端康成再到水上勉,从形隐到心隐,表现了对"隐"的接受、传承、变容,最终回归禅宗的隐逸本质。中国禅宗思想提倡"退",从菩提达摩到五祖,基本都是重视归隐、独宿、静坐、修禅。而到了六祖慧能把修行与人生紧密地结合在一起,领悟到真正的修行是在人间,衣食住行皆可以修禅隐逸才是"隐"的最高境界。     

康有为一派对陈宝箴父子政治态度的误解与夸张

陈宝箴、陈三立父子与康有为、梁启超、唐才常等人不属于同一政治派系。在戊戌变法期间,康有为一派对陈氏父子的态度前后有三变。由于御史黄均隆的错误举报,慈禧太后误以为陈宝箴曾保举过康有为,以"滥保匪人"、"招引奸邪"的罪名将陈氏父子革职,康有为等人也由此误以为陈宝箴曾保举过康。康、梁在日本大力宣传陈氏父子在变法期间对他们的支持;并在庚子事变时,宣称陈氏父子是他们的依靠力量,而陈氏父子并没有参加唐才常、梁启超等人在庚子年间的政治活动。     

略论三苏出处进退的思想矛盾

苏氏父子三人始终受着出处进退的矛盾的困扰，尤其是苏轼作品中表现出来的对以仕隐进退为中心的人生问题的思考更为深刻。他们父子、兄弟之间以至每个人的内心，特别是苏洵和苏轼的内心始终存在着深刻的错综复杂的矛盾。     

论晋宋之际谯国戴氏家族之门风与文化——以戴逵为中心的研究

谯国戴氏自两晋之际南徙,侨居于南徐州地区之丹徒,东晋中期有支系再徙居浙东剡县。根据其家族相关人物仕宦与婚姻等情况推测,谯国戴氏门第当属于士族社会之中下层,且家族支属不繁、人数不众,是士族社会中典型的"小族"之代表。晋宋之际,其家族人物戴逯加入北府军团,"以武勇称",戴逵父子则以隐逸著名,一度提升了其家族的声誉。戴逵与其子戴勃、戴颙"一门隐遁",是当时最具代表性的隐逸世家,戴逵、戴颙以"通隐"交结士族上层,体现出当时隐逸风气的变化。不仅如此,戴逵父子还有文学艺术、儒学思想等多方面的文化修养,在音乐、绘画、雕塑等方面达到了当时的最高水平,其儒学根底则决定他的思想特质及其对待佛教的态度。     

曹操、曹丕古乐府创作相关问题论析

曹操、曹丕父子以提倡古乐的形式来恢复古礼，目的是实现社会的有序治理，达到善治。曹操、曹丕父子创作的大量古乐府，是我国诗歌史上的特殊存在。这些古乐府不仅表达了他们的政治理想和抱负，而且还影响到了当时的世风。曹氏父子引领文学创作的时代，社会各种思潮兴起，文化呈现多元化的特征，社会相对开放，极大地促进了当时文学的繁荣。     

论孔子“直”性思想的法学意蕴

"以直报怨"的"直",既不是"正直",也不是"对等"的意思,而是不受礼法约束的"直性"方式;"直在其中"中的"直",既不是"正直",也不是"对等"的意思,而是发乎内心率直的孝亲之理.孔子提倡"以直报怨",反对"以德报怨",同意"父子相隐.直在其中",说明孔子的"直"论所标举的内涵,包含着他探寻社会治理良策的辩证思考.     

父子相隐、君臣相讳与即行报官——儒家“亲亲相隐”观念刍议

从"不可坑人害人、应该爱人助人"的正当原则看,孔孟首倡的"父子相隐"、"窃负而逃"是一种不正当的观念,不仅会在"亲亲相隐"中导致为了偏袒自家亲属的不应得私利、不惜损害他人正当权益的"损人利亲"后果,而且会在"官官相护"中导致为了偏袒君主官员及其亲属的不应得私利、不惜损害普通民众正当权益的"损民利君"后果,甚至还会在"大义灭亲"中导致为了维护统治集团的专制利益、不惜损害自家亲属正当权益的"损亲利君"后果.     

