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仲舒“德主刑辅”的法律思想体系

董仲舒是地主阶级的思想家,是儒家学派在汉代的著名代表。在汉武帝举行贤良策问时,他上奏“天人三策”,提出了巩固封建制度和维护封建秩序的以“德主刑辅”为核心的政治法律思想体系。 “德主刑辅”法律思想的历史渊源和现实基础 “德主刑辅”是儒家的传统立场,“德治”是儒学的要旨。但是,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儒家学说也在不断发展,各个时期代表人物的主张也有所不同。     

孔子“德主刑辅”思想初探

本文仅就孔子“德主刑辅”的法律思想体系进行探讨,找寻其历史渊源,分析其内容,以为新时期社会主义法制建设服务。     

关于“德主刑辅”法律思想的再思考

法制史学界普遍认为,“德主刑辅”是传统儒家在刑法原则上坚持轻刑的思想主张,自汉以后一直是封建刑事立法的指导思想。立足于历史上法律思想和法律实践之间的差异,结合法理学和计量史学的研究成果,我们在辨析德主刑辅思想的过程中探知:该思想虽然在历代意识形态领域中独居要席,但在统治者中重视却不够,在封建法律实践活动中运用也有限,起码不是封建刑事立法一贯的指导思想。     

"德主刑辅”思想对我国治国方略的启示

”德主刑辅”思想是我国古代的治国方略,源远流长,绵延不绝.它对完善我国治国方略有着深刻的启示反面的启示是要反对道德至上,坚持法律至上,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正面的启示是要以德治促进法治,以法治保障德治,社会主义要德治与法治并举.     

德主刑辅传统的历史事迹反观

德治曾经是中华上古、中古和近代常用的或主或辅的政治形式.三代政治重德,春秋至战国王霸之道竞行,秦汉以降政刑并用.这些历史事迹使中华古代政治同中华古典学术竞合,既形成了后世政治传统的源头,也形成了学术道统的滥觞.先民们将道德理解为社会人际关系的行止准则和支配人生践履的价值理念,由此建构了以道德价值为内涵的中华观念文化的悠久理性传统.     

《唐律疏议》“德主刑辅”立法思想和儒家人性论关系探析

《唐律疏议》由十二篇构成,《名例律》居诸篇之首,共六卷,五十七则律文,其内容涵盖了唐律的立法理论和基本司法原则。儒家思想极其深刻地影响了《名例律》关于立法的思想,人性学说是儒家哲学体系架构的逻辑前提,于是唐律立法理论宏观上以儒家人性思想为基本前提,并且在＂德主刑辅＂的立法思想中贯彻了儒家的人性思想,儒家坚持人性经教化可以从善弃恶的观点,所以,唐律立法理论关于德礼与刑罚的价值取向是德礼为主,刑罚为辅。     

论《吕刑》“德主刑辅”的司法伦理思想

由“明德慎罚”发展到“德主刑辅”,是《吕刑》司法伦理思想的基本内容.具体措施多种多样,核心是“明德于刑之中”.“德主刑辅”思想构成了中国古代法制实践的一个传统,在现代中国的法制建设中仍有不可忽视的借鉴意义.     

略论董仲舒民本思想

略论董仲舒民本思想汪高鑫董仲舒的政治思想体系中是否包含着民本思想的内蕴，学术界到目前为止，很少有人对此作过研究。一些涉及到这一领域的论著，也大都持否定态度。本文试对此作一论述。一、“天立王以为民”的重民思想董仲舒政治思想就其本质而言，正如张岱年先生所...     

略论董仲舒刑罚思想

本文意图从刑名法制的角度,探讨西汉大儒董仲舒的政治思想。这出于两方面的考虑:一方面,人们往往忽视刑名法制在董仲舒思想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另方面,有人把刑名法制跟董仲舒所宣扬的儒家学说对立起来。比如,在一部专门论述董仲舒思想的新著中,就有这样一段话:汉初六十余年间,“在思想界是黄老法家和儒家关于‘刑’‘德’之争的问题。”(见周辅成《论董仲舒思想》)笔者认为,提出这样的问题,把“刑”和“德”对立起来,并把排除了“刑”的所谓“德”附丽在西汉大儒董仲舒身上的观点,理论上是错误的,也缺乏应有的史实根据。     

略论董仲舒的“仁之美”

董仲舒的美学思想以其天的哲学为基础。他未孤立地讨论美，美在他这里尚未获得独立的位置。美在他的视野里是一种“仁之美”①，仁构成其美学的内在方面，美则是仁的呈现和实现，因而他的美学基本上是伦理美学。 （一） 出自孔孟的仁学范畴，经由董仲舒的阐释而获得新的内涵。董仲舒说：“仁者，爱人之名也。”（２）仁者爱人是儒家对仁的根本规定，董仲舒于此深有会心。《春秋繁露·仁义法》反反复复地以“爱人”来揭示仁的本质属性，体现了董仲舒与先秦孔孟的微妙差异，这种差异标志着儒家仁学发生了一个由内向外的思想转向。 仁在孔子那…     

