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玄合流及其理论建树——论玄学在东晋十六国时期的嬗变

本文论述了玄学在东晋十六国时期的嬗变,这种嬗变主要表现在佛玄合流中佛教般若学思潮的兴起,形成了所谓的"六家七宗"。僧肇的"肇论"对"六家七宗"在理论上的偏颇作了批评,他以"非有非无""不真空"的思想,理解般若空观,抓住了般若学的精髓,然而他仍然不能脱离玄学的概念和范畴,从而对玄学"有无""动静"之辩,作了最后的理论总结。并以体用不二、即体即用,即静即动推进和发展了魏晋玄学。僧肇在佛玄理论上的建树,是中国哲学辉煌的一页,也代表了当时中国哲学的最高水平。     

魏晋玄学与佛学的中国化

魏晋玄学的兴起 ,在思想理论领域为佛学的中国化提供了机缘。玄学理论为佛学思想特别是般若空论的阐释所利用 ,因而佛学的中国化最初表现为佛学的玄学化倾向 ,但佛学又极力保持着佛教独立的宗教地位。僧肇在批判六家七宗的同时 ,阐发了般若空观本义 ,既标志着佛学玄学化倾向的终结 ,又标志着佛学中国化在玄学的推动下进入了新的阶段。     

析僧肇之解空

僧肇被称为"秦人解空第一".僧肇分析了当时流行的解空学说的特点及未能正确解空之原因,阐述了自己所解"空"的内涵.僧肇的独特解空进路使得中道空观代替了玄学,他奠定的般若空观对后来中国佛学有着深远影响.     

《肇论》否定性思维特征三题

本文通过《肇论》的解读,分析了其佛学否定性思维的三个特征:其一,僧肇克服早期般若学和玄学的局限,使否定达到彻底性,但他并没有完全摆脱老、庄的影响。其二,僧肇否定的主要对象是俗谛,但他并不是取消俗谛,而是主张真俗不二。其三,僧肇通过“非有非无”、“不有不无”、“即有即无”的双重否定最终达到否定的圆融空境,但这种纯粹的无差别的“空境”似乎什么也没说,可能引起领会的困难。     

魏晋玄学向佛学转变的内在哲学根据

魏晋玄学与佛教般若学之间存在着一种天然的“相似性”,这样一种相似性促使我们思考魏晋玄学中“名教”与“自然”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对于玄佛转变的研究,不仅有助于我们清理佛教般若学理论在中土的创造性发挥的思想历程,而且也会加深我们对魏晋玄学的整体认识,反过来又影响我们对魏晋玄学的重要评价.玄学与般若学的“相似性”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去探讨,但玄学强调的自然主义和精神超越与佛教般若学追求的出世主义理想的“相似性”则是我们理解玄佛转变合流的一大关键.     

西晋"八达"之游所见名僧与名士之交往——兼论中古佛教《放光经》的译传及影响

<高僧传>所载名僧支孝龙为西晋"八达"一事,在中古佛教向上层士人的传播方面,有较重要之意义.本文通过梳理与支孝龙相关的各种记载并加以综合分析,为其"八达"身份提供旁证,进而以<放光经>由竺叔兰译出和支孝龙开讲为线索,探讨和揭示典籍缺载的支孝龙、竺叔兰与名士交往的幽隐环节.而支孝龙和竺叔兰凭藉个人的玄学清谈素养与名士交往,为佛教在上层士人中的传播打开了局面,二人在中古佛教史之重要地位亦值得注意.     

支遁与山水文学的兴起

支遁,字道林,东晋名僧,佛教般若学“六家七宗”中“即色宗”的创始人.他善谈玄理,好游山水,在晋宋之际山水文学兴起的过程中起了不可忽视的推动作用. 一支遁曾作有《游色即玄论》.“即色宗”主要发挥般若学性空思想,其特点是主张现象与本体的不可分离,认为“色不自有,虽色而空”.(支遁《妙观章》,《世说新语·文学篇》注引)即事物现象本身并非色自我构成,而是     

僧肇哲学与玄老思想比较研究

僧肇以无为世界之本，主张万物体用非一非异、有与无相即不二。万物体用不二的基础是道家的自然主义思想。从建构本体论的方法上看，僧肇既继承了印度中观理论，也吸收了道家的否定思维方式。僧肇以万物之动与静的关系揭示了现实生活与人生理想的统一，由此认定有一不朽的灵魂存在，它不生不死。这显然受到了庄子的不死不生的神人观的影响。僧肇将认识世界的工具分为两类，一类是惑取之知，一类便是般若。认识整体的世界需要般若。他对般若的推崇和对知识的鄙弃与先秦道家的绝圣弃智的知识论无疑是一脉相承的。对于道，人们既需要名号、言象来表达，于是有智取所知、意有所随；又不能拘于此，于是便有道超名外、得意忘言     

魏晋玄学与庄学新变

本文以玄学演进的四段历程为主线 ,重点论述了魏晋时期庄学新变及其相关原因 ,认为 :庄子哲学成为玄学演进的直接推动力 ,使得此期哲学思辨得以迅速升进 ;而正始名士勇于追求精神自由及其与现存秩序立异的言行 ,对由重《易》《老》而至重《庄》这一玄学转折 ,实在是发挥了关键作用 ;中朝名士的玄学新义和东晋名士的玄释合流、以佛解庄 ,则为传统庄学注入了新质。     