“元嘉之治”局面的形成原因

"元嘉之治"局面的形成,是刘裕东晋末年以来改革和宋文帝元嘉年间改革共同作用的结果。他们父子的改革是一脉相承的。他们的大规模土断和严格检籍,节省了行政开支,增加了服役纳税人口;打击士族豪强、禁止封山占水、减轻剥削和赈恤穷困等政策措施,改善了百姓的生产和生活状况;劝课农桑、提倡节俭,促进了社会经济发展和国家富强;加强皇权、整顿吏治和平理狱讼等政策措施,保持了政局稳定。     

传统仕隐观念与宋前士人的仕隐心态与行为

在传统的仕隐观念中,儒家虽主张"有道则见,无道则隐",但最终目的还是"仕","隐"不过是一种暂时的退避策略。道家基于其对社会现实的彻底否定,主张隐遁避世,全身远祸。出世的佛教虽然在其不断中国化的过程中日渐世俗化,但其本质上仍然是一种出世的人生哲学,入世只是出世的方便法门。但儒佛道三家的任何一种仕隐观念都无法从根本上消弭士人在人生出处问题上的心理困惑。无论是汉代士人"道"屈于"势"的人生困境,魏晋南北朝时期士人调和出与处、仕与隐矛盾的努力,还是唐代士人所选择的"终南捷径",都没有解决好这个问题。而中唐时期的白居易在融通儒佛道三家核心处世理念、折中传统的"大隐"、"小隐"形态而提出的"中隐"思想,更为圆融通达地调谐了身与心、职与事、仕与隐的矛盾,是传统士大夫仕隐、出处观念的一次重大转折,对后来士人的仕隐心态和出处方式产生了极为重要而深刻的影响。     

苏格拉底是否主张子为父隐——兼评郭齐勇与邓晓芒关于《游叙弗伦篇》的争论

最近十多年关于"父子互隐"的论战一度波及苏格拉底。一方认为苏格拉底主张子为父隐,另一方认为苏格拉底赞同子告父罪。双方针锋相对,都指对方误读了柏拉图的《游叙弗伦篇》。通过对《游叙弗伦篇》的解读和相关资料的考证,可以发现,苏格拉底的确质疑游叙弗伦告父杀人,但他质疑游叙弗伦的原因并非因为主张子为父隐,而是因为不能确定游叙弗伦的父亲是否犯有杀人罪,不能断定游叙弗伦告父杀人是否虔敬。《游叙弗伦篇》既未断言苏格拉底赞同子告父罪,也未显示他主张子为父隐。     

“言”与“隐”:鲁迅的表达策略

鲁迅以言辞犀利、敢言人之不能言而著称,但在言其所欲言之外,鲁迅还有意识地借助"隐"来传达某些诉求,这里的"隐"是"说"与"不说"的结合体,是"言"而"不言"。鲁迅的"言"与"隐",互相解说,互相映衬,极大地拓展了文章的表意空间,深化了文章的内涵。     

魏晋南北朝文论中的隐与显

"隐"和"显"是中国古代诗歌的两种审美形态。在外在形式上,"隐"是单纯质朴的,而"显"是鲜明华丽的;在内在意蕴上,"隐"是蕴含丰富深厚的,而"显"是意义单纯明确的。阮籍和陶渊明的作品表现出"隐"的特征,刘勰和钟嵘则在理论上对"隐"的内涵有所揭示,但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审美理想并不是"隐",而是显性的"风骨"、"风力"。刘勰所说"隐秀"的主要意义相当于"隐显"。很多学者把"隐秀"理解成同一审美对象或同一作品的内在意蕴和外在表现,这是一种误解。"隐"和"秀"指的是同一层面的两个对象或两种形态,而不是是同一个对象的内外两个层面。也就是说,"隐"和"秀",指的是两个审美对象或两种作品的不同形态或特征。     

论中国古代的"亲亲相隐"制度

“亲亲相隐”思想最早源自中国古代先秦儒家“父子相隐”的理论学说,随着中国古代法律的儒家化,最终成为一项重要的法律制度,并经久不衰,持续至清朝末年。作者考察了其思想的源起以及在中国历代法律制度中的体现,探讨了传统中国法律中的道德因素以及该制度的历史成因。     

