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译评与翻译理论

通过对一位翻译理论家《苍蝇王》译文选段的评论与改译说明，认为翻译理论对翻译只起导向作用，并不能帮助译者解决翻译中的具体问题，甚至翻译理论并不一定能使翻译理论家识别译文的优劣。拿出好译作，重要的在于译者必须具有良好的语言根底与创造精神。     

翻译生态学与翻译伦理学对译者定位之比较研究

翻译生态学和翻译伦理学之间既有共性也有差异性,这使得两种理论在对译者定位方面既有相同之处也有不同之处,相同之处体现在两种理论论述的都是职业译者,都认为译者受翻译环境的制约,都认为译者处于翻译活动的中心,译文是译者权衡选择的产物。不同之处体现在两种理论从不同视角论述职业译者,此外,在译者受翻译环境制约的程度、译者与翻译"诸者"的关系以及译文的产出方式上两种理论也持不同的观点。     

试论功能翻译理论在旅游翻译中的应用

结合对功能翻译理论的基本原理的探讨,认为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应从译语读者的角度出发,根据译文的预期目的来决定自己的翻译策略与方法。在此基础上结合汉译英的旅游资料翻译的实践活动,对功能翻译理论在旅游翻译中的应用进行了具体分析,指出译者在把旅游资料从中文翻译成英文的过程中,不仅要对英汉两种语言有娴熟的驾驭能力,而且要有认识和处理文化差异的能力,译者在尊重原文的基础上可以采取删减、改译、补充说明等翻译策略,使译文能够达到预期效果,起到沟通交流的目的。     

功能翻译理论在女性主义翻译批评中的应用

女性主义翻译理论存在的两方面问题：一方面，女性主义翻译理论为达到提升女性社会身份的最终目的，过于夸大和强调发挥译者的主体性作用，忽视了译者主体性的发挥也必须遵循适度原则；另一方面，忽视了翻译活动是原作者、译者和读者的互动，对译文接受者未给予足够重视。这两方面问题严重阻碍了女性主义翻译理论的健康发展。在德国功能派翻译理论的核心理论目的论以及“忠诚”原则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女性主义翻译应当遵循顺应差异性的翻译策略，在明确翻译目的的同时，根据译文接受者的文化意识进行翻译。此外，译者在翻译时应当尽可能洞察原作者意图，并与发挥主观能动性结合起来，在不违背原作者写作意图的前提下，充分发挥自身主体性和创造性。     

功能翻译理论在汉英颜色词翻译中的指导作用

功能翻译理论对汉英颜色词翻译具有重要的实践指导意义。＂目的法则＂可以使译者摆脱传统＂对等＂的束缚,积极发挥译者能动性;＂连贯性法则＂可以指导译者在充分理解原文颜色词的文化内涵基础之上,根据译语读者文化,采取直译、转译或意译等不同的翻译策略,增加译文的表达效果和可读性;而＂忠实性法则＂则强调了不同的翻译策略都是由译文目的和译者对原文的理解决定的,译文必须尽可能达到传达原文内涵的预期目的。     

从认知语言学的翻译观看译者主体性

认知语言学的翻译观为译者主体性提供了有力的理论基础,支持并认可译者在翻译活动中进行适度的叛逆性.由于重构的译文是基于译者对客观世界的体验及译者对原文自我理解,因此重构的译文又具有一定的创造性及开放性.本文将认知语言学的理论与译者的主体创造性相结合,对认知语言学翻译观下的译者主体性进行了探究,分析了译者主体性的发挥过程及局限性,并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从功能翻译理论视角谈广告翻译

功能翻译理论对广告翻译具有极大的实践指导意义。＂目的法则＂可以使译者摆脱传统＂对等＂的束缚,积极发挥译者的能动性;＂连贯性法则＂可以指导译者在充分理解原广告的广告效应的基础上,根据广告译入语读者的审美价值而采取直译、转译、仿译或删减等不同的翻译策略,增加译文广告的表达效果和可读性;而＂忠实性法则＂则强调不同的翻译策略都是由译文广告目的和译者对原广告的理解决定的,译文必须尽可能达到传达原文广告效应的预期目的。     

从关联翻译理论的角度看英汉谚语的翻译

英汉谚语是学习研究英汉语言与文化不可缺少的钥匙,但是英汉谚语的翻译却并非易事。关联翻译理论为动态灵活翻译英汉谚语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在关联翻译理论的框架下,为达到翻译的最佳交际效果,译者必须综合考虑原文作者的意图和译文读者的认知语境,选择适当的翻译方法,使英汉谚语的译文具有最佳关联性。     

翻译的符号学单位

关于翻译单位的争论无论在国内还是国外都由来已久,翻译理论家们从不同的角度提出了各种不同的观点。在回顾了现有翻译单位的前提下,论证了翻译单位是一个多元、开放的描写性概念,进而从符号学的视角,提出了符号关系这一符号学翻译单位,论述了它的理论基础和可操作性,描述了翻译的过程,指出翻译的过程是译者通过重新构建与原语文本相对应的符号关系来实现原文信息在译文中最大限度再现的过程。     

从关联翻译理论看儿童文学的翻译——《夏洛的网》汉译本个案研究

运用关联翻译理论,比较了儿童文学作品《夏洛的网》的两个汉译本,探索了翻译理论对儿童文学翻译的指导作用。关联翻译理论带给儿童文学翻译很多启示。首先,译者需要寻求最佳关联性,生成符合译语规范的、通顺的译文;其次,要考虑译语读者与原语读者认知环境不同,进行创造性叛逆;最后,译者需要忠实传递作者的意图,使译文读者获得与原文读者一样多的语境效果。     

译论固可立 译笔价更高——翻译理论与实践矛盾浅析

该文通过对若干翻译教材和翻译论著中一些翻译实例的分析,揭示了这样一个现象:无论是翻译教材还是论著,在理论论述上都颇成一体,但著者在翻译实践上均暴露出功力不足或细心不够,故而,这些教材和论著的指导作用无论在技术上还是在学风上都大打折扣.笔者认为,翻译理论固然重要,但良好的翻译质量则是翻译研究的灵魂所在,也是翻译课程质量的保证所在.即所谓"译论固可立,译笔价更高".     

