韧性资本效应:缓冲生活应激与干预心理危机

韧性是一种积极的心理品质和独特的心理资本,其核心资产或特质是抗逆力和复原力。韧性资本是个体免遭伤害的心理免疫和个体复原成长的优势力量。实证研究表明:韧性资本在生活应激与心理危机之间具有双向中介效应,既缓冲生活应激,又干预心理危机;韧性资本具有个体韧性能力、忍受消极情绪、积极接受变化、自我控制能力、精神信仰力量等因素;韧性中介效应为心理危机干预提供参数和指导。     

后危机时代:走向资本市场的宏观调控

此次国际金融危机对经济学研究提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即经济人不能只有个人理性,应当是既有个人理性,又要有社会理性。这就是说,经济人假设必须创新。社会理性在经济生活中可抽象为社会经济人。根据社会经济人假设,政府实施的宏观经济管理是代表社会理性运作的,宏观经济管理是政府的重要职责,在市场经济中的作用分为宏观调控与微观规制。接受危机教训,避免悲剧重演,从后危机时代起始,各个国家或地区的宏观调控必须是虚实一体化的宏观调控,必须抵达虚拟经济领域,即必须进入到高度证券化的资本市场。这其中包含的最重要的经济思想创新在于,宏观调控的核心由此要从货币总量调控走向资本市场调控。据此创新,当前,中国宏观调控资本市场的要点在于:迅速恢复股票市场的保值功能,尽快实现国债基准利率,积极推进企业债券市场扩容,坚决防止新生的金融衍生品市场泛滥。     

公共危机管理中的公民参与:价值、困境与路径选择——基于社会资本范式的研究

公民参与是公共危机管理的一个重要问题。社会资本理论是分析社会发展的一种重要理论,对公民参与具有较强的解释力。本文梳理了公民参与、公共危机管理和社会资本的相关概念和内涵,以社会资本为中介和基础分析了公共危机管理中公民参与的价值;在社会资本缺失和负外部性下讨论了公民参与公共危机管理的困境;并通过社会资本的投资和自我完善分析了公民参与公共危机管理的路径选择。     

论社会主义公有资本的资本形态:国有资本和集体资本

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生产条件、分配方式和结合方式明显区别于马克思所预言的共产主义高级阶段的公有制。一方面,生产资料公有制与劳动力个人所有制的结合构成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基础;另一方面,社会主义公有制又存在于多种所有制经济并存的市场环境中。这些特征决定了社会主义公有制采取公有资本形式的可能性。市场经济的改革将这种可能性转化为现实,国有经济在公司制改革中采取了国有股份资本形式;劳动者合作经济也在与市场经济的衔接处产生出集体资本。由于公有资本与私有资本的并存与混合,政治经济学需要范畴创新。文章利用资本的形式规定性与内容规定性的区分,解释了公有资本与私有资本的共性特征与根本区别,从理论上重新界定了涵盖公有资本与私有资本的资本一般范畴。     

美国次贷危机与中国资本市场的机遇和挑战

美国次贷危机引发了全球的金融危机，给全球的金融市场带来了剧烈的震荡。目前，中国资本市场正处于与国际金融市场接轨的转型时期，次贷危机也使中国资本市场面临更严峻的挑战与考验，我们急需充分汲取此次危机的深刻教训，以确保资本市场的健康、稳定与可持续发展。     

《资本论》:一种资本逻辑下的信用批判理论

现代信用和信用制度是资本逻辑下信用关系资本化的结果.具有主体性结构的资本将信用当作工具和手段,并使其从属于资本逻辑扩张的需要和目的.信用关系的异化深刻影响现代社会的社会关系、制度规范和思想观念.信用危机和金融危机是资本逻辑固有矛盾的必然结果,最大限度地威胁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存续.     

德性和幸福的伴随物:论亚里士多德的快乐观

快乐是西方伦理学研究的主要问题之一。快乐主义主张快乐是至善,反快乐主义者提出快乐是恶,折中主义者认为即使快乐不是恶,也不会是至善。亚里士多德深入地讨论了快乐,提出了"快乐是自然品质的现实活动"的快乐观。他以德性活动来观快乐,把快乐发展为德性现实活动的天生伴随物。以此为理论基石,从快乐与幸福,德性与幸福的关系上,就可以自然得出快乐也是幸福的伴随物的结论。     

冲击与回应:主权债务危机下的国际金融规则和体制

近现代以来,不断发生的主权债务危机对国际金融规则和体制产生了一系列的冲击,包括对主权债券豁免、一致行动条款、主权债务危机预警机制、主权债务危机合作救助机制等方面均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为应对主权债务危机带来的冲击,国际金融规则已经作出了相关回应:形成放弃豁免规则、采用集体行动条款、构建主权债务重组规则。然而,国际金融体制尚未为化解主权债务危机提出有效的应对措施,将来应当在建立主权债务危机预警机制、完善主权债务危机合作救助机制等方面有所作为,以适应国际金融领域的新     

社会资本:自主组织和治理理论的脊梁和软肋

埃莉诺·奥斯特罗姆运用以社群协商为预设的寓公共选择于新制度主义中的研究方法,找到了社会资本这个切入点,找到了社群这个载体,从而在私有化与利维坦之间开辟了公共事务治理的第三条道路,形成了自主组织治理理论.这个理论以制度分析为框架,以社会资本为支撑,但也因未厘清社会资本的类型及其作用而限制了其理论的适用性,不过瑕不掩瑜.我们需要做的是进一步完善这一理论,积极创造条件来运用这一理论.     

