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统"与"政统"张力中的依附和超越——从冯从吾论"讲学"说起

在中国历史上,士人所代表的"道统"与君王所代表的"政统"之间始终存在着一种张力,士人竭力维护道统的尊严,使之摆脱对"政统"的依附,成为独立的精神力量.冯从吾在晚明提出以讲学"独行其道",体现了晚明士人面对"政统"的压迫,其政治意识发生转变,期望以"内圣之学"挺立道统.儒家"内圣之学"是道统超越政统的内在依据;而确立士人群体独立的生存方式,是超越的现实条件.     

道统、文统与政统——明中后期科举考试中主流意识形态的分化

明中后期,随着阳明心学的兴起和广泛传播,程朱理学在意识形态上的垄断地位被打破,道统也因此发生了嬗变,道统的嬗变又促进了文统的分化。科举作为意识形态的一个重要场域,成为道统和文统争夺的主战场,从而使科举考试中主流意识形态发生分化,"离经叛道"之说也因此出现在科举考试中,而其更为深远的意义则在于促进了思想文化的多元化。道统和文统的嬗变还促进了政统的变化,不仅扩大了士大夫的话语权,还使普通士人甚至是市民阶层也争得了一定的话语权,从而对代表政统的皇权形成一定的制约。道统、文统和政统的嬗变,孕育着近代的因子,昭示着中国开始了由传统向近代的转型。     

道与势之间──传统士人与政权的关系及其命运

在中国历史上，以士人为其载体的道统和以君主为其载体的政统，二千多年来其恩怨纠结难分，作为一种异于政统而又对政统构成制约的力量，道统虽不断遭到来自政统的压制和迫害，但其精神不死，风骨永存，在艰难的时势中不断奏响一曲曲灵魂的赞歌，维护、滋养着一个民族不灭的高贵品格和精神风貌。     

孟子笔下的道统与政统

孟子关于道统和政统有着丰富的思想和深刻的论述。他心目中政统的代表者是君主,道统的代表者是君子,政统掌握最高权力,道统掌握最高价值,道统高于政统,道统必须指导政统,道统是政统之师,政统之君应该敬道统之师;政统对道统的尊敬不仅仅是表面的形式,而是内心深处真正的尊德乐道;道统应该教导政统直道而行,而不是屈从取媚于政统;道统的张扬并不是想压倒政统,一旦政统承认了道统的地位,道统反而要自觉维护政统的尊严,以保持道统和政统之间的平衡。     

试论中国封建社会政统对道统的控制

中国封建社会以君主专制为特征的政统,与以儒释道三教为代表的道统,是一种"政主道从"的关系。政统既需要道统方面的缘饰,又要防止道统势力的壮大,消除其对王权的现实或潜在威胁。为此,政统方面采取多种方式实现对道统的控制:首先是君主们通过"受命于天"的自我神化,形成对道统先发制人的优势;其次是从维护统治的需要出发,对道统进行选择和改造;再次是插手道统的内部事务,直接干预其内部生态平衡;最后,当统治者认为道统的发展对封建统治形成现实威胁时,会毫不留情动用国家的力量予以重创。     

儒家传承中的道统与政统——兼论儒学形成的地域性特征

儒学在两千余年的发展中,道统与政统相互作用,共同起到儒学的弘扬、光大和振兴的作用。从地域上说,道统起源于鲁儒学,政统是在齐儒学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儒家道统与政统的分野体现了弘道与取势的分别,也体现了对"内圣"与"外王"的不同侧重。在儒学发展的过程中,道统借助于政统的势来弘道,政统以道统作为学理基础。儒学的重振与复兴,需要道统与政统的有机整合。     

政统与道统之间：董仲舒思想探要

殷周时代,社会高度统合,政教合一,政统与道统更未分成。就形式言,学在王官,官师合一;就内容而言,三代以礼为治,至春秋“道为天下裂”,以诸子百家为标帜的文化系统与政治系统相分化,道统与政统得以分立。然而。由于道统与政统脱胎于周礼体系,因此在两者的内在精神和终极旨归上,都有彼此统摄、整合而实现统一的意志和驱力,一俟政治上走向统一,道统与政统的复归统合便势在必然,“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亦历史之必然。但汉武帝与董仲舒对于儒学之成为意识形态的理解、寄托和期许是迥异的,前者秉执工具理性,立足政统,借儒学为其统治合法性的支持,并使之沦为治术;后者则基于价值理性,将儒学理解为道,一种社会理想,以及达成这一理想的路径和方法,坚持儒学对政统的指导意义。董仲舒对原始儒学损益的根本旨意在于,通过儒学自身的转化,使其更契合时代精神之需要,实现儒学之道向行政的落实,实现理想企划与实际运作的沟通,从而将儒家终极价值关怀贯彻到具体的政治设计、规划和安排之中,切实达到道统对政统的统摄、整合。学界所谓董学之“得”、之“失”均系于此。     

