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史《艺文(经籍)志》著录小说名实辨

正史《艺文志》或《经籍志》所著录的小说,无论其归类为小说家还是小说,均为当时人所理解的小说作品。这一归类创始于《汉书·艺文志》而定型于《隋书·经籍志》,主要体现为传统的知识结构和价值取向,政教学术是其立类基础和价值评判标准。其较少著录唐宋传奇甚至根本不著录通俗小说,也与这一部类的设定原则密切相关。至于此类著录中有许多不合今人小说标准的作品,那是古今小说观念差异造成的,我们不能因此否认这些作品在当时人眼里的的确确是小说的历史事实。     

《汉书·艺文志》“小说家”考论

"诸子略·小说家"在《汉书·艺文志》中是一个学术概念。但"小说家"作为学说,并不具有统一成熟的思想倾向;"小说"作为汉代藏书之一类,也似乎是包罗万象的大杂烩。从《汉志》"小说家"依附于道家而又儒、道、方士文化杂糅的现象,考察出其所谓"小说"是汉代黄老之学和新儒学影响下的产物,是汉代大规模制度、文化建设催生的不合经艺之作。     

《汉书·艺文志》小说观对后世的影响

<正>《汉书·艺文志》是我国目录学史上第一部史志目录,此后历代相继仿效,称为"艺文志"或"经籍志"。而《汉志》中关于小说的定义也以其经典性和权威性长期影响着后人的小说观,后世很多人的观点是对《汉志》小说观的承袭和发展。     

先秦诸子学的发端与形成

诸子学研究不等于诸子研究。以先秦时期为界定诸子的范围,以当世及后世先秦诸子研究的发端与形成为研究对象,论述先秦诸子学从战国发端期的混沌到秦汉形成期的明晰再到《汉书·艺文志》定型期的确定这一过程,分析"艺文志诸子学体系"形成的内外因,旨在打破定势思维,抛开固有的诸子分类观念,尽力考察其体系之外的原始面貌。     

《史记·论六家要指》的文本解读与研究

《史记·论六家之要指》与《汉书·艺文志·诸子略》在中国古代文化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这两部历史文献对于划分中国思想文化发展之大系，对于春秋战国百家争鸣之理论总结，对于奠定中国思想文化之主体多元格局，对于考察中国文化史、哲学史、学术思想史都具有方法论的普遍指导意义。历代学者对《汉书·艺文志》多从文献目录学角度进行研究，清代学者王鸣盛摘引金榜的话说："不通《汉书艺文志》，不可以读天下书。艺文志者，学问之眉目，著述之门石也。"①近现代学者梁启超、胡适、侯外庐等已经注意到《论六家之要指》与《汉书·艺文志…     

论《汉书·艺文志》小说家

本文从班固《汉书·艺文志》“小说家”对小说的阐释出发 ,结合语源学、目录分类学的分析 ,阐明了“小说家”的内涵。同时 ,通过《汉志》小说家的著录、遗文及先秦、汉代相关资料的分析 ,指明“小说”作为一种文类在内容和形式上的规定性。最后 ,简略分析了《汉志》小说家的内涵和指称对后世的影响     

《汉书·艺文志》兵形势考

《汉书·艺文志》将兵书划分为四种,其中的兵形势,有学者认为是讲求军事行动运动性、灵活性的一个流派,有学者认为就是战术,但从先秦典籍来看,形势之"形",主要是指编制实力的组织管理,并兼及作战部署,而"势"则是潜在的预期效能,即编制实力经"形"的有效组织管理而转化成的战斗力。从《汉书·艺文志》看,《兵书略》对"形势"的定义与列入兵形势家的《尉缭子》《蚩尤》等书都与军队组织管理有关。从学科体系结构看,兵形势是类似于近现代"军务"职能的专守之事和专精之学,是传统兵学的四大分支之一,故兵权谋作为总的战略方针与战术方法,在整个兵学体系中发挥统摄作用,而形势、阴阳、技巧分别在治军众、通鬼神、管器械三个不同向度上支撑着权谋的实施。     

