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政治宪法特征论要——对法治实践问题的宪政理论反思

民主政治是当代法治主义国家立国治政的根本原则.然而,民主政治赖以有效实践的可操作性宪法特征是什么?民主政治与宪政、法治及法制之间的实在法理逻辑关系又是什么?这是长期以来为人们所忽略的一个问题.为探求我国法治化实践的内在逻辑,本文着力研究并求证了民主政治有效实践的宪法性法理基本特征,并慎审、关联地考察了民主政治与宪政、宪法、法治与法制以及它们彼此之间的法理逻辑关系.     

关于弱势群体研究的批判性分析

弱势群体到底是什么 ?我们应该怎样界定它 ?这是当前理论界研究弱势群体现象的一个基本前提。作为一个突出的社会性问题 ,弱势群体现象的出现能否给理论研究注入一丝新鲜的话题 ,而这一话题又能否带来预期的效果呢 ?如果答案是不确定的 ,那么 ,弱势群体的未来研究导向又是什么呢 ?这就是本文所要讨论的几个重要的内容。     

由朦胧体诗想到的

偶翻今年四月号《长安》文学月刊,在一篇文章中引有这样一首诗:《爱我吧,海》 爱我吧,海, 我默默说着, 走向高山…… 弧形的浪谷中, 只有疑问, 水滴一刹那 放大了夕阳 据说这就是近年来在青年中风靡一时的所谓朦胧体诗。读后确实使人感到“朦胧”;恍兮惚兮,不知所云！是“海”爱“我”?还是“我”爱“海”?“我”、“海”、“山”,是怎样联系到一起的?“浪”和“谷”又是怎样捏拢到一块的?为什么还是“弧形”?诗,无非是状物抒情。那么这首诗,究竟想表达什么意境?说明什么问题?这使我联想到最近在北京看过的一个外国美术作品展览,其中有些作品我不懂得叫什么艺术流派,但我想是与朦胧体诗有点亲缘关系吧。比如有一幅画,画面上直直地画了几条黑杠子、红杠子、兰杠子,此外,什么也没有了！这是要     

试析清末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的舆论导向

近代中国人在什么条件下对西方的立宪制度产生了兴趣呢?尤其是对一个有着几千年封建统治的大国来说,能主动走出国门,考察东西洋的宪政制度,是一件大事。"五大臣出洋"正式拉开了清末预备立宪的序幕,当时的舆论是如何看待这一轰动事件的呢?体认其时代背景,明察时人、时论对宪政的认识,详细探究时评的舆论导向,自有助于进一步了解清末的立宪活动。     

太平天国与捻军及其他友军的关系

在对太平天国史的研究中,有一个问题长期聚讼纷纭,至今莫衷一是。这就是:太平天国与捻军之间是什么关系?由此而派生的一系列问题是:太平天国与太平军之间能不能划等号?太平军与捻军又是什么关系?捻军首领接受太平天国封号之后捻军是否继续存在?以及太平天国与其他友军之间关系如何?我对这个问题的答案是:借用现代的名词来说,太平天国是个联合体,是当时许多农民起义军的共     

人民如何"现身"--从宪政民主到程序民主的思想进路

民主的一个根本问题是对其主体--人民的论证.在宪政民主的视域内,人民实际上被"虚置"了,其地位和作用是隐晦、消极.多元复杂的现代社会中,宪政与人民这两种话语之间的相互需要程度与日俱增.哈贝马斯基于现代社会的合法性危机,提出一种程序主义的商议性民主理论,通过沟通理性,把"人民"建构化于既有的宪政秩序之中.     

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自治制度的确立与发展

社会主义自治制度的确立与发展,是南斯拉夫社会经济制度的一个最突出的特点。这一制度确立的原因和背景是什么?它给南斯拉夫经济带来了那些特点?对南斯拉夫经济的发展有何影响?自治制度的理论渊源又是什么?认真分析与研究这些问题,对于我们增进对南斯拉夫的了解是很有必要的。本文仅就这些问题略加论述。     

近代中国宪政移植中的文化抵抗

由于“华夷之辨”所固守的礼义及其外在化的政治制度,近代中国的宪政移植之路充满了苦涩。由于西方恃坚船利炮而来,使中国在移植宪政之时,感受到一种深深的屈辱。近代中国人在立宪的时候涌起的情感,与其说是对宪政的爱,还不如说是一种爱国的义愤。宪政,究竟是一种文明的荣光?还是一种苦涩、屈辱或必须予以消除的国耻?在中国立宪的长时期内,这实在是一个好好斟酌后也不能确定答案的问题。因此,便有了种种对宪政的抵抗:拖延、抗拒立宪;对宪政核心价值的排斥和代换。     

论我国二十世纪六十至七十年代的宪法学说

在中国百年宪政史上,二十世纪六十至七十年代有没有宪法学说?尤其是横跨这两个年代的十年"文革"有没有宪法学说?为什么?如果有,是什么?这也许是目前我国宪法学界尚没有定论的几个问题.在中国,有什么样的社会历史条件,就有什么样的宪法制度,也就有什么样的宪法思想和宪法学说.宪政之路,没有停顿.宪法学说,没有空白:不论它以什么样的方式表现出来.任何时期的宪政及其宪法学说,在这个民族的宪政运动和宪法学说史上,都必然有它特定的地位和独到的思想、文化价值.     