传统父子之道与当代新型家庭代际伦理建构

数千年来形成的以“孝”为中心的父子之道,精华与糟粕并存,对国人的家庭生活和社会生活产生了深 远的影响。传统父子之道在当今社会遇到了很大的挑战,代沟问题及代际冲突对家庭及其道德建设造成了不小的 冲击。现代新型家庭代际伦理的建构,必须在弘扬传统父道、子道优秀内涵的基础上,注重人格平等、提倡民主沟 通。与时代发展相适应,加强新型家庭代际伦理观的培育和弘扬,认真研究家庭代际主体在认识问题和思维方式 上的差异,营造代际间良好的伦理氛围,父辈和子辈都要不断提高自身素质修养等,是当前家庭代际伦理建设必须 着重抓好的几个重点。     

白居易融会三教的“中隐”思想及其仕隐心态

白居易的"中隐"思想是对传统仕隐观念的继承、整合和发展,其本质上既区别于隐于山林的"小隐",也与隐于朝市的"大隐"不同,而是隐于地方官、散官、闲官。它巧妙地平衡了集权专制与士大夫独立意识之间的矛盾,是一种能在入世与出世间进退裕如的处世哲学和生活方式。这一以仕求隐的隐逸观,较之魏晋时期"居官无官官之事,处事无事事之心"的仕宦态度要积极得多,它更圆融通达地调谐了身与心、职与事、仕与隐的矛盾,是白居易以儒治身、以佛道修心的人生哲学的具体体现。     

关于"亲亲互隐"、"爱有差等"的争鸣

近年来中国哲学界在争论孔子论“父子互隐”和孟子论舜及“爱有差等”的问题。这一争论关涉到整个儒家伦理的历史和现代价值之评判。儒家伦理是一复杂的系统,仁与义、仁与礼、仁与智等德目之间是有张力的配合;儒家的仁、义、礼、忠、敬、信等德目都是社会性、公共性的,适用于公共生活及其秩序建构的;儒家一贯强调私恩与公义、公共领域与私人空间的区别;儒家的“仁爱”具有普遍性和超越性,道德主体所涵道德法则(理、义)必然有绝对的普遍性,并且是“爱有差等”思想的本体论基础;“父子互隐”的思想及与之相应的法律制度,恰恰包含着对人权的尊重和维护。     

欧阳修与韩愈的“古文”关系

一、引言 “古文”一词,涵义有三:一指古代的文字,如甲骨文、蝌蚪文、钟鼎文、籀文、篆文等。一指古代的文章,如三代两汉之书,屈、宋、扬、马之作;广泛而言,凡非现代、当代的作品,都可称为古文。一指韩、柳所倡导的文体,是“弃六朝骈俪之文而返于六经两汉,从而名焉者也。” 唐宋古文运动,韩愈是拓荒者,欧阳修是建业者。韩愈在唐代提倡古文运动的时候,大声疾呼,召收后学,结果受到群众的“笑侮”、“聚骂”、“指目牵引”、视之为“狂人”。因此,他提倡古文,在当时没有真正的成功,但留下深远的影响。欧阳修在宋代提倡古文运动,既有柳开、姚铉、穆修等作先驱,复有尹洙、苏舜钦、苏舜元、三苏父子、曾巩、王安石等友生为羽翼,加上位高名重,诗赋文词皆有杰出成就,故提倡古文,一呼百应,成绩斐然,凌轹千古。     

亲亲相隐"与"大义灭亲

编者接:"亲亲相隐"的观念是儒家亲情伦理的重要内容,也是中国古代至民国时期在量刑时予以减免的根据.此观念和法律规定在西方亦有体现."亲亲相隐"体现的是人的天然本性,"大义灭亲"维护的则是法律的正义.国内学术界就此问题曾展开过针锋相对的论战:一说"亲亲相隐"虽然有违现行法律,但它符合和顺应人性的正当发展,现行法律应做适当修改:一说"亲亲相隐"是滋生腐败的"温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