“人民生活得更加幸福”:科学发展观的理论自觉和实践指向

"人民生活得更加幸福"体现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愿望.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是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重要保证,为"人民生活得更加幸福"提供了社会层面的整体设计.科学发展观着眼于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国家,其核心就是以人为本."人民生活得更加幸福"是科学发展观的理论自觉和实践指向.     

道德资本:实现社会变革和成功现代化的重要前提

社会变革的推动力是社会实现自我转型实践的潜在能力。这种能力是一种合成资源,既取决于社会活动者的主观创造,也取决于社会领域的结构设置。社会现代化的推动力是成功取得现代化实践的社会潜力。现代化不是社会必然发生的现象,而是人民创造的伟绩,是人民主观努力的结果。为了动员人民积极创业,需要建立具有自身核心道德观念的特定的宗教信仰。现代化实践需要现代化的精神;动员全社会人民进行现代化的行动。如果能够广泛建立起某种特定的社会关系,这些社会关系可以内化成为社会价值观或者说道德纽带,进而成为社会的道德资本。一旦道德资本转变成为注重合作的社会文化,就会成为推进现代化的、长期的传统。     

劳动和资本的利益失衡:全球经济危机的新视角

此次全球性经济衰退由美国"次贷"引发并最终演化为全球性经济危机,大多数主流经济学者仅从"监管缺失"的层面对危机进行解读。笔者认为,虽然此次危机的表现形式有其特殊性,资本主义体系内的"消费不足"已通过异化的形式体现为"过度消费",但危机的制度根源在于资本主义体系内部劳动和资本二者的矛盾。新自由主义从制度设计上激化了资本和劳动二者的固有矛盾,导致资本强势条件下劳动和资本利益格局的失衡。     

危机中的政策困境与化解:政策能力的提升

公共危机对公共政策经典分析模型提出了挑战。危机中的政策制定要求更高、难度更大 ,其中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 ,由于特定的危机形势和政策制定系统的局限性 ,造成了各种各样的政策困境。公共危机的有效解决 ,依赖于提高公共政策质量 ,化解政策困境。提升政策能力的途径 ,不仅需要变革危机决策的方式 ,甚至还要对政策制定过程进行改进。     

试论危机预控的概念、功能和具体措施——从年初雪灾中的一次争论说起

危机预控是公共应急管理中承前启后、作用特殊,但又被长期忽略、从而相对薄弱的一个环节。危机预控的功能在于阻却突发事件的发生,或限制突发事件的发展,或避免和减轻突发事件所可能造成的危害,其具体措施包括调集各种应急资源、有重点地强化某些日常应急管理工作、对公众进行避险指导,以及直接采取避险措施等。     

国家治理视野中的核心价值:基于文化资本的考察

文化资本是指主体自身所累积起来的文化能力,个人和国家的生存与发展中都存在着文化资本的问题.对于一个现代国家的发展来说,文化资本的累积过程也是文化资本的创造和发展过程.国家自身所积累起来的文化品性将直接影响国家能力建设,而作为中国文化传统的整合与转换是国家借助文化资本来提高其治理能力的重要途径,进而实现国家核心价值的有效建构.     

社会资本的理论和应用(两篇)定义社会资本:一个整体视野的分析与考察

社会资本日益成为人们关注的热门概念和分析的重要起点,但在社会资本概念的定义上却存在着极大的分歧.为厘清思路,本文先考察了社会资本概念提出的主要背景和在研究中的重要意义;又根据概念的外延宽窄对社会资本定义的分歧作了一个系统的回顾与评析;而后指出不同种类的但可以互相促进的社会资本共存在社会中.因此,需要一个整体的视野来定义和测量社会资本,以沟通一些文献里的正式和非正式制度中的横向和纵向、微观和宏观制度的社会资本的区别.并设想了一个可以测量社会资本的整体公式.     

韩国资本和产业转移:苏北加快发展的重要机遇

江苏经济国际化水平居全国前列 ,但省内的区域差距显著 ,苏北远落后于苏南。苏北开放型经济发展滞后 ,区位条件差异是一个重要因素。近年来 ,中韩经贸关系快速扩展 ,正在有力改变我国和江苏开放型经济“南高北低”的传统格局。苏北同韩国隔海相望 ,韩资在我国异军突起 ,是苏北加快发展的重要机遇。抓住这一机遇 ,积极构建对韩开放前沿和引进韩资高地 ,能够有效推动苏北经济国际化和现代化进程。     

公共危机治理中的信息公开问题——政府、媒体和公众的利益博弈

信息公开对于公共危机治理具有重要意义。信息收集是政府危机决策的依据,信息发布是稳定社会情绪、调动社会力量共攘危局的手段,但是,政府、媒体和公众基于不同的利益诉求形成了对于信息公开的不同态度。信息公开的过程就是政府、媒体和公众三者之间利益博弈的过程。只有整合利益、达成共识,提高公共危机中信息公开的水平,才有利于促进公共危机的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