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在新文化运动中的历史作用

<正> 关于胡适在中国现代思想史上的作用,我于解放前后,曾陆续发表过数篇文章予以剖析;①近年来,又在若干专著中作了补充。②由于历史的原因,对于胡适在“五四”时期新文化运动中的作用和贡献,则尚未写过专文论述。适值光荣的五四运动七十周年之际,我想就这个专题提出自己的看法,以完善自己对胡适的全面研究,并借此纪念划时代的“五四”白话文运动。     

试评陈独秀的功与过

陈独秀,字仲甫,1879年10月8日出生于安徽怀宁一个官僚地主家庭。他在幼年时期跟随大哥苦读过四书五经,十七岁时考上了秀才。由于当时维新之风劲吹,废科举,兴学校已成为一股潮流,使得陈独秀走向社会即接触了一些资产阶级的思想文化,所以他参加革命活动较早。从1901年到1906年,他先后在国内外组织过“科学图书社”、“中国青年会”、“岳王会”等进步团体,创办过《国民日日报》、《安徽俗话报》、《无锡白话报》等鼓吹反对封建专制的报刊。1911年他参加了辛亥革命,1913年参加了反对袁世凯的斗争。以上这些活动都是局部的、影响不大的。从1915年创办《新青年》开始,他投身到了对全国有影响的革命活动。1915年到1927年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这段时间是陈独秀在政治舞台上表现非常活跃的时期。这十二年里,1923年是分界线。23年以前是他的前期,23年以后是他的后期。前期功大于过,后期过大于功。他的前期又可分为两个阶段:五四之前,     

社会启蒙还是文化启蒙?——从启蒙的自主性看中国的现代化与启蒙

启蒙的自主性这一概念表明,启蒙只有在现代社会市场经济基础具备的条件下,才是现代化的意识形态前提。中国的“五四”和新文化运动并不是真正的社会启蒙,而只是文化启蒙。新民主主义革命所进行的工作是社会基础与社会启蒙的双向建构。中国真正的、全方位的社会启蒙只是在今天才有可能。     

胡适倾向于浪漫思潮吗?——与汪荣祖先生商榷

汪荣祖先生提出,五四时期的胡适不是"基于理性",不是"启蒙",而是"出于激情",充溢着"浪漫情调",倾向于浪漫思潮,这打破了学界对胡适的已有论断。以卢梭为源点的浪漫主义是对崇拜理性的启蒙主义运动的纠偏,其要质在于重振以情感为主体的自然人性,来抗衡历史发展中"工具理性"的偏执。笃信科学,把科学理论化为思想观念,并运用于学术研究的胡适,既已热忱颂赞"工具理性文明",又怎能归于卢梭一类的浪漫主义思潮?根据史实,在20世纪20年代的历史语境中,卢梭式的浪漫主义在中国实际上已经有点"过气"的味道了,而把一生尊崇自由主义的胡适纳入浪漫思潮则更显得错乱。     

胡适实用主义与“五四”启蒙——兼评五十年代的“胡适思想批判”

“五四”启蒙之所以可能,在一定意义上是由于当时从西方输入了众多的新思潮、新学理;而其中影响最大的要数马克思主义和实用主义两大派。实用主义是由胡适直接从美国输入的,他称之为“实验主义”.所以评价胡适实用主义与“五四”启蒙的关系,是纪念“五四”70周年的一个有意义的课题。     

重评五四启蒙运动三题——兼评李泽厚诸先生之说

五四启蒙运动有三个问题值得重新评说:一是"借思想文化以解决问题"的是与非。五四启蒙运动常常因致力于思想文化问题而受到非议,但作为政治革命之后的思想文化补课,五四并非"借思想文化以解决问题",而是要解决的就是思想文化问题。这种选择是当时中国的社会现实所决定的,适应了中国社会的实际需要。二是为什么反对"调和折衷"。这也是"五四"遭受非议的重要原因。陈独秀、胡适、鲁迅等人之所以选择这种极端化的态度,并非只是出自策略性的考虑,而是不相信调和折衷会有好的结果。因为只要面对文化冲突的实际,就会承认,一些基本价值是无法调和的。三是启蒙运动的目标指向。长期以来学界一直存在一种误解,认为五四启蒙运动是从属和服务于救亡的。事实并非如此,五四启蒙运动虽然与救亡相关联,但它以人为出发点,目标指向是人而不是民族或国家。     