释道安弥勒信仰活动之考析

东晋时名僧释道安是中土弥勒信仰的首倡者,在佛教信仰史上具有重要地位。但是僧传记中有关其弥勒信仰活动的记载却杂而不详,引起一些争议。本文通过考察《高僧传》和《名僧传抄》所记之弥勒信仰事件指出,道安接受结珠弥勒像的时间是在檀溪寺建成之后;在襄阳和长安时期他都曾举行立誓愿生兜率活动;最终,道安在圆寂前通过浴僧而感应兜率,如愿以偿。从信仰演变过程来看,道安很可能在到达襄阳前就已产生弥勒信仰,随着对般若学研究的深入他对弥勒的崇敬之情变得愈加强烈。     

张湛家世生平与所著《列子注》考

张湛出身于具有玄学文化传统的山阳高平张氏家族,其祖父张嶷为"元康放达派",后为永嘉南渡的第一代东晋名士("中兴名士")。因放达不羁而为兖州"四伯"之一。在第二代东晋士人"永和名士"的推动下,永和年间(345～356)玄学清谈出现了高潮。但从理论建树看,东晋玄学理论著作的创作,则出现在永和之后,由第三代东晋名士(永和名士的子弟)完成,张湛即属于这一群体。他于隆和元年～太元七年(362～382)之间,通过解释家传道家经典《列子》,完成了魏晋玄学史上的最后一部学术力作———《列子注》。     

论僧祐佛学思想

僧祐在南北朝佛教史上具有重要地位,他的佛学思想立足于其弘法护教的宗教实践,是对南北朝佛教生存、发展问题的思考与回应。僧祐的佛性观维护和巩固了佛教信仰对象的神圣性,强调了佛与众生之间的联系;其心行并重、以制心为始的律学思想已经具有了融通大小乘律学思想的萌芽;而其天竺地理中心观和夷比夏优文化观则是其弘法护教实践的反映。僧祐的佛学思想既是南北朝三教之争的缩影,也从侧面反映出魏晋以来佛教主流思潮由般若性空之学到涅槃佛性论的转变。     

僧叡与晋宋之际的涅槃学转向

大乘涅槃学经典的传译使得般若学被视为低于涅槃学的方便学说,学者的研究重心很快地转向了涅槃学.作为罗什重要弟子的僧叡,在其中表现出来的思想状态和努力程度值得我们思考.文章对当时僧叡所处时代的思想背景作一论述,并探讨僧叡在晋宋之际的涅槃学思潮转向过程中所做的工作.     

释道安弥勒信仰原因探析

东晋名僧释道安是我国弥勒信仰的鼻祖,在佛教信仰史上具有崇高地位。结合佛教经典中的弥勒形象和道安的个人经历来分析,道安产生弥勒信仰的原因有三：弥勒经典所宣扬的弥勒入世救世形象与道安的入世性格相符,使道安在情感上容易接受弥勒信仰;有部宗匠向弥勒决疑的传说为道安提供了效仿事例;道安偏爱般若学,向弥勒请示般若性空之义才是其誓生兜率的主要原因。对比分析弥勒信仰和宾头卢信仰的差异,可进一步澄清决疑说中的一些争论,道安上生兜率也可能有＂与弥勒一起下生成佛＂之观念。     

试论南北朝时期佛教教义发展的特点

南朝佛教在玄学化的佛学思维及其批判中,逐渐产生了对般若中观的认识方法的自觉要求,形成了以佛性为核心的般若思辨传统,预示了一心开二门的真如缘起义理体系。北朝佛教由注重对禅法的实践导致对诸法的实证分析,结合当时部分法相唯识学经典的传播,形成了以阿赖耶识为核心的体验传统,预示了唯识义理体系。南北朝后期,南北佛教不同思维传统与不同义理方向的融合,使南北佛教教义多元化。     

慧远冥神绝境之涅槃学说

庐山慧远融会般若学、小乘佛学及老庄玄学,建构了以法性本体为核心的涅槃学说,把反本求宗、证体达本、冥神绝境视作佛教追求的最高境界,并坚持禅智结合、修念佛三昧的方式,以期达到对涅槃的证悟。     

略论郭象的内圣外王之道

在魏晋玄学的发展史上,元康时期的玄学较之正始年间的玄学和竹林名士的玄学有一个明显差异,这就是它既不象正始玄学那样慷慨激越,热切寻求“崇本举末”,“执一统万”的系统理论,也不如竹林名士那样愤世疾俗,积极追求“越名教而任自然”、“清静空寂”的理想境界,而是试图将两者加以综合,冷静理智地阐发出一套“内圣外王之道”,实现宇宙观与历史观、社会理想与人生理想的统一。郭象作为元康玄学的代表人物,于其主要著作     

佛经传译中的胡汉文化合流

佛教产生于印度而在西域广泛流传,已融入了诸多西域民族的文化因子,再由西域传入中土,主要传译者是西域僧人,从而促进了胡汉文化的交流与融合;同时讲经的"格义之法"是融中土思想于佛经教义,般若"六家"之学是佛玄合流,西域名僧鸠摩罗什重译大小品弘性空之学,更体现了胡汉文化交融的具体过程.说明西域与中原自古文化交流十分密切,西域文化思想对中华民族文化思想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论僧肇般若学的涅槃学说

涅槃是佛教中一个核心概念,佛教修行实践的最高目标就是证得涅槃.中国佛教学者历来都重视涅槃问题,他们从不同的角度对涅槃概念作了阐释,提出了不同的见解.东晋佛教学者憎肇的涅槃观是综合般若学涅槃观念与老庄玄学圣人境界理论的结果,是佛教中国化过程中一个杰出的理论创造.     

僧肇的“中道”观辨析——读《肇论·不真空论》

僧肇的思想以般若为中心,他关于般若“空观”的著名论题是“不真空”。历年来,学界对这个论题译解或取义“不真故空”,或取义“不真即空”,两种解释终归一流,不真等于空。我以为这种解释尚未切到实处。僧肇自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