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牙含章先生是研究中国传统民歌花儿的先驱,是临夏籍知识分子中研究花儿的第一人,也是中国共产党人中最早研究花儿的人。牙含章先生对花儿的研究著述是上世纪30年代初完成的。其中包括1篇花儿理论研究文章《花儿再序》,100多首搜集整理的花儿唱词,及1封《关于花儿地名注释的信》。其中《花儿再序》文章及100多首花儿唱词是他在民国二十一年到二十二年,即1932年到1933年写成的,于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十月寄给当时编辑《甘肃民国日报》副刊的张亚雄先生。《花儿集》一文连载于当年十一月《甘肃民国日报》副刊,署名冀达斋主。《关于花儿地名注释的信》是他于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看到当年九月十八日《甘肃民国日报》登载的一首花儿的注释错误后写给张亚雄先生的,随后由张亚雄先生刊登在当年十一月七日的《甘肃民国日报》上。牙含章先生以上著述后经张亚雄先生修改,收入其编著的《花儿集》中,这本书于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一月由重庆青年书店出版。《花儿集》的出版,使牙含章先生的花儿著述得以保存下来;同时也由于牙含章先生的花儿著述散漫于这本书中,使人难以了解其原貌。牙含章先生是一个终身献身于共产主义事业的忠实的共产党员。他既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实践家,又是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家,是我国著名的民族问题理论家、宗教学家和藏学家。花儿研究则是他早期的一项重要的学术活动。展现和了解牙含章先生的花儿著述,不仅对研究他的人生轨迹有重要意义,同时也大有裨益于人们了解花儿整理研究工作的早期历史。这是编校者竭力复原牙含章先生花儿著述的根本动机。编校者在翻阅相关资料、调查相关人士的基础上,根据张亚雄先生在初版《花儿集》89—90页、148页、150页、151页、178页上的内容提示,及牙含章先生在自己保存的初版《花儿集》扉页、第89页、90页、113页、120页、148页、151页、178页、181页、199页上的批注及标示,对牙含章先生的原著进行了校勘复原。对《花儿再序》一文,张亚雄先生在《花儿集》中有数处提示,牙含章先生也有明确批注;《关于花儿地名注释的信》,张亚雄先生在《花儿集》中原文录入,这两部分内容很清楚,校勘原稿时容易确定。关于牙含章先生寄给张亚雄先生的100多首花儿,按照张亚雄先生在《花儿集》中点明的:“冀达斋主所录花儿,略以杨家将、三国、清朝、十二月、五更、野花儿分别次第”的提示进行复原。其中杨家将、三国、清朝、十二月、五更5部分,有72首,加牙含章先生标示的“杏花二月天”10首,合计82首。这部分是清楚的。就是《野花儿》部分,张亚雄先生在《花儿集》中只是点了题目,没有指示具体内容。只能推测复原。根据牙含章先生“河州花儿多为男女对唱”的主张,以及《花儿集》下编花儿选中的“雄花和雌花”下“所录各首虽非对唱,但分写起来,可见风格”的括注,这部分男唱的14首、女唱的5首共19首,似为牙含章先生所搜集整理。另外,描写牙含章先生故乡和政太子山及河州一带的花儿18首疑为牙含章先生提供。这两部分合计37首。如此,明确的82首加上推测的37首。总数119首,约合张亚雄先生“冀达斋主白拉卜楞军次寄来河州花儿一百余首”之数。以上考证,详见拙文《牙含章对花儿的研究》一文(载于《甘肃民族研究2004年第4期》)。现将牙含章先生关于花儿整理研究方面的三部分著述的校勘稿发表于后。由于查阅有关史料的困难,复原稿一定存在误差。敬请方家教正。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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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儿”现之于中国,或许有数千年的历史;“花儿”一词见之于中国,亦已有数百年的历史;然而“‘花儿’学史”之创立,却是近两年的事。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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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儿”,也叫“少年”,是产生于河州地区(包括今甘肃省临夏州、甘南州部分及青海省东部农业区),流传在甘肃、青海、宁夏、新疆部分地区的汉、回、东乡、保安、撒拉、土、藏、裕固等民族中的一种以爱情为主要内容的山歌,用河州汉语方言演唱,格律独特。“花儿”流行地区之广、传唱民族之多、唱词之浩瀚、曲调之丰富,可位列中国民间音乐艺术之首。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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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甘肃省人口较少民族东乡族的第一位女作家,冯岩不仅对民族文化情有独钟,还对中国“花儿”格外关注,同时对“办报育人”倾心倾力。冯岩的文学成就曾得到省内外许多知名评论家、文学前辈们的褒奖和肯定,她与汪玉良、马自祥三人一起被称为“东乡族文学的三驾马车”。不久前,她的散文集《西部之恋》荣获甘肃少数民族文学一等奖。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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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鸟田”神话刍议 总被引:1,自引:0,他引:1
