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罗尔纲先生《〈水浒〉真义考》一文之商榷

太平天国史专家罗尔纲先生,于1981年草成《〈水浒〉真义考》一文凡四万言,1983年3月发表于《文史》第15辑.承罗先生不弃浅陋,特以抽印本见惠,并两次赐书要我直陈所见.辞不获已,谨草此文以应来命兼求读者教正.     

“两种《水浒》说”与“两截《水浒》说”论争述评

"两种<水浒>说"是张国光<水浒>研究中提出的主要观点,"两截<水浒>说"是张国光对罗尔纲<水浒传>研究主要观点的概括.所谓"两种<水浒>说"与"两截<水浒>说"的论争,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并不存在.双方(张国光与罗尔纲的捍卫者)真正的论争发生在新旧世纪之交.本文对这场论争涉及的主要问题进行了简要述评,并对论争中所暴露出的学风问题发表了个人的看法.     

评张国光《“两种〈水浒〉说”与“两截〈水浒〉说”》

张国光在《“两种〈水浒〉说”与“两截〈水浒〉说”》一文中 ,称罗尔纲先生的《水浒》研究是“袭用”他的“双两说” ,指责后者“学风不纯”。这是一种污蔑不实之词。罗先生自 2 0世纪 2 0年代后期起 ,追随其师胡适、郑振铎 ,悉心研究《水浒传》。经过长期艰苦的努力 ,突破了 6 0多年来定下的《水浒传》原本为一百回的框框 ,提出了许多有影响的真知灼见。罗先生研究《水浒传》有着与张国光完全不同的出发点、立论基础、研究方法以至结论。如果非要说两人有什么相同的话 ,那只能是张国光的主要论点同罗先生几十年前曾有过的观点在本质上相同     

鲁迅等定谳的金圣叹"腰斩"《水浒》一案不能翻——兼批周岭袭据罗尔纲抄自周繥的误说之谬

金圣叹"腰斩"<水浒>一说,经鲁迅等学者的考证已为学界认同.然而,周岭于1998年在<文学评论>上发表长文对此定论提出了"质疑".该文经多家文摘报刊转载之后,在学界产生了较大的负面影响.本文认为,对某一问题哪怕是已形成了定论的问题提出"质疑",本是正常的无可厚非的学术自由.问题是,周岭一文不仅考据欠妥,而且多有抄袭他人之嫌,却居然在刊物上公开发表,这不能不说是一个严重的学风问题.本文对周岭一文的误谬之处进行了逐条批驳,对此文涉及的学风问题进行了严正批评,希望能够以正视听.     

何止多走了一小步——评“两种《水浒》、两个宋江”论

张国光先生的大著《<水浒>与金圣叹研究》(以下简称《研究》,本文凡引用该书语句者,均不另注明)为公正评价金圣叹和金本《水浒》,作了不少有益的探索,但从总体上看,却有不少值得商榷之处。为把金圣叹和《水浒》研究引向深入,我们不揣浅陋谈一谈管见,以就正于张国光先生。一“两种《水浒》,两个宋江”,是贯串于《研究》的核心论题。按照张先生的意见,《水浒》的“金本与旧本在思想体系上是根本对立的:旧本《水浒》以‘忠义’标题,它塑造的主人公宋江乃是叛徒,特务、战犯三合一的典型。因此,这部小说是贯串着投降主义黑线的书;只有经过金圣叹的批改,它才变成鼓吹武装反抗到底的革命课本”,而宋江这个人物也就成了“既无投降丑史,也无投降思想”、“打着红旗的造反英雄”了。     

鲁迅是说不尽的--评陈越先生的《鲁迅传论》

陈越先生的论著<鲁迅传论>以宏观审视鲁迅的阔大气势,从"论"入手把握传主的生平、思想与创作,以传的框架,论的思路建构全书,显示出著者独特的研究视角和著作无可漠视的存在价值,为在同类课题中如何开展深化研究预示了广阔的前景.     

评《当代楚辞研究论纲》——兼论周建忠的“同步进行”说

周建忠在《当代楚辞研究论纲》“前言”的一开头便说: “我向往这样的境界—— 楚辞与楚辞学的研究同步进行,楚辞学的整体构架与个体材质为具体审视相结 合。 站在历史的学术基点上总结解放以来、特别是“文革”之后楚辞研究的成就,探 讨社会科学研究的类型、方法与走向,对当代楚辞研究作出迅速而有深度的反馈与 抽象。 着眼于当代,张皇呼号,指陈得失,在动态性、客观性、特殊性的评判中,体 现自己的主体意识。 发掘研究对象的本质特征,抽象出研究个体的治学特征,逐步形成自己的研究 特色。”在这里,周建忠首先将楚辞研究分开为两个领域,一个是楚辞作品本体研究的领域,一个是楚辞研究的研究即楚辞学的领域。他认为这两者应该“同步进行”。而他的“同步进行”主要是“着眼于当代”,要建构“当代楚辞学”。其次,周建忠认为建构当代楚辞学的目标是将“整体构架与个体特质的具体审视相结合”,探讨楚辞研究这一“社会科学研究的类型、方法与走向”,“发掘研究对象的本质特征,抽象出研究个体的治学特征”。第三,周建忠在对当代楚辞研究的指陈得失,张皇呼号和动态性、客观性、特殊性的评判中,要“体现自己的主体意识”。此三者,表明了周建忠的整体构想,是他的楚辞研究与楚辞学研究的总     