重评胡适与“学衡派”关于语言的论争

胡适提倡白话文和白话文学,主张废除文言,但总体上来看,其观点存在着一定的偏差,论据和论述过程也有值得商榷之处,新文学派急功近利的行为一定程度上导致了新文学的直白化和艺术性欠缺."学衡派"在极力反对白话文的基调下,也有对白话文较为合理的认识.他们并非完全排斥白话,而是反对以白话文代替文言文,主张语言的渐进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文言进行现代化的改造."学衡派"对新文学阵营相关论点的反驳和论争,使得新文学在发生期对于白话文和文言文的认识趋于合理化,客观上对新文学发展起到了纠偏的作用.     

是启蒙思想家,还是正统理学家?——王夫之哲学思想评价之我见

长期以来,不少学者认为,王夫之对宋明理学进行了批判和清理,是十七世纪中国早期启蒙运动的哲学代表。这种看法最先在侯外庐先生的《中国早期启蒙思想史》和《船山学案》中得到系统的表述。侯老的看法解放后几乎得到公认,学术界对王夫之的评价也越来越高。本文对这种流行的观点提出不同意见,试图从另一个角度来评价王夫之哲学。一、宗儒立场宋明理学是儒学的继续和发展。东汉以后,魏晋玄学和随唐佛学的兴盛,对儒学产生了     

奥哲尔过大于功——与施荫昌同志商榷

施荫昌同志在本刊1981年第2期发表的《评奥哲尔的历史功过》,对英国工联首领乔治·奥哲尔作了重新评价.与施荫昌同志一样,我们也不赞成对奥哲尔取完全否定的看法.但对施文提出的其他一些见解,觉得有商榷的必要.(一)评价历史人物,不能离开他所处的历史环境,这是实事求是地评价历史人物的出发点.评价奥哲尔,不能离开19世纪50—60年代英国特定的历史环境.如何认识奥哲尔所处的历史环境,这是与施荫昌同志商榷的第一个问题.     

伯恩施坦的功与过——对伯恩施坦的总体评价

伯恩施坦修正主义思想的产生有深刻的历史根源,并不是由于伯恩施坦背叛了革命而造成的;修正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存在本质的差别,放弃了马克思主义之后的伯恩施坦不再是马克思主义者,但是他仍算得上是一名社会主义者;社会民主党在二战后基本上遵循了伯恩施坦指明的道路,这样一条道路使社会民主党生存下来并发展壮大,但是也同样带来问题,最为突出的就是社会民主党日益与资产阶级政党趋同,失去了自己的身份特征。     

重评澳门在东西方文化交流中的地位

纵观中华五千年的文明史,澳门无疑是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东西方文化交流的枢纽之一。不过,因当地长期由葡人聚居,后来又受葡国统治,近世的中国人士在评述澳门对东西方文化交流的贡献时往往瞻前顾后,致使澳门在中国史册上一直没有获得应有的地位。如今,澳门行将回归祖国。在这样的时刻,对澳门辉煌的昔日,特别是在东西方文化交流中的重要地位作出恰当的评价,当是迎接它回归祖国的一束芬芳的鲜花。     

资格、应得还是权利?——评诺奇克的资格正义

诺奇克的资格正义在当代正义理论中占据重要位置。资格正义同分配正义相对,而资格正义的“反模式化”立场使所有的分配正义理论都面临干涉人们自由的合法性指控。资格正义令人耳目一新,然而,资格正义在诺奇克的理论建构中充满着复杂的概念纠缠：诺奇克有时候将资格与权利和应得概念同等使用,有时候又清晰区别。厘清其中的意义分殊,对于理解诺奇克资格正义的真实内涵、理论地位和作用都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     

胡适何时投靠国民党政府?——与耿云志先生商榷

胡适何时投靠国民党政府?这个问题非常重要。耿云志先生在其《胡适研究论稿》中认为“九·一八”事变后到1933年胡适投靠了国民党政府,这个观点很值得商榷。我认为,胡适是在1946年伪“国民大会”后,才投靠国民党政府的.     

