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的新解读

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是十分复杂的,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的讨论应基于学说与学科的角度,来对这一问题进行解构和分析.从学说的角度看,哲学学说由于受地域和文化的影响,具有独特性和个体性,所以,不同文化,不同地域都有自己的哲学学说.从学科的角度看,哲学学科具有动态性和发展性,只有挖掘中国哲学学科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等方面的独特性,并进行系统的整理和建构,中国哲学学科的独立性才能建立.     

“中国哲学”的利与弊

同济大学德国哲学与文化研究所与香港中文大学哲学系于2005年4月在浙江安吉联合举办了“经典与翻译”学术研讨会,这里刊发的是依据会议发言整理而成的笔谈选辑,主要围绕着“翻译与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问题”而展开,大致按争辩立场排序。除这里提供笔谈的几位学者外,参与讨论的还有:香港中文大学关子尹教授、张灿辉教授、刘国英教授,香港科技大学吕炳祥教授,浙江大学庞学铨教授,同济大学高宣扬教授、陈家琪教授等。     

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研究综述

目前学术界关于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的讨论方兴未艾。近年来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主要探讨了以下几方面的内容：1．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提出的缘由及合法性问题的内涵;2．关于中国古代是否有哲学（或能否以哲学来命名）;3．关于中国哲学是什么的问题;4．关于中国哲学的发展现状;5．关于中西哲学的差异;6．关于如何化解中国哲学的危机问题。关于这些问题的讨论,对于探寻中国哲学的价值、特色以及中国哲学的学科范式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少数民族哲学合法性问题研究述评

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少数民族哲学的存在性问题即已凸显.通过对30多年的相关研究成果进行梳理,归纳出中国少数民族哲学存在性问题的类型为接受汉族哲学说、中国哲学融合说或代表说、中国哲学多元一体说三种;根据思考中国少数民族哲学存在性问题的形式,又归结为四类解决方案,即范武说、阶段说、层次说、广狭义说;在确认中国少数民族哲...     

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再议

自从中国哲学这一学科确立以来,学界曾就“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进行过多次讨论。就西方学者而言,其否定中国哲学 的原因在于以西方哲学理论模式为标准,衡量并排斥中国哲学。以傅斯年为代表的中国学者则是站在保护中国文化的角度来 提出“中国无哲学”的观点。笔者认为：不论中国哲学还是西方哲学,都是“哲学”这一“属”之下的“种”,中西方哲学既有其共性 又有其独特意蕴。面对“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中国哲学的发展应在突破西方哲学理论的视域、发掘中国哲学的独特意蕴的 基础上,注重跨文化比较视域中中西方哲学的会通。     

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再议

自从中国哲学这一学科确立以来,学界曾就“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进行过多次讨论。就西方学者而言,其否定中国哲学 的原因在于以西方哲学理论模式为标准,衡量并排斥中国哲学。以傅斯年为代表的中国学者则是站在保护中国文化的角度来 提出“中国无哲学”的观点。笔者认为：不论中国哲学还是西方哲学,都是“哲学”这一“属”之下的“种”,中西方哲学既有其共性 又有其独特意蕴。面对“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中国哲学的发展应在突破西方哲学理论的视域、发掘中国哲学的独特意蕴的 基础上,注重跨文化比较视域中中西方哲学的会通。     

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的再思考

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问题是在中国现代化和世界化的过程中产生的,对于合法与否的理解也因角度的不同而各异,本文试图在马克思主义有关原理的指导下解决在西方框架建构下的中国哲学不存在“合法性问题”以及中国哲学在全球化的令天,应如何发展自身,实现民族性与世界性的统一。     

中国哲学还是中国思想——也谈中国哲学的合法性危机

西学东渐以来,中国学术始终面临着合法性危机。上个世纪初,中国学者以胡适和冯友兰为代表,按照西方哲学的概念系统疏理中国的文献典籍,形成了中国哲学史这门学科。然而,中国哲学却不断地遭遇究竟是不是哲学的难题。不过,我们不妨以"思想"概念来取代广义的哲学概念,认为西方思想采取哲学思路的特殊方式,于是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是:中国思想具有什么样的特殊方式?然而真正关键的问题乃在于中国哲学是否具有应对当今时代之现实问题的潜力。     