是历史唯物主义,还是历史唯心主义?——评《水浒》研究中的“农民起义必然投降”论

长期以来,对于《水浒》的评论,存在着两种思想、两条路线的斗争,存在着历史唯心主义的错误倾向。其中一个论点,就是投降是农民起义的必然结局,并把这种论点叫做“历史唯物主义”。究竟是历史唯物主义,还是历史唯心主义?必须彻底澄清。     

是历史唯物主义,还是历史唯心主义?——评《水浒》研究中的“农民起义必然投降”论

长期以来,对于《水浒》的评论,存在着两种思想、两条路线的斗争,存在着历史唯心主义的错误倾向。其中一个论点,就是投降是农民起义的必然结局,并把这种论点叫做“历史唯物主义”。究竟是历史唯物主义,还是历史唯心主义?必须彻底澄清。(一) “农民起义必然投降”论认为,妥协是农民的局限性,并说“动摇,反抗,再动摇,再反抗,……又动摇,以至于妥协投降”是农民起义的逻辑,把《水浒》所描写的宋江受招安,说成是农民起义具有妥协性的必然结局,是什么“历史的真实”,“艺术的真实”。谁不同意这种观点,他们就认为“是没有从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来分析农民起义军的成败。”到底什么是农民的局限性?什么是农民革命的逻辑?决不可听凭唯心主义者信口开河,而应当用历史唯物主义加以认真分析。     

“赢得”时间之说难以成立——重评《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缔结

《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缔结为苏联“赢得”一段喘息时间的传统观点是站不住脚的，因为缔结条约未能推迟世界大战的爆发；不缔结条约，苏联其实也不存在着首先陷入战争的可能性。因此，从条约的缔结至苏德战争之前，苏联存在的一年半和平时间并非因条约的缔结而“赢得”，而是苏联自身固有的和平时间总量中剩下的；相反，如不缔结条约，希特勒就极害怕东西两线同时作战，世界大战也就不至于提前爆发，这样苏联拥有的和平时间就不仅仅是一年半     

“忠义”之道就是投降之道——兼论《水浒》是一部“官书”

在阶级社会中,“一切文化或文学艺术都是属于一定的阶级,属于一定的政治路线的。”作为观念形态的《水浒》,它是一部从属于地主阶级政治、适应地主阶级政治需要的文艺作品。这部小说,妄图用封建阶级之“道”,来维护封建制度之“天”;用封建地主阶级的“忠义”观念,作为腐蚀、瓦解以至扼杀农民起义的招降幡,宣扬革命农民可以对封建统治阶级尽“忠”尽“义”,而“归顺朝廷”。批判《水浒》宣扬的投降主义,就必须对它所鼓吹的“忠义”加以剖析。     

再评聂绀弩等先生的《水浒》简本先于繁本说——兼辨《水浒》成书之前并无所谓“词话本”流传

六十余年来我国的《水浒》研究者大都认为这部长篇白话小说,是由简本扩充为繁本的。例如胡适在《水浒传考证》中就设想明初人做的《水浒》,“是很浅陋幼稚的”,只有到“明朝中叶的文人”把它“重新改做一番”,方“造成一部永不会磨灭的奇书”。这就是最早的“由简到繁”论。1923年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进一步认为“一百一十五回本《忠义水浒传》……文词蹇拙,体制纷纭,中间诗歌亦多鄙俗,甚似草创初就,未加润色者,虽非原本,盖近之矣。”他还认为这种简本,“其成就殆先于繁本”。由于1929年郑振铎先生在《水浒传的演化》中,肯定了“鲁迅这句话不错”,这就影响了不少的《水浒》研究者。聂绀弩先生在五十年代初发表的《水浒》论文,就发展了这种“由简到繁论”。如说:     

以“癫”证“道”：《莫须有先生传》论

在《莫须有先生传·序》中,废名借庖丁答梁惠王的一句话作为对莫须有先生的嘉奖：“臣之所好者道也,进乎技矣。”“道”正是解读《莫须有先生传》的“立身之本”,借助戏谑与反讽,废名通过近乎“疯癫”的莫须有先生表达他的人生之“道”、生存之“道”,体现出废名从“自我”的感知出发,对儒、道、释思想的融合与理解。     

