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片特困地区跨界治理多维机制研究

新时期连片特困地区将面临更多机遇和挑战,随之而来的区域性公共议题也会不断涌现。以"锰三角"跨界水污染治理为个案,全面呈现了跨界治理的演进历程,运用经验分析的方法分别从国家层面、区域层面和地方层面三个维度对"锰三角"跨界水污染治理的多维机制进行了系统的制度解构,为推动这一治理模式在连片特困区公共管理中的应用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理论路径。     

跨域公共问题协同治理:理论预期、实践难题与路径选择

协同治理倡导治理主体的多元性、平等性、协同性和有序性,通过系统内各要素或子系统之间的相互协作产生集体效应,为解决单一主体无法有效治理的跨域公共问题提供了可能,可以实现服务与资源、政策与管理的协同增效。但当前在跨域公共问题协同治理过程中,仍面临着目标一致形成困难、权力共享实现困难、公民社会发育迟缓和正式规范先天不足等实践难题。因而,以协同理论为指导,培育跨域公共问题协同治理的社会资本,完善跨域公共问题协同治理的法规制度,规范跨域公共问题协同治理的权责体系和健全跨域公共问题协同治理的运行网络,就成为实现跨域公共问题协同治理中各要素、各系统、各部门协同增效的有效路径。     

集中连片特困区跨域公共事务治理模式研究——以武陵山区为例

囿于行政边界的分割,集中连片特困区已演化为一个具有较强行政壁垒的边缘地区,大量跨域公共问题由此滋生,现有的行政区行政治理模式在应对上述问题时已显得举步维艰。集中连片特困区要想超越行政区划的藩篱,从整体上推进扶贫攻坚战略,必须率先在公共管理模式和机制上有所突破,要为常态性的跨域扶贫和协作发展搭建一个良好的制度平台,应摈弃原有的行政区行政观念,转而构建"跨域合作、多元协同"的跨域治理模式。以武陵山区为案例探讨了集中连片特困区跨域治理模式的内涵和逻辑,并深入分析了上述模式得以有效运行的相关配套机制。     

论跨域治理多元主体间伙伴关系的构建

当代社会公共事务和公共问题日渐增多,错综复杂的跨域公共问题大量出现。面对大量跨区域、跨部门、跨领域的社会公共事务,仅仅依靠地方政府这个治理主体难以解决,需要运用跨域治理理论,多元主体之间构建伙伴关系,共同进行有效的治理。本文以湖北省梁子湖水污染防治为例,阐明为了有效应对跨域公共问题,需要跨域治理多元主体之间构建伙伴关系,并提出了建立伙伴关系的具体路径。     

试点治理的逻辑：一个分析框架及其应用

试点是探索治理模式创新的重要路径，具有试验、扩散等多重治理逻辑，且因内嵌于国家行政体制而呈现出多层级治理结构的制度特征。试点制的试验逻辑体现在因地制宜、探索经验的试验阶段；扩散逻辑则在总结经验、复制应用的推广阶段。试点治理具有“机制—制度”的双重特征，多层级—分阶段治理模型旨在凸显试点中“中央—地方—基层”的多层级治理结构及其具体运作机制，其中，纵向呈现治理结构，横向隐含治理逻辑，互动过程由各类运作机制构成。凉山“学前学会普通话”行动试点可以作为验证该分析框架的案例。作为少数民族地区“推普脱贫”的典型，凉山“学前学会普通话”行动拥有“试点中试点”的完整治理过程，展现了试点治理背后的多重治理逻辑及相应的治理机制。试点治理也存在失败的风险，推广试点成功经验的有效性以非试点区的治理情景和治理资源为前提条件。     

城市跨边界社会问题的整体性治理

随着城市化进程推进和社会流动性增强,城市跨边界社会问题扑面而来,封闭式分割治理模式难以适应城市治理现代化需求,城市治理陷入碎片化悖论之中。整体性治理是在不改变行政部门基本框架的基础上,通过体制创新和工具创新来实现跨边界社会问题联动治理的新模式,为城市治理现代化提供新思路。基于整体性治理理论,分析上海长宁区社会治理大联动模式经验,总结出理论与现实的逻辑契合性,对该模式进行评价并提出相关对策建议,以推动智慧城市治理的“去碎片化”进程。     