追溯哲学的源头活水——“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问题再讨论

十年前"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问题讨论之所以不了了之,是因为不论是提出质疑者,还是为之辩护者,都事先预设了所谓"哲学"的某种固定标准模式,即哲学之"法"或"迹",而没有触及哲学之"所以为法"、"所以迹"的问题,即没有触及哲学的源头活水——生活或存在及哲学由此源头活水而流变的问题。这就使得所谓"哲学"成为了一种凝固不变的、与现实生活无关的东西,成为了一种关于"器"而不是"道"的言说,从而丧失了存在的开放性、发展的可能性。中国哲学学科发展的核心任务,既不是回到前现代的形而上学,也不是遵从后现代主义的拒绝形而上学,而是从当今世界、当今社会的现实生活出发,去重建形而上学。     

百年中国哲学研究方法之反思与现代发展之路——兼谈思想的创生能力与现代合法性之关系

自西化运动开始的一百余年来,中国哲学的研究活动基本上是为中国哲学寻找合法性根据的过程。对中国哲学的研究方法,除少数一两种属于传统中国哲学的方法以外,绝大部分方法的思想基础是西方的观念体系。这种以西方哲学的立场、流派、思维或方法对传统中国哲学进行解析和批判,实质上是以西方哲学框架体系剪裁和定性中国思想从而给中国哲学观点贴西方哲学标签的行为。这种行为对中国哲学的原生状态视而不见,传统中国哲学的生存性价值和超时空意义遭到了否定,因而中国哲学获得的“合法性”是被判定了“死亡”的“合法性”。一种哲学的“合法性”不在于它是否符合了某种外来的规范或标准,而在于它自身是否在现实社会还具有创生新思想的能力。中国哲学的合法性只能从中国哲学自身在现代社会的创生能力中得到证明,这应当是确认中国哲学是否具有“合法性”的根本标准。创生能力的根本标志就是新的中国哲学诞生———一种既不同于传统中国哲学也不同于西方哲学的哲学;是对两者超越的哲学;是能够与两者对话的哲学。一方面它必然表征的是现代中国人的独特思维方式、独特的语言,另一方面它又提供了值得全人类思考的东西,是属于全世界的。具体标志则应当是出现了可以与《论语》、《老子》、《庄子》等相媲美的哲学著?     

“哲学”概念的家族相似性与“中国哲学”学科范式问题

维特根斯坦的“家族相似”概念避免了本质主义的困境。我们可以借鉴这一思路,将“哲学”视为具有家族相似性的概念和思想方式,从而观察多种多样的哲学活动之间的相似性和差异性交织而成的网络,扩展我们对丰富多彩的哲学思想的理解。基于这种认识而展开广泛的哲学对话,或许是“中国哲学”学科进一步发展的重要途径之一。     

重思中国哲学之"法" ——以"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为中心

德里达、郑家栋对中国哲学之"法"("学理")的颠覆性挑战,为彻底反思中国哲学学科本质、创新中国哲学研究方法,提供了重大历史契机.挑战使我们认识到:中国哲学通史非"信史",而是基于后设"哲学"观念之"追述";作为现代学科,中国哲学及其历史仅仅是中国思想史的一个阶段;中国哲学学科宗旨是致力于中国传统思想现代化;"创造性诠释"是中国哲学学理基础及方法论本质.中国哲学之所以有"合法性"危机,主要是由于"选出而叙述之"范式,致使中国哲学研究同时缺失了"中国效度"与"哲学效度",实质不过是"西方哲学在中国",已不能适应当下时代要求.中国哲学创新之道,在于以回应时代问题为动机,一方面,以"还原性诠释法""经学路径"归根复命,确立中国哲学"中国效度";另一方面,立足于经学文献主体,借鉴西方哲学方法,以比较、对话视域"以中化西","修复"经典历久弥新之价值,保证中国哲学之"哲学效度".     

论中国哲学学科存在的合法性危机——关于中国哲学学科的知识社会学考察

从学科发展的视角分析当前学界所关注的中国哲学史学科存在的合法性问题 ,我们可以发现 :所谓“中国哲学”只能说是东西文化相遇的一个历史性“错误” ,前辈们苦心经营的“中国哲学”仅属于文化际的比较哲学。学界对“中国有无哲学”这一问题的辨惑工作可以归纳为普遍性证明和特殊性证明两种证明方式。中国哲学存在的合法性危机可以归结为中国哲学 (史 )学科是否有必要继续存在、能否存在以及如何存在和发展三个层面的问题。未来中国哲学 (史 )学科的发展 ,在某种意义上与我们对哲学与思想、中学与西学、中国哲学史与中国哲学等问题的解决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     