后殖民主义翻译理论视角下的“零翻译”现象

本文在国内对零翻译问题已有研究的基础上,尝试从后殖民主义翻译理论这一全新的视角来考察零翻译这一日益普遍的现象,得出结论:尽管零翻译在一定程度上有其存在的理据,但是我们更要清醒地认识到,零翻译中蕴藏着翻译霸权的因素,带有文化侵略的倾向,应该慎用零翻译,尤其是政府机构和公共媒体。最后,笔者建议对于零翻译应该采取中文为体,西文为用的态度。     

翻译技术研究新论

早期的翻译技术研究强调的是技术资料翻译研究,而今天的翻译技术研究涵盖机器翻译、计算机辅助翻译、语料库翻译研究以及翻译工具等多个领域.翻译技术应用于翻译具有三方面优势：规范了翻译流程,体现出分层次的翻译,并将翻译教学的工具性与人文性结合在一起.目前翻译技术工具与翻译教学的结合取得了很好的效果,翻译技术对于保持翻译术语、翻译文体、翻译风格的一致性也做出了很大贡献,但是,翻译技术对翻译教学的文本类型有一定的要求,必须是机器可读的文本形式.     

跨文化翻译中的“异化”翻译价值

归化和异化这两种翻译文化立场,向来在翻译界引起激烈争论。翻译实质上是两个文化之间的转换,并非局限于符号学或者文字内部。普遍观点认为翻译过程中应更多的考虑把原语的文化,风俗和内涵传达给目的语读者。因此,在翻译过程中我们主张采用异化为主归化为辅的翻译策略。这可从三方面进行阐释:一是异化策略符合翻译标准中"信"的要求;二是翻译中采用异化手段能够更好地传达原语文化,满足译文读者了解原语国家的好奇心;三是翻译中采用异化手段可以丰富目的语语言的词汇和表达方式。     

翻译中的直译与意译

关于翻译的方法历来为各种学派争论的焦点,可谓百家争鸣,众说纷纭,莫衷一是。透过众多译法主张,不难找出他们所恪守的一条准则,即翻译的标准。翻译的标准是检验一切翻译理论合理与否的唯一准绳。本文从直译和意译的基本定义出发,依据翻译的标准,针对其各自的优点与不足分别加以阐述,究其内在的相互关系并进一步讨论翻译活动中各自所遵守的基本规则。     

西方女性主义翻译理论述评

西方女性主义与翻译研究的结合在上世纪 70年代开始便给传统翻译理论和实践观念带来了强烈的冲击 ,产生了丰硕的理论成果。然而与国内文艺理论界对女性主义理论的广泛介绍和深入研究相比 ,女性主义翻译理论的介绍明显滞后 ,与当前国内深入讨论的后殖民翻译研究的情形也无法相提并论 ,实质性的深入研究更是罕见。尝试对西方女性主义翻译研究进行全面地介绍 ,以便能引起国内译学界的重视 ,促进这一方面的深入研究     

翻译实践离不开翻译理论

针对翻译界争论的翻译实践是否需要翻译理论指导的问题,对比了张经浩先生和孙致礼先生的《爱玛》中译本,并由此进一步探讨了两位译者的翻译观,得出了翻译实践离不开翻译理论的结论。并指出,忠实与通顺是文学翻译的基本要求,二者之间存在着辩证统一的关系。     

翻译批评对翻译教学的启示

翻译批评作为联系翻译理论与实践的纽带,与翻译教学密切相连。翻译批评主体,客体以及批评标准具有多样性,这赋予了翻译批评多元特征。在翻译教学中,教师与学生都能成为批评主体,展开批评实践,共同确保翻译教学有效进行。以翻译批评的多元特征入手,探寻翻译批评与翻译教学的联系,以期得到翻译教学启示。     

论翻译教材中错译范例的矫正

在翻译实践之中,错译是不可避免的事情.但是翻译教材的编者经常把错译的例子当作范例让学生来学习和模仿,这就会把学生导入歧途.本文通过对于几个译例的分析评点和矫正,期望说明在翻译中广博的知识基础才是译者成功翻译的最重要的因素和基础,也是成功编书的基础.否则,译者和编者都会严重地误导学生和读者,教材的权威性也会被破坏.     

阐释翻译理论与阐释过程

阐释翻译理论强调译者应从跨文化的角度对文本进行阐释,旨在不同文化的读者能够更好地互相理解.借鉴了翻译理论家斯坦纳的阐释理论,提出阐释翻译的四个过程,即信赖释意、理解入侵、表达吸收和对等补偿,强调阐释的内容即认知补充的内容,为了避免损失,对等补偿必不可少.阐释翻译对我国翻译理论的构建意义在于它打破了翻译"忠实性"的神话,为译者的翻译实践提供了更加开放的实践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