试论我国古代"礼法并用、德主刑辅"的治国方略

“礼法并用、德主刑辅”是我国古代的治国方略。它的确立经历了“周公制礼,明德慎罚”,儒法之争,儒法合流等几个阶段,并被西汉以后历代王朝继承和坚持。这一治国方略的运作是通过:修订礼制,梳理纲常名教,使之社会化;引礼入法,使道德法律化,法律儒家化;德礼至上,法律依循道德,使司法伦理化。     

董仲舒“度制”思想初探

董仲舒的“度制”思想是其政治思想的组成部分,集中反映在《春秋繁露》和《汉书·董仲舒传》等著作之中。董仲舒的“度制”包括二层特定含义：一是指制定规章制度时,规定的限度,制裁的力度要恰当,既不能不及,也不能过枉;二是指按照“度”制定制度。具体指制定贫富的“调均”制度。即贫富的悬殊要有度。既不能过富,也不能过贫。他主张通过“调均”措施,使贫富有差、有度,以达到汉王朝长治久安的目的。董仲舒的“度制”（调均）思想对后世影响很大,在今天仍有借鉴价值。因此,本文拟对董仲舒“度制”（调均）思想提出的社会背景、思…     

董仲舒“德治”思想与现代化建设

董仲舒潜心研究儒家学说,兼收先秦诸子之精华,以孔子儒学为旗帜,用《春秋公羊》学的名义,构建了适应汉王朝大一统政权需要的儒学宗法制封建神学思想体系。该体系以道家宇宙论为逻辑形式,以儒家伦理道德为主要内容,是一种天人宇宙论图式。董仲舒的思想观点,迎合了西汉封建统治者的需要,所以很快被封建统治者接受。经他改造后的儒家文化成     

葛洪“德”思想研究

葛洪作为魏晋时期道教的重要代表人物,其关于＂德＂的思想既表现出了同儒家德论传统之间的深厚渊源,也具有鲜明的道教思想特色。在伦理层面上,将＂立德＂视为人最可宝贵者,力倡＂仁明之德＂,同时基于道教长生成仙的主题主张＂明先仁后＂;在政治层面上,提出＂审威德所以保社稷＂,主张恩威并重、仁政礼法并举的德政论。     

“王正月”与“《春秋》新王”论——董仲舒《春秋》思想略论

作为汉代治春秋学大家,董仲舒指出,"王正月"是春秋公羊学的一个重要命题。夏建寅,商建丑,周建子,所正皆不同。王者建正朔的目的在于"变易民心","革其耳目";"王正月"则可以正人伦纲纪,推王道。《春秋》"王正月"也是"大一统"的需要。在董仲舒看来,孔子因鲁史记,撰作《春秋》,设素王之法,而标榜天子之事,托鲁王为君,以黑统取代周赤,以夏为远,以周为近,封宋为故国,合伯、子、男为一爵,从而构成了孔子"新王"改制的主体内容。     

试论董仲舒“不与民争利”的伦理经济思想

一 源于《春秋》大一统的社会理想 董仲舒的学说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必从“天意”和《春秋》那里找依据。作为汉代儒家公羊学派董仲舒一生以治《春秋》为主业。他说“春秋,大义之所本也”(《正贯》。以下所引《春秋繁露》只注篇名),认为“不学春秋”,则无以见前后旁侧之危,则不知国之大柄”(《俞序》)。 从理论上讲,董仲舒的社会理想正是通过阐述《春秋》“大义”而得出来的,这个社会理     

“三统”说与董仲舒的历史变易思想

董仲舒的“三统”说是一个体大思精的历史交易学说体系，它内蕴了“三统”、“三道”、“四法”、“三等”等诸多学说。从表述形式而言，“三统”说是一种历史循环论；而从内蕴实质而言，“三统”说则是一种历史进化论，它突出表述的思想是“继乱世者其道变”，并以此说明汉承周、秦之弊而需更化的必要性。     

董仲舒“更化”改制的政治经济思想探析

董仲舒作为汉代大儒,建构了一套取众家之长的以大一统理论为核心内容的新儒学体系。本文试图以他的“万世亡弊”的一般之道与可变的特殊之道的辩证天道观和新王必“改制作科”的历史发展观作为形而上依据,阐述董仲舒“更化”改制的政治经济思想提出的现实背景和主要内容。他的这一思想对当今社会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略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的新发展 ,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 ,是我们党不断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的行动指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