从《山海经》归类看中国古代小说观念的演变

《山海经》最早著录于《汉书·艺文志》数术略形法类,《隋书·经籍志》则归入史部地理类,直到《四库全书总目》才将其归入子部小说家类。从《山海经》在不同时期的不同归类可以看出,学缘与职事是唐以前人对载籍理解和知识分类的依据,真实和虚构则是宋以后人对载籍理解和知识分类的依据,而学术价值和政教作用则始终作为评价标准。这一现象与各时段的社会思想和知识结构直接关联,也与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相一致。《新唐书·艺文志》开启了将难以"考质"的史传退置于小说类的先河,突显了古代文献分类的内在紧张与冲突。四库馆臣对史部和子部的清理和总结并非解决了原有矛盾,而是进一步突显了这种紧张与冲突。从这一个案可以看出,中国古代小说并非一个亘古不变的文体概念,对它的认识始终处在发展变化之中,其核心内涵在不同时期并不相同,必须具体地历史地加以讨论。     

“知类”的时代——存在于子、集之间的汉代“小说家”与“赋家”

汉代是一个“知类”的时代，“家”意识觉醒。赋与小说成“家”的最大学术背景是《汉书·艺文志》将王道分崩离析后的民间私家之学和汉代众多新兴的学术重新汇聚起来，在新的统一帝国建构“新王官之学”，故以新参与者身份择“小说家”与“赋家”分别入“诸子略”与“诗赋略”，观采新王政之道。在早期中国知识学系统化的过程中，小说家和赋家又以“艺文类聚”之法，将从“类”的知识体系文学化。从知识归类视角考察“小说家”与“赋家”，既要以逆流而上的思路，由“四部”返回“七略”，在文集未炽盛之时，视二者为“一子之学”，在“新王官之学”建构体系中观其流别；也要以顺流而下的思路，观子学与文集成合流之势，觇见二者在流衍中互有交织，可资观采，又繁类成艳而“艺文类聚”，逐渐与子部疏离，进入集部视野。     

稗官摭识

在我国小说史上,“稗官”是一个既特殊又重要的问题。稗官和小说的关系由来已久,密不可分,因而有时二者含义混淆,常引起人们争议,尽管小说的概念随着历史的发展有了很多新的变化,但回溯到小说史发轫时期,考查一下稗官的性质和作用,对于了解我国小说的产生及其特征,想来不是没有意义的。最初提到小说与稗官的是班固《汉书·艺文志》小序的一段话: 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所造。孔子曰:‘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致远恐泥,是以君子弗为也。’然亦弗灭也。间里小知者之所及,亦使缀而不忘,如或一言可采,此亦刍荛狂夫之议也。”这是关于小说和稗官的最早的理论解释和评价。据说班固删取刘歆《七略》以成     

从《说苑》看《汉志》“小说家”命名

《说苑》与《汉书·艺文志》中“小说家”有着紧密的联系,《说苑》的作者是刘向,“小说家”分类来自于刘向的思想,而且《说苑》的体裁与小说作品极其相似,因此,“小说家”借用“说”作为这一流派的命名,更多的得到了《说苑》等说体文的启示。     

张舜徽《汉书艺文志通释》蠡测——以《诸子略》为中心

《汉书.艺文志》历来为学者所重视,有关研究著作甚多,张舜徽《汉书艺文志通释》后出转精。该著强调《汉志》是一部汉代学者校雠东汉以前文献后的学术编目,只有从社会政教的角度去"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才能对《汉志》的著录体例有透彻理解。如《汉志.诸子略》各家的书目著录便反映着各家的学术发展史,而小说家书目之著录突出了小说家与黄老道家和汉代方士的关系,符合汉代小说家特点和作品实际。因此,《通释》对于学习和研读《汉志》,考察东汉以前文献和学术发展,具有重要学术价值。     

论先秦两汉小说文体意义的形成

小说最初并非文体概念,而是一种理论价值判断.从先秦庄、荀到汉代桓谭、班固,小说逐渐摆脱原生含义向文体意义的小说迈进.班固《汉书·艺文志》总结出古代小说有三个特点:一、民间性,二、口语性特点,三、故事性.在文本意义的小说形成过程中,先秦两汉史书和典籍的故事性又促进了小说文体意义的形成.     