清初朝廷与明遗民关于“治统”与“道统”合法性的较量

明清易代,"非我族类"的满洲贵族入主中原,这在深浸"夷夏大防"观念的汉族士人特别是明遗民看来,不仅意味着汉族"治统"的丧失,更象征着中华文化"道统"面临中断之虞.于是,他们无论是在政治上还是在文化上都不承认清廷的合法性.面对这种信任危机,清初统治者一方面在政治上自造"治统",宣示其"得统之正";另一方面在文化上建构"道统",塑造其儒家"道统传人"形象.这样,在清初,围绕清廷"治统"和"道统"合法性问题,在朝廷和明遗民之间展开了一场针锋相对的角力.这种发生在朝廷与民间的论争,深刻影响到清初社会秩序的重建,因此检视这一论争的实况,对于深入了解和理解清初政治和文化史意义重大.     

断裂与传承:中国现代学术的学统问题——以冯友兰、蒙培元、黄玉顺为例

中国几千年的统绪在近代被打断或扰乱了.伴随着政统的裂变,学统也发生了裂变,道统也就无法不裂变.以"中国哲学"界具有师生关系的冯友兰、蒙培元、黄玉顺三代学者为个例,分析"五四"以来学者面对这个巨大断裂,在不依托旧制度的情势下如何努力重建、赓续学统,赓续斯文,赓续历史.但是,由于中国现代学术建构方法存在着无法克服的问题,即无法摆脱时西学的依傍而自立,使它既无法在其产生与处身的现代建立学统,也无法有效赓续古代历史.学者之努力与斯文之断裂,也就相互交织,并陷入困境.     

甲午之前士人对西方议会制的认识

鸦片战争知彼知已的需要,使中国人通过<四洲志>一书初识了英美国家的议会制度及其价值.议会制度的基本内容介绍到中国后,到同光时代,得到了官僚士大夫阶层中有识之士的高度认同.他们从"三代"遗风中发掘出议会制的历史和理论基础.梳理甲午之前士人对西方议会制度的认识的过程可知:体认西方议会制既是近代中国了解把握西方民主的门径,也是后来变法和立宪——中国二千多年道统之变的先声.     

传统中国社会中"道统"的功能及其式微

传统中国社会中存在着两个相互依撑的所谓“统”,一是“政统”,一是“道统”。在传统中国社会中“道统”是“政统”的构建者、解释者、驯化者、维护者、校正者以及道德力量的来源。正如康熙所说,“万世道统之传,即万世治统之所系”。在传统中国社会的演进过程中,一方面,虚玄的、承担“道统”的“师”的系统,随着专制制度的加强其地位越来越高;另一方面,现实的、承担“道统”的“学而优则仕”的“官僚士大夫”的系统,随着专制制度的加强其势却越来越式微。     

“祛魅”与“复魅”之间--论“道统”与“政统”纠葛下的中国知识分子传统

知识分子是中国几千年文明史的一个具有较强自我身份认同的文化群体。知识分子的人文精神以不同的样态影响着不同的时代,其代表的精英"道统"与代表权势的"政统"构成了中国社会发展的基本框架。两者相互的关系表现在"祛魅"与"复魅"之间,这是一种"解构"与"建构"的文化模式,它既是针对自身,更是针对彼此,并外化成"突破"与"规约"的结构。在暧昧的纠葛下,中国知识分子走了一条颇为传奇而又耐人寻味的历史发展之路,其作为一种传统原型已经成为中国人文精神的符码,绵延至今,不曾断续。     

中国传统伦理思想辨析及其主要特征

关于对"血统--政统--道统"的把握是对中国传统伦理思想之历史特性的认知,而与之相适应的思想逻辑性则集中体现在"德治主义--人性论--修教论"中.两者相互影响,相互渗透,构成了中国传统伦理思想合历史的和合逻辑的辩证发展过程.     

