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三佛齐与广州的佛教文化交流考述

位于太平洋和印度洋之间的印尼群岛是中西海上交通的要冲和中转站,而于唐宋之际兴起于今印尼境内的三佛齐王国(Samboja,Sambaj,907—1397)则是当时海上丝路的贸易强国,同时也是佛法东传的重要驿站和集散地,即使在印度本土佛教消失之后,仍然是佛教中心之一,与宋朝保持了密切的关系。广州作为南海丝绸之路始发港和商贸中心,与三佛齐在佛教文化交流、僧商人员往来、佛化外交活动方面有着密切的交流互动。随着佛教在两地的兴盛,双方交往中出现了佛商互动,即以商养佛、以佛促商的互动局面,广州蕃坊中出现弘传佛法的三佛齐人,三佛齐商主帮助广州修复道观、购置寺院田产,在在显示了三佛齐与广州之间佛教文化的交流互动及其对双方社会深刻而广泛的影响。     

普陀山佛茶的历史发展探究

普陀山佛茶,又称普陀山云雾茶,产自中国佛教四大名山之一的普陀山.佛茶"香清可散净心中妄念,至味能悟得佛法妙谛",是普陀山千年文化的沉淀,是圣山禅门智慧的升华.茶随佛而来,伴佛而生,为参禅之辅,礼佛之备,也是世人品评的佳品."茶佛一味"、"茶禅一味".本文从普陀山佛茶与佛教的历史联系对其进行探究.     

北周灭佛期间佛教徒的弘法活动

周武帝灭佛期间,仍有大批佛教徒弘扬佛法,他们弘法的途径大致有四种:出任通道观学士、还俗后继续佛教活动、隐匿深山弘法、流亡北齐南陈弘法.这些人的弘法活动,不但延续了北朝佛教的发展,而且促进了民间佛教和山林佛教的兴盛,更促进了南北朝佛家的交流与融合.     

论北朝的两次灭佛斗争

在中国佛教史上,“三武灭佛”是很出名的历史事件,其中两次(北魏太武帝、北周武帝)是发生在北朝时期。长期以来,许多史学家把这两次灭佛的原因仅仅归结为佛道之争。解放以来,许多新编的史书仍持这种观点,因而也就降低了灭佛斗争的意义和作用。有鉴于此,本文就北朝时期这两次灭佛斗争谈些浅见。 一 佛教自西汉传入中国以来,历经东汉、魏晋,南北朝是其发展时期。佛教教义宣传“生死轮迴”和“因果报应”,这种说教是有利于统治阶级的。面临广大人民的反抗,南北朝时期的统治阶级便可以利用佛教的教义占欺骗、麻醉人民,让广大人民把希望寄托于来世,“从而使他们忍受这种统治,使他们放弃革命行动,     

儒佛会通与现代新儒家、人间佛教的形成

儒佛会通在中国历史上有着悠久的传统,自佛法东传以来,儒佛交融、儒佛会通就逐渐成为儒佛关系的主流,最终形成了亦出世又入世的儒化佛教和佛教色彩浓厚的宋明理学。在中国历史上不乏倡导儒释同源、儒佛互证的佛教大德和儒门宗匠,儒佛会通使中国文化以开放的胸怀接纳了印度文化,也使佛教的圆融精神在中国文化里发扬光大。     

"外斥内援":朱熹佛教观探析

朱熹"外斥"佛教,主要可以从目的角度、本体论角度、伦理纲常角度、认识论角度、社会生产角度等方面介绍;"内援"佛法,主要可以从社会文化背景、本体与现象关系、心性论、伦理等角度论述.朱熹对佛教"阳违之而阴奉之"的原因有三:学术上建构新儒学的需要;政治上维护儒学正统地位的需要;朱熹"斥佛"源于对佛教理解的片面性.     

宋代僧人对儒家反佛思想的认识与回应

宋代儒家学者在复兴儒学过程中对佛教的排斥,使佛教又一次面临着自传入以来最严峻的挑战。以释智圆、释契嵩、释宗杲、释志磐为代表的宋代僧人,站在中国传统学术思想的基础上,对儒家形形色色的反佛思潮给予了认识与回应。其措施主要有:一是通过著书立说,从"礼仪论"、"夷夏论"、"伦理观"、"文道论"、"性命论"等方面对儒家的反佛思想给予了批判;二是通过重新解读佛教经典,构建佛、儒层次结构理论,倡导佛、儒会通,接受儒家"孝"、"忠"观念,宣扬三教互补等。这些措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儒家的斥佛,为宋代僧人"援儒入佛"和宋儒"援佛入儒"提供了门径,为佛教"儒学化"和"三教融合"做出了贡献。     