是革命宣言,还是反动说教——评《水浒》中的一篇“言语”

《水浒》第七十一回有篇“言语”,单道宋江“把寨为头”后“梁山泊的好处”。这是作者集中宣扬孔孟之道,歌颂投降主义的大暴露。可是过去有人却把它说成是起义农民“等贵贱,均贫富”的“具体化”,堪称为梁山的“革命宣言”。现在应当分清是非,还这篇“言语”以本来面目了。     

评《忠义传》残页发现“意义非常重大”论——《关干<京本忠义传>》一文之商榷

《文学遗产》一九八二年第二期发表的刘冬等同志的《关于〈京本忠义传〉》一文中,把1975年评《水浒》时,上海图书馆偶然发现的两张题为《京本忠义传》的残页,说得珍贵之至,甚至用了意义“非常重大”这样的形容词.窃以为这一说法未必合适.因为作者在前文已承认这只是偶然发现,而且仅是两张残页,其年代也肯定不会甚早(论证详后),怎能贸然断言它有“重大意义”,并称偶然发现者有“巨大功绩”呢?作者这样说其用意也并不难理解.因为刘冬同志是一再坚持江苏大丰、兴化所发现的施氏文物,确足以证明施耐庵是那里的人的说法的.所以一见到这个被学术界断代过早的残页后,便为它就能使“以往关于《水浒》只有到了明朝中后期才趋于完善的种种论断,关于施耐庵乃是郭勋门客托名的种种假设都已经不攻自破”.我以为这未免把复杂的学术问题过于简单化了.刘文所反对的“以往所谓……种种假设”,其主要矛头乃是针对拙作《〈水浒〉祖本探考——兼论“施耐庵”为郭勋门客之托名》(《江汉论坛》1982年1期)等文而发,因此,     

李清照《词论》“托名伪作”说尚难成立

<正> 李清照的《词论》,历来颇有怀疑为“托名伪作”者。至当代的词学界,还有一些学者持这个看法。马兴荣先生的《李清照<词论>考》一文,在这一派意见中,是很有代表性的。马先生说:“从世传为李清照的《词论》的出处来源,流传情况以及《词论》本身存在不应有的疏失和《词论》的主张并不指导李清照的词作三个方面来看,可以说《词论》的作者不     

《水浒》是一部反对农民革命的“平盗疏”

毛主席指出:“无产阶级对于过去时代的文学艺术作品,也必须首先检查它们对待人民的态度如何,在历史上有无进步意义,而分别采取不同态度。”《水浒》如何对待梁山农民革命呢?它在历史上又有什么作用呢? 李逵和宋江,是《水浒》作者浓墨塑造的两个主要人物,前者是农民起义的英雄,后者是混入农民起义军的投降派头子。《水浒》一书,为了美化叛徒宋江,极力丑化革命派李逵;为了宣扬投降主义路线,恶毒污蔑农民革命事业。     

召回“戏剧之魂”——评董健的《田汉传》

对于田汉,夏衍曾经评价说：“田汉是现代的关汉卿,我私下把他叫做中国的‘戏剧魂’。”曹禺说：“田汉是伟大的戏剧诗人,他的平生劳绩是一部中国话剧发展史。”郭沫若则反复强调：“我要再说一遍,他是我们中国人民应该夸耀的一个存在。”而茅盾对田汉一生作了这样的定...     

创建“国共关系学”的一部新作——评《国共关系论纲》

自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清朝统治后,在现代中国政治舞台上伴随着纷繁多样的思想和社会思潮,衍生出各种各样的政党。受中国社会政治、经济等各方面矛盾的制约和影响,各政党之间不断发生错综复杂的关系,在众多的政党关系中,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的关系是存在时间最长、影响最大、地位也最为重要的党派关系,成为左右本世纪20年代以后30多年间中国政局的决定性因素,并一直影响到现在的中国和未来的中国。因此,对国共两党关系的研究也就成为许多学者关注的课题,特别是1978年以后,国内外的学者围     

诗经反诘句,传笺正言之——辨《经传释词》“不”“无”为语词之误

凡诗经属于反诘句型者,毛苌郑玄皆从正面作为解释。例如《行露》“岂不夙夜?”毛传:岂不,言有是也。陈奂日,经反言之,传正言之,可谓善会经旨矣。又如《车攻》“徒御不警?大庖不盈?”毛传云:“不警?警也;不盈?盈也。”郑笺云:“不警?警也;不盈?盈也。反其言美之也。”郑云反其言美之,乃谓毛传之“警也盈也”是从诗“不警?不盈,”之反面而正言之,以赞美周宣王田猎。即将否定的反诗句,作为肯定的解释.但须知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