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文学的综合与比较——中央民族大学博士生导师赵志忠教授访谈

阳玉平(以下简称阳):赵老师,我们知道您研究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已经有二十多年了,成果颇丰,为民族文学的发展做出了很大的贡献.您当初是怎么选择民族文学作为自己研究对象的呢?是不是因为自己是少数民族的缘故?做了这么长时间的研究.您的感受又是什么呢?     

文学史、文学与历史的话语重构——陈平原学案研究之二

如所周知,重写文学史的事情,从海外到海内嚷嚷不是一天两天,而是很多年了。意味深长的是,加入嚷嚷队伍的人中却并未见到重写得像样点的文学史之一或之二,而从未见参加嚷嚷的陈平原,却早已埋头理出了让人叹服的文学史重构若干。其中最重要的可能是,陈平原并不像那些嚷嚷者大多是出于一时心血来潮,而是几十年如一日地厚积薄发,并从未游离于二十多年前他自己即已提出的“20世纪中国文学”这个大概念。     

学科的宏观建构与文学现象的微观解读——海峡两岸百年中华文学研究的新问题与新方法

近年来,台湾对于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呈现日渐活跃之势。2003年,台湾一批学界同仁,成立了中国现代文学学会,致力于现代文学研究,以期聚集更多的现代文学爱好者,共同推进台湾现代文学研究的进程。2004年,他们又共同创办了《中国现代文学季刊》,这也是目前台湾唯一以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为宗旨的学术性刊物。     

大文学观与文学史研究的文化转向

一 2000年底,杨义先生提出他的“文学三世”说,认为“古代文史混杂、文笔并举,奉行的是‘杂文学’观念;20世纪接受西方‘纯文学’观念,把文学祛杂提纯,采用诗歌、散文、小说、戏剧四分法;到了世纪之交,文学开始怀着强烈的欲望,要求在文化深度与人类意识中获得对自己存在的身份和价值的证明,从而逐渐地形成了一种‘大文学’的观念。”他在文中对大文学观进一步阐释道：“文学在中国,是一个开放性的系统,一个向其他人文学科开放的系统。……这种文学（即杂文学）称谓未经近代纯文学观念的洗礼,自然流于驳杂。     

“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意识形态悖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时间”维度与文学史书写

文学史是文学时空的再现,其变动主要源于文学观念的改变;1980年代中后期“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出台本意是对过去政治意识形态干预文学史书写的反拨,它带来了现代文学史书写的历史转型与巨大飞跃,这在文学史书写中具重要历史意义;站在21世纪的今天,从时间的视角进一步反思“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会发觉它照样建筑于意识形态之上,这是一个带矛盾、悖论的文学观念,它所深具的文学史书写的历史积极意义与消极性相伴相生.     

回到“文学”史系统——对我国欧美文学研究及其方法论的一个反思

本文在批判的反思中回顾了半个世纪以来我国欧美文学研究的历史,指出从过去的社会历史批评到当今正在走红的“文化研究”实质上都是“外部研究”。在历数“外部研究”的弊端和危害并分析其成因后,本文主张,欧美文学研究应该回到“文学”史自身的系统上来,还文学独立自主的地位。     

反思文学史叙述与文学话语的错位现象——以周作人的“人的文学”观为例

周作人的“人的文学”观是中国新文学中有重要影响的文学观念之一,但是这一观念在历来的文学史著中并未得到充分客观的呈现.考察60余年来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著作,可以发现这些文学史著作所采取的阶级话语、人民话语或者多元话语等论述话语与周作人“人的文学”观本身蕴含的“人的话语”、“国民话语”和“启蒙话语”等文本话语总是存在错位.正是在这样一种话语“错位”之中,可以洞见到有争议人物及其观念在文学史撰写中的书写状态,这也体现了文学/文化研究在众多偏颇叙述中整合最佳理解的可能性.     

民国视野与现代文学研究的新路径

正编者按:近年来,回到中国现代文学的历史语境,借助民国社会历史的视角重新打量、研究我们的文学发展,已经成为了一个值得注意的倾向。在民国史视野下,我们将发现哪些新的文学研究话题呢?这一组论述大约可以让我们耳目一新。过去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在新文学主导格局中,有意无意地忽略了其他一些相对"边缘"的文学形态,除了通常所谓的旧体文学、通俗     

文学史文化研究的可贵尝试－评谭邦和新著《在文学与文化之间》

谭邦和教授的新著《在文学与文化之间》（湖北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１年３月出版）出版了，这是作者多年来心血的又一结晶，作为同行，深为欣喜之余，特写出自己的一些感想和体会。首先，从某一特定的文化丛、文化分支入手，进行集团式的探讨，在近些年已经成为学界的一股强劲的潮流，也是该书一大特色。本来，该论著就是将文学作为文化现象来理解和阐发的，于是从较为具体的文化丛或文化分支入手，就成为大的背景下讨论文学的必然。如在述及书信体文学史发展脉络时，作者面中有点，对于人所共知的苏轼这样的大家做简化处理，而对于一些中小作…     

民国文学机制研究中的经济视角 ——西川论坛第一届年会综述

中国现代文学从产生伊始,有关其性质和命名的争论就从未停息。从强调相对于古典文学之新的"新文学";启蒙论与阶级论相抗争的"中国现代文学";到凸显文学自主性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再到宽泛而模糊的现代性视角的引入,在关于自身性质与价值判断的不断更新中,中国现代文学史这一学科既释放出历史阐释的巨大思想活力,又在命名的不稳定性中包含着自我颠覆的危机。     