西蒙古佛教经济的兴衰

蒙古各部接受佛教,可以追溯到元代。元朝可汗推崇藏传佛教(喇嘛教),尊奉萨迦帝师,但蒙古人出家为僧的很少,信仰者多为贵族,尚未普及到民间。1368年,元室北徙,原始的萨满教浸淫漠北,数十年间,佛法渐灭,仅在西部瓦喇的佛教活动,余绪尚存,只是势力衰微,不为明廷所重视。瓦喇佛教的作用与意义在于存佛法之一息,接续承传,“是使蒙古民族于十六世纪七十年代以后,再度——或更进一步的——皈依佛教的主要原因。”元亡210年之后,佛教终于在蒙古民族中复苏,1578年俺答(阿勒坦)汗于青海湖畔迎达赖三世,东蒙古各部渐次皈依,但在图们可汗之左翼诸部,卡尔玛宗等(红教)旧派活动占据优势。     

试论武宗灭佛与达玛灭佛的原因

公元838-842年,赞普迭玛在吐蕃境内发动了一次毁灭性的禁佛运动,公元841年,唐武宗也在中原掀起了一场惊心动魄的灭佛运动.我们发现,达玛灭佛和武宗灭佛的社会背景基本一致.可以说,当佛教的发展阻碍了社会的发展,成了一种障碍,灭佛行动也就成为了必然,达玛和武宗只是代劳而已.     

从授记到结构化——佛菩萨信仰的演化——以于阗佛菩萨信仰为例

本文通过对于阗佛教中佛菩萨崇拜的分析,指出早期的菩萨崇拜是未与佛崇拜结合并未经体系化,体现的是佛菩萨对王权的护佑、对国祚的振隆之意义。这种模式建构了佛教菩萨与名山的关系;随着佛教理论的传播和体系化,菩萨崇拜与佛结合起来,进入结构化组合模式。由于其理论受不同经典体系的影响,这种组合模式在石窟和殿堂中运用较多。     

唐后期河北藩镇统治下的佛教

唐安史之乱后,河北陷入割据,形成了魏博、成德、幽州等割据型藩镇。在以节度使等为代表的职业军人的支持和参与下,河北佛教取得了长足发展。在恒州、定州等传统发达地区之外,形成了魏州、幽州、沧州等新的佛教中心,南禅开始传入,佛教发展格局也为之一变。另外,唐武宗灭佛时,河北藩镇开始进行了一些抵制,但在朝廷的压力下,灭佛政策得以贯彻执行,河北佛教也受到了一定的冲击。     

儒佛之争:儒学书院与佛教寺院——以福建为例

宋明时期儒学书院与佛教寺院的"阵地争夺战",其实质是传统儒学与佛教文化在意识形态领域激烈冲突的一种外在表现.在"佛老之营遍天下"的不利局面中,朱熹率门下弟子,以各地书院为阵地,全面开展了重新诠释和再造儒学经典的运动,他们创造性地将书院的"旗帜"插到各地的佛教寺院中,将佛教的圣殿和讲堂演变成为传播儒学的杏坛.为了回应争消弥这种冲突,佛教学者往往反其道而行之,这就继儒学的"援佛入儒"之后出现了佛学理论的"援儒入佛".儒佛两家的这种理论上的互"援",就为代表中华传统文化的儒学,和代表外来文化的佛教从相互冲突、排击而最终走向相互吸收,促进各自的发展提供了某种可能.     

佛教与人的美学

人的美在佛教中具有微妙的地位。"涅寂静"的最高美既是对世相美的否定,又是对世相美的肯定,正是在这对立统一中,人的美获得了自己的位置。佛的"三十二相"和"八十种好"比较全面、细致和独到地描述了人体美,曲折而又集中地表现出佛教关于人体美的理想;同时也描述了风度美和行为美,其中风度美"神"形"兼备,反映了佛教关于风度美的理想。佛教的行为美则更多地表现在佛教徒特有的行为方式中,具有悲剧性的崇高美特点。佛教人的美学就在这有意无意之间呈现了。     

论宋代以降的佛教孝亲观及其特征

佛教孝亲观是中国佛教伦理思想的重要方面,本文以佛教中国化为总体背景,考察了宋代以降中国佛教孝亲观的内容及其特色。文章认为：宋代契嵩为代表的《孝论》是中国佛教孝亲观系统化形成的标志,宋代以后,随着佛教中国化的完成,佛教的孝亲观与儒家纲常更加接近,形成以佛言孝、劝佛行孝、助世行孝的统一,佛教孝亲观走向中土化、世俗化,并力倡持戒与孝行的统一、孝顺与念佛的统一,使“戒孝一致”、“孝顺念佛”成为宋代以后中国佛教孝亲观的特征,从而达成了佛法与纲常名教在孝亲观上的契合,也从一个侧面体现出中国化佛教的特色     

