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第四传”何以形成?--从道统论看《春秋胡氏传》的经典化

从道统论的视角,探讨胡安国《春秋》学的批评史,以及《春秋胡氏传》的经典化历程,发现程朱道统的追述与建构,对胡氏学地位的上升有促进作用。特别是朱子对胡安国"义理正当"的评定,体现了其在建构《春秋》宋学理论范式上的意义。考察从南宋到清初的《春秋》学史,可见后儒继承着胡安国对《春秋》大义的理论阐发,亦可见朱子《春秋》学的影响和以程、朱修正胡氏的思路。实际上,胡安国《春秋》学地位的确立与儒家道统的建构有关。"程-朱"道统谱系追述与续接,是具有经学范式意义的"胡氏学"确立其理论特性的思想基础,也是《春秋胡氏传》经典化为《春秋》"第四传"的根本原因。     

北宋诸儒论扬雄

扬雄是西汉末年具有创造性思想的儒家学者,在汉唐儒家经学思潮中独树一帜。北宋时期,儒家学说正处于由汉唐经学到宋明理学的转型阶段,扬雄批评经学、回归先秦原始儒学的学术取向受到褒扬,一度被尊为儒家道统中的代表人物之一。但北宋诸儒通过对扬雄品行、学术、人性论等的反复讨论,逐渐由推崇演变为批评,从而使扬雄在宋明新儒学的道统中失去了原有的地位。     

士、庶地位的转换与士、庶文化的消长合流——兼论宋词雅化的文化意义

唐末五代的战乱摧毁了六朝以来的士族门第,泯合了士庶界限,形成文化的庶民化转向。北宋庶民士人群体的日益壮大及儒学复兴潮流造成士人的群体自觉,使之形成不同于唐代的新型人格形态。与之相应,士人的文化趣味也因其庶民背景及政治地位的上升而呈现出士、庶冲突的矛盾性,宋代士人对词的雅化正是对这种矛盾的调和。随着功利价值的甚嚣尘上,士人的审美趣味与庶民文化趋于合流,士人进行俗词创作,在一定意义上标志着士、庶合流的最终完成。     

对传统文化发展脉络的系统梳理——《中华道统思想发展史》简评

对传统文化发展脉络的系统梳理——《中华道统思想发展史》简评赵宗正在中国文化发展史上，尤其在唐宋以来儒家思想发展演变的历史上，道统思想占有重要的地位，对中国社会与文化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道统思想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宋代及现代新儒学，乃至中国封建社会后期...     

程颐《孟子》学探析

程颐深刻、系统地阐发孟子的道德性命之学,揭示孟子对于儒学的独特贡献,为《孟子》升格为经提供了学理依据,使之成为理学不可或缺的根基。他学习先秦儒家宗师的经验,摈弃沉溺章句训诂的旧习,以独抒心得的"讲习"方式贯彻"明道"优先的原则,开创了以义理说经的新学风。他提出先读《论语》、《孟子》的治经次序,为突出《孟子》的经典地位、扩大儒学基本理论的传播,开启了一条简捷有效的新路。     

《文心雕龙》的儒学特征

刘勰的《文心雕龙》中儒学的玄学化特征明显,其表现为两方面：一是,易学被玄理化,并且在经典系统中地位突出;二是,强调义理《易》学特征的圣人伏羲、孔子的地位,圣人形象玄学化。这些都与早期强调礼乐的儒学有较大的差别。     

北宋扬雄《法言》、《太玄》疏解著述考

从中唐到北宋,面对佛道的冲击,为了重建道德文化秩序,儒家诸子得到士人的普遍关注。其中,在北宋神宗时代以前,杨雄最受士人尊崇,对于《法言》、《太玄》进行注疏、解释的相关著作也蔚为大观。本文即从史籍中爬梳北宋时期的相关著述,以为进一步讨论杨雄在北宋的地位与影响提供坚实的基础。     

《老子》经典化考述

先秦时期《老子》是诸子著作中的一种,处于子书的地位。汉简本《老子》的出土表明,至迟在西汉早期《老子》已被后学尊称为“经”且题以“经”名。此后,《老子》一书越来越受到重视,到魏晋时期完成了其经典化的过程。考之典籍可知：《老子》由子书上升为经典有一个渐进的过程,这一过程主要包括两个层面：其一,《老子》在学术思想层面的经典化;其二,《老子》在社会生活层面的经典化。《老子》以其深邃的思想,深刻地影响着古代中国的学术思想发展、政治和民间社会生活的走向,其经典化的过程正是这种影响逐步彰显的过程。     

道统与宗孔:周敦颐与邵雍的宗孔思想研究

晚近以来,韩愈的道统论在当代儒学研究者中影响巨大,然而与之对应的周敦颐、邵雍等新儒家的"宗孔论"却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就中国文化史的历史进程而言,宗孔论之影响绝不逊色于道统论.通过对周敦颐和邵雍的宗孔思想的研究,以道统论向宗孔论的转化为线索,可以揭示儒家从圣王崇拜向圣人崇拜的转换之原因及其对于中国文化与社会发展的影响和意义,特别是在东西方文化碰撞的"礼仪之争"中,"宗孔论"的圣人崇拜在对抗基督教的上帝崇拜中发挥的重要作用.     