历史语境、性别政治与文本研究——对当代“女性文学史”写作格局的反思

女性文学史的写作在20世纪90年代之后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界已成潮流.现有的"女性文学史"版本从纵向来说.没有处理好立足于当下立场的女性"问题意识"与进入"历史现场"的文学史把握方式之间的关系;从横向来说,没有处理好"性别"这一核心概念与文学特有的叙事形态的关系.因此,现有女性文学史的写作格局需要重新设置.首先要调整写作立场,将"性别"问题与历史/文学史语境相结合,重新确立"女性"这一核心概念的内涵;其次要明确写作规范,将性别立场与文学的叙事特点结合在一起,充分发挥文本批评的作用.这样,性别研究与文学研究之间有效的交叉与互动,才能使得女性文学史真正确立起自身的合理性与合法性,而成为新的学术增长点.     

考察与构想:中国儿童文学史的研究与写作

中国儿童文学史的写作始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而对中国儿童文学史写作的元研究则几乎无人问津.文章在全面系统考察分析现状的基础上,以"童年作为一种文化假,设"、"儿童文学不仅是文学文本,也是一种文化文本"为契合点,论述了将"文化研究"引进儿童文学史写作的意义与方式.藉此不但超越"非文学"研究的政治框架,也超越"纯文学"研究的偏狭模式.同时以儿童规作为价值参照系统,尝试建构新的儿童文学史观.     

日本文学研究视域中北京的问题化——兼论日语学者日本文学研究的局限与可能

相形于起步较早、成果丰硕的上海学,日本文学研究视域中的北京尚未被学界予以问题化,系统研究付之阙如.对于日本而言,中日战争的爆发使上海作为资本主义最前线的意义随之消散,北京继之而起,成为东亚建设的基地.这一身份与中华故都、文化古都的本土身份相叠加,成就了北京在特定历史语境下的文化意义;相应地,日本文学中与之相关的文学表达也呈现出多维交杂的色彩,值得深入研究.日本文学北京学可借鉴上海学的经验,但更应立足于具体问题,在材料、视野与方法上作出更大程度的开拓和超越.对于本应成为日本文学研究之主力的中国日语学者而言,如何发挥自身双边语言文化优势,扬长避短,在中日之间确立自身的学术坐标,是亟待反思的.     

历史情境与世纪回眸——关于十七年文学、文革文学研究的思考

研究十七年文学、文革文学必须将落脚点置于历史的情景中 ,在关照历史情景中进行研究 ,既不能忽略当时特定的历史情景否定当时文学的价值 ,也不能以当下的审美标准简单的批判当时文学的意义。在真实关照当时的历史情景中细致深入地研究十七年文学和文革文学 ,对于全面梳理与研究 2 0世纪中国文学的发展与曲折 ,总结 2 0世纪中国文学的历史经验教训 ,是大有裨益的     

历史社会学视野下的文学研究与城市文化建设——以天津文学研究为例

传统的文学研究的终端成果大都只是纸面文章和书籍,具体到地域文学研究,一般只是研究作家作品、社团流派,研究成果基本也还是文章和书籍。这样的研究自有其价值,但就服务于当下的城市文化建设而言,这种形态又必须进行调整或转型。本文以天津文学研究为例,通过具体的个案剖析,提出应当从历史社会学的视野来调整我们的文学研究,以便使它更好地服务于当下的城市文化建设。     

祛除遮蔽与重返文学现场——以“十七年”文学为例谈文学史研究的一种思维方式

＂十七年＂文学创作的主导视点理性具有以偏概全的特点,这种特点也延伸至新时期以来对＂十七年＂文学的研究中。文章以＂十七年＂文学创作和研究为例,详细探讨文学史研究中复合视点理性建立的必要性,它是祛除文学史遮蔽,发现历史的复杂性,进而重返文学现场的前提,对于文学史研究的客观性和整体有机性具有积极的意义。     

近三十年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变与不变——几点不系统的反思

近30年的中国近代史研究基本可以从中分为两段,两者关注的问题、观察的对象、探索的题目等不同,思考"问题"的角度、使用的材料,以及表述的方式等也互异.要理解"三十年"的史学,应回溯到文革前"十七年"的研究之中,从学术积累的延续和中断方面考察分析.今后的研究,要警惕哪怕是无意识的封闭倾向,保持开放的心态,充分考虑近代"在中国"的各类外来因素及其作用和影响.     

史家眼光与文学定位——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视域下近代翻译文学的研究史

二十世纪中国翻译文学的第一次兴盛发生在清末民初阶段,并在短期内成为文学场域中不可低估的力量。异域文学正是通过翻译文学的"中介"性作用,转化为本土文学的精神启示源泉。因此对这一时期翻译文学的研究,具有中国现代文学发生学的意义。文章梳理了近百年来的近代翻译文学的研究史,在不同观点、立场的历史论著中,翻译文学有着不同形式和功能的表达,其研究史本身就是一个被不断建构的过程。被视为启蒙大计一部分的翻译文学,如何发生、为何发生,其意识形态和书写策略如何嬗变,是这一研究领域的核心话题。文章从现代文学源流的多种"话语"形式、翻译文学的学科归属、对翻译文学"缘起"的不同指认和阐释等方面,阐明在中国现代文学视域下的近代翻译文学研究的性质和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