《封神演义》的"西方教"定性考论

学术界某些学者认为<封神演义>的"西方教"是道教,于是有必要对此观点进行重新辨析.从文本来看,其有"佛教、佛法、释教、释迦"等字眼的大量内证;再结合佛教史实际情况来看,两汉之交时佛教传入中国,这与小说中"明、章释教开"、惧留孙"入于释教,大阐佛法,兴于西汉"正好相吻合.通过分析西方教的教义、所属物品等本质性的东西属于佛教特有,推论"西方教是佛教前身"的观点站不住脚,最后得出"西方教是佛教"的定性结论.     

试论杨隋政权与道教的关系

引言隋王朝建立后,从某些史籍记载着,无论是隋文帝杨坚,还是隋场帝杨广,似乎都以崇信佛教为主,对于道教则加以贱视。正如隋文帝自己所称："朕于佛教,敬信情重。"①又《隋书·经籍志》也称："高祖雅信佛法,于道士蔑如也。"事实果真如此吗？只要仔细研读一下这一时期有关史籍,就不难发现,隋朝统治者在崇信外来佛法的同时,并未忘记利用道教为其统治服务。实际上,有隋一代30多年的统治中,基本上实行的是佛、道并重政策,并非扬佛抑道。而这一点,恰为以往治史者所忽视。本人不揣愚陋,拟就杨隋政权与道教的关系问题,谈点个人粗浅的…     

李雄风国画作品选登

李雄风，号万峰，法名今三，1946年生于越南海宁省，祖籍广东花县，少年投身佛门修学佛法，先后毕业于台北圆山戒光佛学院及中国佛教研究院，三十多年来深入佛教义和研习佛教历史绘画书法艺术，曾师从于曾后希、梁伯誉、赵少昂等大师门下。畅游大江南北，赴各地罗汉堂壁画写生临摹，创作佛象艺术精细辉煌，壮严慈样。     

梁武帝舍道事佛考辨

梁武帝舍道事佛的时间,佛教典籍中有四种记载。虽然这些文献记载多有矛盾之处,但武帝舍道事佛之疏、敕文不为伪作。据法琳《辩正论》辑录相关文献中数人身份的考察,武帝舍道事佛当在大同后期(539～545),与自己欲出任白衣僧正有关。舍道事佛对道教的影响非常有限。在唐初佛道论争日渐激烈的情形下,僧人依托此事攻击道教、弘扬佛法。     

晚明浙江阳明心学的儒佛会通

晚明时期,多种思潮并兴,程朱理学、阳明心学、事功之学、佛学等活跃于当时的历史舞台。各种思潮互相辩驳、影响、会通,其中阳明心学和佛学的会通尤有特色。浙中王学左派代表人物王畿、周汝登援佛入儒,以"四无句"突出了对阳明四句教中"无善无恶"侧面的强调,并将"虚""无"等概念脱敏,从佛老专有概念这一窠臼中剥离出来,突出儒家使用这些概念的优先性与合法性,并将其上升到"千圣之学脉"的高度。他们基于儒家立场,以阳明心学传人自居,但不讳言佛教,常引入佛教概念来说明儒家思想。晚明时期服膺阳明心学,同时又有佛教信仰的居士也有不少,如陶望龄、陶奭龄兄弟等既是阳明学的坚定维护者,同时对佛法又有信仰,他们极力会通儒佛,对佛教义理有较深入的理解,是阳明心学与佛学会通的另一种形式。晚明心学与佛学会通的时代特征,也交汇于"浙党"这一群体身上,他们在朝为官,在政治上参与晚明党争,同时因成长于浙江这方水土,深受阳明心学与佛学会通思潮的影响。援佛入儒、儒佛交融、亦儒亦佛,浙江阳明心学与佛学的会通呈现了儒佛关系的复杂和多面向特色,是晚明三教一致思想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     

梁武帝萧衍对佛教本土化的几点贡献

梁武帝萧衍是一位奇特的历史人物,居帝王之尊却醉心于佛教,甚至三次舍身入寺。有人说他因崇佛佞佛而亡国,他却毫无遗憾至死坚守戒律。在他的一生中与佛教结下不解之缘,其在位期间大修佛寺,广塑佛像,为僧人制定戒律,与不信佛者辩论。梁武帝对佛教经典有独到的见解,尤其精通《般若经》《大涅榘经》,并提出独特的“神明佛性论”思想,他对佛教在汉地的进一步传播做出重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