文学革命初期新诗论争的余波——重评1919年《晶报》与胡适关于白话诗的论争

1919年下半年起,《晶报》与胡适之间就白话诗与旧诗的优劣展开了论争,《晶报》同人提出了不少值得深思的意见,这些意见甚至与鲁迅、朱自清、废名等人后来的看法不无相似之处。尽管由于胡适对《晶报》同人的先入之见和有意冷落,这场论争最终未能深入下去,我们仍不难由此发现小报所处的两难困境：他们有意靠探讨学理来提高品位,但新文学家的漠视却使得其努力化为乌有。     

胡适在新诗发展中的贡献与局限性

胡适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公认的"诗界革命领袖",具有开一代诗风之功。胡适又是从旧的传统文化里脱胎的,无论是他的新诗理论,还是创作实践都自然地折射出了中国新诗从诞生、发展到成熟过程中的种种复杂性和矛盾性。从诗的内容、语言和体裁等几个方面探讨胡适在新诗发展中的贡献及其历史局限性也就有了必要。     

魔鬼还是天使?——评《盲刺客》中的姐姐艾丽丝·蔡斯

玛格丽特.阿特伍德的小说《盲刺客》故事情节离奇,"俄罗斯套娃"式的叙事方式具有强大的张力,是其代表作。文章从一个全新的角度,心理分析的视角,通过分析"本我"与"超我"的关系解释了艾丽丝、劳拉姐妹之间匪夷所思的感情波折和彼此的对位象征关系。劳拉是艾丽丝"本我"的实现,一个艾丽丝最渴望成为的人,同时也是艾丽丝的"超我"极力压制、排斥的对象。     

我国哲学史上一部划时代的著作——重评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

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以下简称《大纲》),原计划分上中下三卷。上卷讲古代哲学史;中卷讲中古哲学史;下卷讲近代哲学史.但胡适仅仅写出了上卷,中下二卷来能问世。其上卷是作者以他在美国留学期间的博土论文——《先秦名学史》的基础上,加以增改扩充而成的,全书十余万字。1918年8月由蔡元培作序,1919年2月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此书一出:颇受学术界的重视和欢迎,不到两个月又再版一次,但仍不能满足读者的需要。这部著作虽然用现在的观点和学术水平来看,很是浅薄,没有更高的学术价值,而且还有很多错误。但就当时来讲,对于推动我国现代学术思想和学术水平的发展,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可以说是一部具有开创意义的,划时代的著作,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一个积极成果。但是,长期以来我国学术界却将其打入冷宫,无人问津。而今实事求是的研究评价这部著作,对于寻求中国哲学史发展的规律,推动中国哲学史的研究仍将会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     

转向还是回归?——图像与人类文明

人类文明始于图像,图像是人类感知和理解世界的第一媒介,是文化记忆的主要载体。在文字自发明以后,图像一度受到怀疑和排挤,被看作是感性、表象的、多变的。而随着社会文化和人类文明的进一步的发展,自20世纪后半段,图像时代又一次到来。这次的图像转向或回归,比任何一个时候都显示出其包容性、多模态和跨文化的特点,与文字互动推动人类文明继续发展。     

“开窗”还是“拆房”——新文化运动思想文化目标与取径辨析

新文化运动思想家曾经激烈地反传统。但在后五四时代 ,部分新文化人对新文化运动中某些激进言行作出了非其初衷 ,激进只是实现其思想文化目标之手段的解释。今日一些学者亦主张新文化人在提出自己思想时 ,有某种“法上取中”的策略或运作方式。实际上 ,所谓“法上取中” ,是部分新文化人在反思反传统思潮的背景下所作的事后解释 ,不能证明他们在新文化运动中就有这种策略考虑。近代中国思想文化的变化是在极其复杂的社会背景中发生的 ,在现实的一切均乏善可陈的情况下 ,改变现状成为国人急不可待的诉求 ,这就致使中国社会在政治及思想文化方面呈现出一个难以终止的激进化过程。这种在今人看来不甚可取的激进 ,是被时势逼出来的 ,在当时特定的条件下 ,有其存在的历史依据 ,不必从其它方向上去寻求新文化人言论行动合理性的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