初论社会主义的经济细胞和增殖细胞

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发展到今天,已经积累了大量的实际和思想资料,进行辩证的综合,已是不可回避的任务。我在《马克思的经济细胞学说及其现实意义》一文中,主张用马克思的经济细胞学说来进行这一综合。那么,社会主义社会有没有经济细胞?它以什么形式存在?又是怎么产生、演变和分化的?它的增殖细胞又是什么?     

"人民"的本体性变奏--从宪政民主到程序民主

民主的根本问题是对其本体———人民的论证。在宪政民主观的视域内,人民的地位和作用是隐晦、消极、被动的。在宪政制度建构中,人民实际上被“虚置”了。在多元复杂的现代社会里,宪政与人民这两种话语之间的相互需要程度与日俱增。哈贝马斯基于现代社会的合法性危机,提出一种程序主义的商谈民主理论,通过沟通理性,把“人民”建构化于既有的宪政秩序之中。     

文化表述与人类学研究本质追问

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符号学究竟是研究什么的".西方叫做"Semiotics is the Study of Signs","符号学就是研究符号的",这个话翻译成中文,绝对不负责任,但是所有的西方教科书都是这一条.到底符号是什么东西,西方有个学者写了几千字关于符号的定义,他最后说了一句,符号学有必要说清楚符号是什么吗,没有,为什么呢?因为物理学到现在没说清物体是什么,化学到现在没说清物质是什么,生物学到现在没说清生命是什么,心理学到现在没说清心灵是什么,那么符号学凭什么要说清楚符号是什么呢?这个话呢,应该说,是对的,又是错的,错在哪儿呢?符号学既然是研究意义是什么,那么要把意义是什么说清楚.     

宪政概念探讨

宪政从根本上说就是不排斥任何人的民主政治。它指向一套确立与维持对政治行为和政府活动的有效控制的技术，旨在保障人的权利与自由。本文从什么是宪政这一问题出发，对我国近百年的宪政进行反思，探讨我国目前的宪政。     

英国统治者分割孟加拉与印度人民反分割运动的开展

1905年10月,英国统治者实行了分割孟加拉的政策。那么,英国统治者分割孟加拉的目的是什么?是如何分割孟加拉的?印度人民又是如何反对分割的?通过对上述问题的论述,我们能更清楚地认识英国统治者的阴险、狡猾,能更全面地了解印度人民的斗争精神。     

论哲学和科学在其发展中相互作用的基本方式——兼评《哲学要为科学辩护》

哲学的进步依靠科学,科学的发展需要哲学的帮助。这是哲学史和科学史早已证明了的客观事实。但是科学在哲学进步中怎样发挥作用?哲学又是如何促进科学发展的?在哲学与科学的发展中它们相互作用的基本方式是什么?这些问题并没有得出一个明确的结论。本文就这一问题,发表一些粗浅的看法,抛砖引玉。     

关于民族考古学发展史上的几个问题——《论“民族考古学”》一文读后

《社会科学战线》杂志发表了一篇题为《论“民族考古学”》的专论性文章,在国内尚属首次。民族考古学是当今人类学领域里的一门“卫星学科”,作者摆了不少材料,尤其是国外材料着力介绍给读者,当然是件大好事。但是,拜读之余,浮现在眼前的是这门学科发展史上的一些问题,诸如这门学科的历史有多久?初步形成的主要因素是什么?在发展过程中争论的焦点又是什么?这些问题,如果从《张文》中找答案,就会引起费解,使我得不到要     

谈读书

(这是一封写给一位学习英语的西班牙人的信。为了节省篇幅,写信格式和首尾客套,一概从略。—译者)你向我提出关于读书的问题,这是一个难以满足的要求。朋友们问我该读什么书,我从来就感到惶惑。我怎么能知道什么书会使别人感到兴趣呢?况且在来信中你并没有说明你是想读小说?读戏剧?读散文?还是想读游记?而你明确地说出你很喜欢读书,这使我深感欣慰。你知道那个与莎士比亚差不多同时     

众殊归一流 同派出异格——文学流派的“共性”与艺术风格的“个性”的美学特质与相互关系

流派与风格问题,是文艺理论与文艺创作中的一个辐射面很广的热门话题。但是,人们虽然相沿讨论却并非就洞悉了它的内蕴和真髓。流派是什么?风格是什么?流派与风格的关系又是什么?——若要从科学和美学的严格意义上来回答这些问题,人们便难免要为之瞠然了。     

论宪政的基本精神及其思想蕴涵

在当代,政治制度应以宪法为基础已得到普遍承认,建立宪政已成为从传统国家步入现代国家的重要标志之一.然而,为什么现代政治制度要建筑在宪法之上?宪政应当体现的基本精神是什么?这些问题却并没有被人们所完全理解.     

什么是现代国家?

什么是现代国家?这是现代化问题的研究者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者都无法回避的一个问题。西方主流的现代国家概念主要包含“民族国家”和“宪政民主”这两个要素,但是,“民族国家”概念即使在西方也存在理解上的混乱,在实际运用中面临无法适用于多民族国家的困境。宪政民主虽促进了西方的现代化,但在理论上存在诸多偏颇和误区,在实践中则带来了一系列的问题和灾难。现代国家的适当定义应该是,与传统国家相比,国家的公共性更强,公民拥有政治参与权,国家机构的制度化和政治权威的合理化程度更高,并有较强能力促进稳定和发展的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