从《五经》到《四书》:儒学典据嬗变及其意义--兼论朱子对禅佛思想挑战的回应

典据是儒家思想发展过程中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 ,从儒学典据的变迁可以概见学术思想的更新与变异。在儒学独尊的思想背景下 ,由宗《五经》到宗《四书》的典据变迁 ,透露出中国封建社会前后期思想逐步精细化、深入化的个中消息。这个变化大体来说是由朱子完成的 ,而朱子所集成的这种转向与禅佛教的濡染又有着内在的关联。本文据此辩说这一转变及个中缘由     

儒经在俄罗斯的译介及其文化意象

俄罗斯的汉学和中国学自18世纪初以降已历时近300年。俄罗斯的儒学在20世纪以前以对儒学经典的译介为主。直至20世纪初进入研究阶段,波波夫被视为俄罗斯儒学研究的奠基人。儒经的文化意象则由于不同的历史时代经历了由对人类价值共性的道统探寻到当代对团体及国家、政府及人民互动原则的政统关怀。     

湖南理学的产生与发展

湖南在北宋以前,学术思想不具有全国性影响与地位,直到北宋湖南道县周敦颐①著《太极图说》、《通书》,创立＂濂溪学＂,才标志着湖南学术思想在全国重要地位的确立。周敦颐是学术界公认的理学派开山鼻祖,在他及其弟子理学思想的影响下②,催生了极具经世济用的＂湖南理学＂,或曰＂湖湘学派＂、＂湖湘文化＂。湖南理学或湖湘学派的形成与发展,培育了一种特立独行,     

儒家传承中的道统与政统——兼论儒学形成的地域性特征

儒学在两千余年的发展中,道统与政统相互作用,共同起到儒学的弘扬、光大和振兴的作用。从地域上说,道统起源于鲁儒学,政统是在齐儒学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儒家道统与政统的分野体现了弘道与取势的分别,也体现了对"内圣"与"外王"的不同侧重。在儒学发展的过程中,道统借助于政统的势来弘道,政统以道统作为学理基础。儒学的重振与复兴,需要道统与政统的有机整合。     

理学道统论的两类文献根据与实质

理学道统论的实质在确立儒学的正统性和维护儒学的纯洁性。但通常作为文献根据的《论语》和《尚书》,不能恰当满足道统论成立所必需的理论资源,故需要补进《周易》以完善儒家圣人的谱系及其所蕴含的中道、"时中"的传道内容。     

简论曾国藩与程朱理学

一、程朱理学是传统儒家学说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理学"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产生的学术思想,是一个学派的总称,是一种新的儒学.它孕育于北宋仁宗时期,大盛于南宋孝光之际,理宗统治时期取得独尊地位后,便支配思想界达数百年之久.     

经学解体与儒学的现代转换

经学作为训解和阐述儒学经典的学问,在传统社会中具有了宰制万态、牢笼百家的功用.读经、研经也构成了极重要的一门学问,成为"士"人进仕的必经之路.中国古代的教育机制,培育了士人群体对经学的信仰,也培育了一代代经师,他们构成儒学的话语主体,也承我着延续儒学命脉的重任.20世纪后,随着经学的解体,传统儒学发展的机制已经不复存在.经学学科地位的边缘化、儒学话语权的失范、儒学诠释的泛滥等成为困扰儒学发展的因素.     

菅原道真对《论语》德治仁政思想的接受

在日本平安前期大量派遣遣唐使,积极主动吸收唐文化而形成独具特色的"唐风文化"背景下,儒家经典《论语》成为官学机构的必读书籍。文人官僚菅原道真官至宰相,其对《论语》德治仁政思想的接受颇具代表性。从平安前期社会对《论语》的接受背景切入,围绕菅原道真的"尊王忠君"思想、强调执政者个人的品性修养和自觉以及"富之教之"的民本思想三个方面,探讨菅原道真对《论语》德治仁政思想的具体接受,有利于丰富平安前期日本社会对儒家文化的接受这一内容。     

北宋儒学复兴的社会原因

北宋初年发生了一场影响深远的儒学复兴运动,这一运动发生的原因是复杂而深刻的:唐宋社会转型为平民阶层在文化和政治上的崛起创造条件;统治者的扶持文人政策鼓励了儒者奋发作为的勇气;人心思治建立了儒学复兴的社会共识;外忧内患使得士人有了复兴儒学的强烈动机.文章从政治、文化、心理等多方面探讨了北宋儒学复兴运动深刻而复杂的社会原因.     

原道本乎性情——论刘勰原道宗经思想的内涵

刘勰在《文心雕龙》的前几篇"文之枢纽"中,提出了原道宗经的理论主张。作为全书的核心理念,它贯穿于"论文叙笔"和"剖情析采"的每一个环节,深刻地体现了刘勰拯救文风的良苦用心。但这一理念却被现代的文学史研究者所轻视,视为保守的文艺思想,从而放弃了对其理论内涵的深入探讨。事实上,原道宗经并不会使文学成为道学与经学的附庸,因为刘勰所原之道乃是持人性情的原始儒家之道,表现了对人类情感的关怀和对世间理性的尊重,这对于文学的健康发展具有重要的历史与现实意义。     

唐末五代十国时期儒学道统谱系的衍变

"道统"由中唐时期的韩愈正式提出,是唐代儒学复兴运动的重要内容。唐末五代十国时期,儒家道统观有了更为深入的发展,从尧、舜到韩愈的儒学道统谱系正式确立了。随着这一正本清源过程的完成,儒家思想的脉络基本理清,正统观念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并衍生出皮日休的"师儒道统",陆龟蒙、朱阅、林慎思的"融合道统",司空图的"致用道统",牛希济的"文章道统"等,不同的道统谱系反映了唐末五代十国儒学的时代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