中国新闻史上小说与新闻的血亲关系

中国新闻史上，小说同新闻有着某种血缘关系。这是一个具有中国历史、民族、地域特色的课题，小说曾作为一种新闻载体，参与了中国古代的新闻传播。因此，梳理清晰小说与新闻的关系，是中国新闻史源流考辨及现、当代新闻学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一、从稗官的职务与地位看小说与新闻的关系依据《汉书·艺文志》（颜师古往）《隋书·经济志》、鲁迅《中国小说史略》及余嘉锡《小说家出于稗官说》的勾勒，小说家源出于稗官。稗官为专事搜集记录平民百姓所传事迹的小史官，地位卑微，孔子视其为“小道”，经购自嘲“稗官原不入儒家”。在《阅微草…     

从雅俗关赏看通俗文学

中国的小说地位一直很低."小说"一词源于<庄子·外物>"饰小说以干县令,其于大达亦远矣",意思是说小说是琐屑的言谈,小的道理.班固<汉书·艺文志>又说:"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之所造也."中国士大夫一向自以为高人一等,任何东西,尤其是精神产品,一旦与大众沾边,就成了通俗性的东西,就被视为浅薄庸俗,不屑一顾了.     

孔子与儒家关系新论——以《汉志》为主要考察文本

以《汉书.艺文志》为主要考察文本,我们可以厘清＂儒＂和＂儒家＂这两个涵义不同的概念,进而探究对＂儒家＂所具有的三重指称。因此,与传统观点不同,孔子实际上并不属于儒家,解读孔子的思想应该跳出＂九家之术＂的分析框架。     

《楚辞》研究二题

《楚辞》为刘向所集无可疑;其不见著录于《汉书·艺文志》,问题在其体例本身。《汉书·艺文志》之“屈原赋２５篇”,即《楚辞章句》中《渔父》以上２５篇题“屈原之所作”者;据今存文献,没有汉人对这批作品之归屈原持异议。     

论欧阳修的小说观念

现代小说观念以故事性和虚构性为小说的基本特性。然而,中国古代的小说观念虽未排斥小说作品的故事性,但都不承认小说作品的虚构性。欧阳修在《新唐书·艺文志》中,不仅第一次将《搜神记》之类的志怪作品由史部杂传类移录入子部小说家类,而且第一次将大批唐传奇作品著录于正史艺文志小说家类,并将虚构与否作为区分史传与小说的基本标准,从而开启了具有近代意识的小说观念的先河,对中国小说的发展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民国时期中国文学史著述中的诸子研究

民国时期,中国文学史著作迭出,各编者对诸子百家这一部分的编写中,出现三种分类方式:按百家归类诸子、按作品文体、按地域归类诸子。著述对班固《汉书·艺文志》"九流十家"分类方法保留或扬弃,对诸子主要作品也开始有不同于前人的阐释方式和角度,或从文学性来阐述,或从地域对诸子的影响来解释其作品等。对作品的选取方面,民国文学史中所录的不过是儒家、道家、法家、墨家、辞赋家的主要作品,而关于小说家的作品因史料的缺失,故未录。文中旨在展示"民国文学史"著述中编者在不同的分类框架下对诸子百家的论述,有利于探讨民国文学史研究诸子的特点和文学观念的转变与发展。     

《汉书·艺文志》著录之《虞初周说》探佚

《虞初周说》是《汉书·艺文志》所著录的汉代小说家的代表作品。但只见于著录,未流传下来。称《周说》者,除《尚书》之《周书》和《逸周书》外,尚有唐宋人所引来历不明的所谓《周书》,而其内容或多解释性和知识性;或具传奇性和故事性之短篇。皆符合汉人对《虞初周说》的注释和方士小说的特点,故这些引文很可能就是《虞初周说》的佚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