当代海外新儒学的“三统”观

目前 ,我们尚无法梗概出当代海外新儒学起码的历史作用。本文通过描述并简析海外儒学第三期研究群体如何将“深刻的道统”、“过渡的学统”和“广域的政统”融合为一种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发展脉络 ,初步形成了如下看法 :当代海外新儒学所作努力的主要目的之一 ,就是为当代中国的社会发展提供所谓“政统”的文化资源。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揭示了当代海外新儒学今后的发展趋势。     

朱熹的道统思想对日本“暗斋学派”的影响

朱熹在否定了韩愈道统思想的基础上重新确立了儒家的道统系谱,把自己的理学摆在儒学的正统位置上。朱子学传到日本后,"暗斋学派"的创始人山崎暗斋对朱子学推崇备至,认为朱子学是儒学之正统,自己全盘继承朱子的思想并捍卫其在日本的正统地位,也就承续了朱子在日本的道统系谱,提出"道统之心法"的传承方法,并以此来批判"异端邪说"。山崎暗斋还把儒家的道统观念与日本的"神统"、"皇统"观念结合起来,为"神统"、"皇统"提供理论依据。     

晚清主流意识形态危机和道统之断裂——以废科举为中心的考察

科举制度确立后,遂成为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的一个重要场域,承载并连接了文化、教育、政治、社会等多方面的功能,确保了儒学道统的绵延不绝。但晚清以来,面对西方的入侵和西学东渐,这一场域不仅出现了内部的分化,更面临场域外各种因素的挑战,而场域外的挑战又进一步促进了场域内对抗因素的成长。1905年的废科举则使主流意识形态场域崩塌,儒学因此失去了寄身之所,延续了两千余年的道统因此断裂。而道统是中国古代政治合法性的重要标志,也是社会秩序赖以维系的思想基础。中国不是宗教国家,道统更是承担着塑造共同价值观、凝聚社会共识、调整社会秩序的多重功能。因此,道统的断裂必然会导致政统的失序和社会的动荡。其影响甚至至今犹存。     

论中国士人“蹈义而死”文化传统之流变

"蹈义而死"是中国古代士人阶层一个耐人寻味的文化传统。它以"视死若轻"为骨,以"遗生行义"为魂,表征士人独立的人格与精神。这一传统在春秋战国时期形成并达到为社会理想、为人格慷慨赴死的高潮。后经两汉教育制度、选官制度、社会氛围等多方面的影响,以及魏晋以后佛教修行、儒家重生、道家隐处等多元文化的浸染,士人蹈死传统发生着由盛而微、由炽烈而和缓、由丰富而单一的变化。然而士人的慕义本色,却在这种嬗变之中依旧昭彰夺目。     

论“义绝”之“义”

"义绝"制度是中国传统婚姻法的一项基本制度,"义绝"之"义"是对古代婚姻基础条件的抽象概括,其本质是宗法的、伦理的,是"义"这一传统法基本原则在婚姻家庭领域中的具体体现.从立法技术层面来看,"义绝"制度不乏科学态度和理性精神,其所蕴涵之正向价值应当被现代立法所正视.     

着力打造中国学术话语体系 推进国家文化软实力建设

哲学社会科学的中国学术话语体系是一种综合的、高品格的学术话语形态,具有民族性内涵、科学性内涵和大众性内涵。打造中国学术话语体系是理论界和学术界面临的重大时代课题,这是哲学社会科学自身发展的必然要求,是其发挥国家文化软实力建设功能的必然要求,是其"走出去"的必然要求。我们要以高度的理论自觉和理论自信,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统、道统和学统,使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学术话语体系成为新世纪中国学术的主流,成为中国学术走向世界的典范。     

儒经在俄罗斯的译介及其文化意象

俄罗斯的汉学和中国学自18世纪初以降已历时近300年。俄罗斯的儒学在20世纪以前以对儒学经典的译介为主。直至20世纪初进入研究阶段,波波夫被视为俄罗斯儒学研究的奠基人。儒经的文化意象则由于不同的历史时代经历了由对人类价值共性的道统探寻到当代对团体及国家、政府及人民互动原则的政统关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