新时代我国边疆治理现代化的逻辑转换困境与转换路径

边疆治理现代化是边疆治理制度由旧转新的过程。内含于国家治理现代化但又不同于一般的国家治理,边疆治理现代化生成有其自身的制度逻辑。边疆治理有其自身特殊的使命,需要着重解决国家政治制度与边疆社会公共生活的衔接问题以及边疆与国家腹地的整合问题。对上述两大问题形成的内在张力及其当代困境进行检视,能够揭示我国边疆治理的制度逻辑与未来选择的可能性道路。与一般意义上的国家治理相比,边疆治理的差异性决定边疆治理现代化必然遵循双重逻辑转化,一是从“权力本位”转向“权利本位”,二是从“边疆本位”转向“国家本位”。然而历史遗留问题和现实挑战阻碍了逻辑转化进程,造成当今边疆治理面临极大的困境。为此,未来边疆治理这一逻辑转换仍然需要坚持以“国家本位”为先决条件,既重视边疆治理的资源输入和能力建设,更重视逻辑建构,不断向“治理取向重构”“治理结构重组”“治理体系重构”和“治理能力重塑”注入制度逻辑转换的力量。     

民族地区的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一个分析框架

社会治理共同体是以公共利益为主旨,多主体在共同认可的规则下,共有共用资源并集体行动的有机体,有着主体、认同、规则、行动等基本要素。民族地区的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在治理主体结构、公共性的具体特征、规则运行、资源状况等诸多方面都有其特殊性。在“理念—场域”“主体—规则”“资源—行动”的结构下,民族地区的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需要在“公—共—私”的双向转化中,持续生产、拓展公共性;在政府引导下实现市场组织和社会组织的共同生长与发展,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双法”融合并形塑积极行动者;治理资源的输入与内在资源的转化并重,在社会生活实践中共有共享并集体行动。     

理解公共管理者的公共价值选择：一个整合的理论分析框架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为公共管理者在治理实践中做出公共价值选择明确了逻辑起点。但由于公共价值选择既发生于特定场域之中,又涉及人类心灵特性和认知活动,因此导致无论是环境决定论还是个体特征决定论都难以全面、准确地回答公共价值选择的发生机理这一理论问题。本文在整合三方互惠决定论、戏剧论和伦理决策理论的基础上,构建公共价值选择综合性理论分析框架,以描述个人公共价值偏好、场域与公共价值选择之间的动态交互决定关系,呈现公共价值选择的认知决策行为过程。     

多元主体参与农村生活垃圾分类治理的行动逻辑——基于四类典型模式的分析

在农村场域中嵌入生活垃圾分类制度对于农村环境治理具有重要意义。我国农村地区在制度嵌入的探索中积累了丰富的治理经验,按照制度推动原动力不同可将现有治理模式分为“政府主导型”“村民自发型”“政企合作型”“多元共治型”四类。据此,在持续追踪网络平台的基础上,选取四种生活垃圾分类治理原动力截然不同的农村,对比剖析典型案例治理进程、技术路径、模式特征及治理经验,提炼出各行为主体深层次的行动逻辑。指出基层政府由因高位推动带来行政压力,被动推进转为追求个人政绩主动落实;村干部兼任三重身份承担多重责任;村民分类行为受综合激励链影响差异化遵循“四环节”逻辑;企业在两种委托代理关系中理性逐利,由此提出农村地区生活垃圾分类经验借鉴的实践应针对参与主体不同的行动逻辑,强化按需激励,以实现农村生活垃圾分类先进经验的有效推广和运用。     

省际跨域生态环境协同治理实践及路径研究

为协同应对跨边界生态环境风险,我国各行政区加强了合作,尤其是省际跨域合作启动较早,从运动式协同应急治理、平台搭建、制度固化、模式创新等方面强化了协同治理,并不断的规范化,呈现出了一个螺旋式的演进趋势,效果明显。同时,跨域生态环境治理形势依然严峻,跨域治理外部性明显、跨域全过程多主体长效机制不完善、跨域协同决策与协同执行难及效果差、跨域治理能力缺乏,严重影响了治理效果。为消除治理困境,跨域各政府应积极探索协同治理路径,推行跨域生态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构筑跨域生态环境协同治理“四全”机制,强化跨域生态环境治理的合作决策与执行效能,提升跨域生态环境协同治理能力。     