哲学的经验与情感:从黑格尔那里寻求中国少数民族哲学的合法性

中国少数民族哲学的合法性问题是一个虚假而有意义的问题。黑格尔是西方学界否认中国有哲学的最权威学者之一,中国少数民族哲学合法性问题从根源性上说即是由此而生。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经过30多年的研究、探索,中国少数民族哲学合法性问题研究成果丰硕,但其研究结果仍然值得反思。本文以黑格尔《小逻辑》为依据,根据黑格尔对哲学内容与哲学精神的关系分析及哲学的经验与情感问题探索,认可和肯定黑格尔强调的人们是＂天生的形而上学家＂、哲学是一种＂人性中最伟大的无条件的兴趣＂等思想,从而认为黑格尔的哲学观事实上支持了中国哲学,从而也支持了中国少数民族哲学的合法性。     

中国哲学的合法性——从冯友兰到张岱年

在近代西方文明处于强势的情况下 ,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问题首先还是要通过中西哲学相似性的比照来解决。在这种比照中 ,张岱年从三个方面超越了冯友兰 :1、在内容上 ,张岱年不再要求哲学家面面俱到地研究宇宙论、认识论、人生论的各个方面。 2、在形式上 ,张岱年把注意力从哲学的形式系统转移到了其范畴和命题上。 3、在方法上 ,张岱年把辩证法、实践、“为学之方”纳入到了哲学方法论框架中。笔者认为 ,张岱年对冯友兰这三个方面的超越 ,为中国哲学的合法性提供了更有力的支持     

定义与系统: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之别与结合的可能性

本文将西方哲学与古典中国哲学所重视的方向做比较。我们发现,除了墨家之外,中国古典哲学不那么重视定义,反而重视成语的使用以及思想家的高智灵感,知道在某场合中如何使用适当的语言来诠释。西方哲学重视系统的传统与印欧系语言有密切关系。西方哲学重视某物的单独存在,中国哲学则重视物与物之关连;西方追求某物的明确定义才讲它与万物的关系,中国哲学则从流动的道或太极图把物与物的彼此互相关系当作某物的不能缺乏的因素。不过,近代西方哲学已不追求定义与系统,同时张岱年先生与其它中国哲学家愿意使用定义和系统来诠释中国哲学。中西方哲学两者的碰面对哲学界有独特的贡献。     

跛行的哲学--梅洛－庞蒂的“哲学赞词”或哲学辩护

《哲学赞词》尽管以“哲学赞词”为题,但实际上却是对哲学及哲学生活的辩护。哲学为什么要辩护？梅洛－庞蒂主要从认识、表达、行动（其中也涉及到哲人与大众的冲突、哲学的现实处境等）这三个方面出发,对哲学知识的暧昧性、哲学与现实的潜在冲突及哲学与其他学科的复杂关系等作了深入阐发,最后指出哲学的生活具有“跛行”的特征,从中也体现出了梅洛－庞蒂哲学自身的“暧昧性”特征。     

永田广志对日本近代以来哲学“合法性”的反思—以中国的日本学研究及所谓的“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为背景

永田广志认为日本不是没有哲学思想及其历史,日本哲学思想的近代化必须依凭从“先进国”所进行的“移植”,这又与日本原有的意识形态交织在一起,就不能不发生“变形”。就哲学思想本身的独立过程来看,这一过程还表现为哲学与宗教的分离。他有意从“自由唯物主义”立场探寻日本哲学史的发展轨迹,采用了唯物史观的研究立场和“泛化”的研究进路。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路径合法性的哲学诠思

判定事物在本质上是否是真实的必然,是否具有科学知识的性格,这种证明在于要考究知识是否具有一般可靠性。知识所要求的一般可靠性、合法性,就在于要用科学的认识论认知,对所得知识的基础事实性的描述有理性思考,并且知识要具有潜在的实践环境。构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经济路径就符合这个科学判断的定义,它是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科学运用所得的结论,同时是对中国及其他国家经济建设过程的事实性的选择作出理智思考后的结晶,并且也充分考虑这些选择的现实实践的合理条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路径具有合法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是科学的经济制度。     

张东荪对中国哲学的论证思路研究

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探讨的是在西方文化的影响几乎无处不在的学术环境里中国哲学是否存在、何以存在的问题。对此,张东荪反对西方文化中心论,以人类文化多元论的立场,从中西哲学之异的角度阐明中国哲学的特性,论证其存在的必要性。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这种思路对如何保持文化独立性,促进世界文化多元并存与良性发展有一定的启发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