一、“鸟田”是神话,不必当“真” 《越绝书》卷八《记地传》说:“……畴粪桑麻,播种五谷,必以手足。大越海滨之民,独以鸟田,大小有差,进退有行,莫将自使(不必由人劳动——董注),其故何也?曰:禹始也,忧民救水,到大越,……因病亡死,葬会稽。苇橔桐棺,穿扩七尺;上无漏泄,下无即水;坛高三尺,土阶三等,延袤一亩。尚以为居之者乐,为之者苦,无以报民功,教民鸟田,一盛一衰。当禹之时,舜死苍梧,象为民田也。禹至此者,亦有因矣,亦覆釜也。覆釜者,州土也,填德也。禹美而告至焉。禹知时晏岁暮,年加申酉,求书其下,祠白马禹井。井者,法也。以为禹葬以法度,不烦人众。”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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骆和黎族,不少学者根据《史记》和《汉书》认为二者有族源关系,说黎族祖源于骆。本文持不同看法,认为《史记》所指的“骆”并不包括海南岛;《汉书·贾捐之传》以“骆越”称海南岛的珠崖之民是误称。骆越是泛称,不是一个族名,骆非黎族先民。兹略陈管见就教于专家。一、骆非珠崖之民骆,作为族称,最早见于《史记·南越尉佗传》。该书有“(佗)以兵威边,财物赂遗闽越、西瓯、骆,役属焉”;“蛮夷中间,其东,闽越千人众,号称王;其西,瓯、骆裸国,亦称王”。“太史公曰:‘瓯、骆相攻,南越动摇’。”此清楚地表明闽越、西瓯、骆,是各在不同地域,各自有王,各自为国三个,是和南越同时存在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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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女夫词》是唐时敦煌地区民众在举行婚礼时所唱的歌词。敦煌遗书有《下女夫词》八件,记载了当时婚仪的“下女夫”之俗。女夫即“女之夫”,通称女婿。但是对“下”的含义,学术界有以下几种不同的见解: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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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川之役结束后,清朝在大小金川实施“改土设屯”,建立起兵民番练四种类型的屯田。改土设屯后的金川地区在整体上呈现出明显的“内地化”态势,但原本受到严格限制的屯弁却随着屯番兵的频繁随征而逐渐获得世袭,屯守备不断扩张权力和权势,进而在清末民初控制了番屯各方面权力,因此被普遍视作“土司”。金川番屯“再土司化”的原因与屯制有关,但根源却是清朝统治者的藩部意识,造成行省体制与藩部体制在金川杂糅并存,使得占总人口70%以上的屯兵屯民等移民与屯番屯练因土地资源分配形成的空间区隔被固化,而番屯还在相当程度上保留了与土司制度相应的社会文化。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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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项族的迁徙及其迁徙的原因和影响 总被引:1,自引:0,他引:1
党项族原属我国古代羌族的一种。南北朝时其居住的区域,“东接临洮、西平,西距叶护,南北数千里,处山谷间”,即今天的青海祁连山以南的河湟平原和甘肃西南部的洮河上游一带,西边在阿尔金山一带。史书既言南北数千里,说明河西走廊也有党项族的分布,《元史·地理志》称:“景祐初,西夏陷瓜、沙、肃三州,尽得河西故地。”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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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平年代的“特种部队”文/江天在云南省民委,有一支特殊的队伍,由于其工作性质十分敏感,长期以来外界很少报道。这支队伍,就是被称为“特种部队”的民族工作队。云南是一个多民族、多宗教的边疆省,为解决全省民族宗教“热点”问题,省委、省政府专门组建了省民委民...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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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缪尔·泰勒·柯尔律治(SAmuel TAylor Coleridge)是18-19世纪英国浪漫主义诗人、文艺批评家,湖畔诗派代表性诗人。《古舟子咏》是其最负盛名的超自然诗歌,二百余年来,诸多学者对其进行了美学、神学、心理学上的分析,但对其诗学核心“同一性”却缺乏相关的论述。本文以现代生态批评理论为指导,揭示其诗歌体现的人与自然从对立到统一,亦即万物同源的“同一性”诗学主张。 相似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