我国刑事审判组织场域中的实践困境及其解决——基于制度理论的质性研究

独任制、合议制与审判委员会是刑事审判组织的重要组成部分,审判组织的良好运行是国家刑罚权正确适用与司法公正得以实现的重要保障。将实践中出现的问题借助“组织场域”理论模型进行解释,分别在治理结构、制度逻辑以及行动者层面剖析原因并寻找解决方案。独任法官庭审“流于形式”属于制度逻辑层面的认知问题,应当转变快速审判程序的理念与构造;合议庭“合而不议”属于制度逻辑与治理结构的双重问题,应当取消承办法官制度并完善合议庭评议规则;审判委员会会议类审判职能的局限属于治理结构层面的问题,应当对列席人员范围、讨论程序与决议机制予以完善。     

经济文化类型与少数民族经济发展

“阿克塞现象”作为少数民族地区实现现代化和城镇化建设小康社会的成功典范, 有许多值得我们思索的地方。本文通过制度经济学这一视角对“阿克塞”现象进行分析, 指出“阿克塞”现象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它的发展遵循了制度经济学的基本理论———路径依赖, 而路径依赖是基于少数民族经济文化类型对民族发展的重要影响给出的合理解释。     

近代中英两国"现代化启动"问题再认识——基于社会结构、信任文化、法律制度为分析进路的考察

长期以来,关于近代英国现代化启动的顺畅与成功和中国现代化启动的挫折与艰难,学界有过不少研究和阐释,但缺乏一种基于社会结构、信任文化和制度层面三维视角的考察和诠释。事实上,基于一种社会结构、信任文化、法律制度三维分析进路,对近代中英两国“现代化启动”问题进行再审视,将会促使我们对于现代化何以启动问题形成新的认识和考量。     

民族地区社会风险与公共危机:内涵、逻辑、治理

民族地区的社会风险主要表现为生存风险、稳定风险、认同风险和治理风险.风险一旦转化为现实,就表现为危机.民族地区的“风险-危机”之间存在着一种逻辑对照关系,即生存风险是显性的生存危机,稳定风险是显性的社会危机,认同风险是隐性的合法性危机,治理风险是隐性的政治危机.为规避风险化解危机,国家需推动民族地区经济发展,创新民族地区社会管理,加强民族地区认同教育,优化民族地区治理结构.     

外部治理：控制“内部人控制”的初始逻辑

公司治理改革加快了现代企业制度建设的进程,但是中国国有企业公司制改革的初始制度安排、特点和改革路径表明,控制公司治理中的"内部人控制",其初始逻辑应当是从公司外部的制度环境、监督机制上加大治理的力度,以不断完善公司的治理结构.     

刍议治理理论在第三世界运用中的困境及启示

治理理论提出了一套不同于传统行政范式的治理理念和善治的制度架构,为我们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了一个可供借鉴的分析框架和理论范式。但其理论需要建立在经济发达、民主程度高和分权制度完善等基础上,如果把握不当,则很可能陷入“治理陷阱”。从治理理论的基本内涵入手,并分析治理理论在第三世界中的运用困境,从而探求出这一理论对于中国行政改革有用的选择逻辑,找到真正适合中国国情的公共管理模式或方法。     

审视与反思:公共"治理"的风险及其挑战

公共“治理”的理论内核是主张通过合作、协商,确定共同目标等途径实现对公共事务的管理。作为一种发展中的实践和理论,也存在一些风险和挑战。诸如公共治理主体的多元化对责任心问题构成的挑战;“国家空心化”对于政府调控能力以及行为方式的挑战;公共治理对于非政府机构组织自身能力以及政府理念的挑战等等。为了有效应对公共治理的风险与挑战,公共治理要重点解决四个层面的问题,即治理工具和操作手段的现代化、治理结构制度的构建、多元主体治理能力的提升以及理念的转变等。     

民族地区司法实践中变通行为的内在逻辑

从关系的视角来看,民族地区司法实践中司法机关的变通行为的动力原则是司法主体的变通行为惯习,而这种行为惯习又来自于政法体制,即来自于以法律的治理化为原则的权力场域。一方面,政法体制限制了行为主体的行动范围,从而形成一种变通的行为惯习;另一方面,主体的变通行为惯习反过来又建构了这种政法体制。正是这种特有的司法场域运作的逻辑导致了民族地区司法实践中的任意变通现象,要改变这种任意变通的现象使得民族地区司法实践规范化,必须重塑民族地区司法场域的结构和运作逻辑。     

浅析跨域治理中服务型地方政府功能优化问题

本文在对服务型地方政府功能变革传统路径反思的基础上,指出随着跨域治理需求逐步增强,地方政府应减少基于自身利益谋求的意愿性制度供给,改善相对封闭的公共服务体系,立足公共性进行功能的优化和调整,加强对社会公共需求意愿的回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