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主义在中国最早设立的三家银行考

帝国主义在我国設立的第一家外商銀行究竟是什么牌号,直到现在还不很清楚。根据許多書上的記載。有的說是东方銀公司,一說是远东銀行,还有的說是东方銀行,而最近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牟安世著的“洋务运动”一書里,說成是东亚銀行。但据我的考証,这第一家在中国境內开設的外商銀行的牌号应該是丽如銀行;上述的东亞、东方和远东各种名称,实际上都是从英文行名“Oriental Banking Corporation”意譯而来的。 認为东方銀行与丽如銀行并用之說所根据的资料,是1850年以来的“北华捷报”。但这是一份英文报紙,里面并无中文,因此所謂东方銀行云者,仍旧是从英文行名意譯而来。我們知道,在中国的一般外商企业,均各有一个中国行名,甚至把它作为商誉,在资产鱼債表里占着相当地位。所以,东方銀行与丽如銀行并用之說,似并不能从“北华捷报”上得到証实。所肯定的資料,系根据当时官文書的記載(“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89,頁5;“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45,頁71),又見之于私人的著述(徐润——“徐愚齋自叙年譜”);而另一可靠的证据則是“申报”。例如1884年5月21日申报載有丽如銀行倒閉和新丽如銀行重开消息,其間并无提到东方銀行或新东方銀行。关于这第一家外商銀行设立的年月,傳說也是不一。徐潤說它创立于1849年(“徐愚齋自叙年谱”);伪上海市通志館認为是1848年设立(该館期刊第二年第547頁);牟安世亦主此說(“洋务     

忠王李秀成自傳原稿是曾國藩等所伪造的么?(下)

自傳原稿的真偽問題年先生把(1)忠王自傳原稿(2)忠王親筆答詞(3)忠王鈞諭李昭寿三个文件的各項照片放大,仔細对此,發現忠王諭李昭寿手書各字較熟練,筆勢蒼勁;而所謂原供(青按:指忠王自傳原稿,以下同)及親筆答詞各字,則不甚熟練。年先生商請了有关机关送請司法部法医研究所研究筆迹的?胰彾ā＞菟痉ú糠ㄒ窖芯克?56)法医物字第0124号函附之筆迹檢查說明書鑑定的結果,所謂“原供”与所謂“親筆答詞”“字迹潦草不甚熟練”,而忠王諭李昭寿手書則“書寫整齐而老練,筆勢挺而有力”,由于字体与所謂原供及所謂親筆答詞,“草書比对,虽然难獲其相同之点,但从熟練程度上來看,則有老練与生澀之別”。据此,法医研究所的結論是:忠王諭李昭寿手書与所謂“原供”及     

“皇帝”称号的由來和“秦始皇”的正式称号

一、“皇帝”称号的由来 “皇帝”二字最早見于尚書,呂刑称:“皇帝哀矝庶戮之不辜”,“皇帝清問下民”,郑注誤以皇帝为顓頊为帝堯,孟子赵注謂“帝为天”是对的。詩正月称:“有皇上帝”,皇矣称:“皇矣上帝”,毛溥訓皇为大。論語·堯曰称:“敢昭告于皇皇后帝”,集解引孔注訓皇皇为大。宗周鐘称:“唯皇上帝百神”,师詢簋称:“肆皇帝(毛公鼎     

“学术”进一解

在学术研究上展开“百家爭鳴”,便得破除束縛“爭鳴”的清規戒律,敢于同傳統的然而并非正确的成見搏斗。 誰都不会否認学术著作当具有学术性和講究学术質量,但若囿于傳统的成見,以为:必陈义深奥、繁征博引、考窍钩稽者始得謂之“学术”,且更以此来衡量学术質量的高低,那就只能把所謂学术研究封死在“象牙之塔”里,永远不讓新生的人物去探首投足,也永远不同現实生活相接触。这种成見,往往会在无意中砍伐了新苗,也往往会被那些学术研究上的懦夫用来作为阻擋敌手的盾牌。竹风同志写的“学术一解”的重要意义,就在于剝去所謂“学术性”和“学术質量”的神秘外衣,从而有利于“爭鳴”。我完全同意他的見解,但仍觉意犹未竟,所以作“进一解”。什么叫做“学术”?辞源謂:“凡各种事物因研究     

“宋云行纪笺注”读后

馮承鈞遺著“西域南海史地譯叢”六編(中华書局1956年10月第一版)有沙畹撰的“宋云行紀箋注”。宋云行紀是极可宝貴的第六世紀西域史料。沙畹是資产阶級东方学家中掌握实际材料較多的。馮氏譯文之謹严精审,更是讀者所素悉。这样的史料应該是比較令人滿意的。这里的“宋云行紀”出自“洛阳伽藍記”卷五。沙畹以“津逮秘書”本为主,参照了“汉魏叢書”本等,略事校对。关于“洛阳伽藍記”的版本,我們現在有了張宗祥先生很完善的“合校本”(商务印書館1955年11月重印),极便勘对,这里不拟討論。茲仅就沙畹的箋注和馮氏的譯文,略志意見数則。     

“大同書”的評价問題与寫作年代——简答湯志鈞先生

湯志鈞先生的“关于康有为的大同書”一文(“文史哲”57年第1期)对拙作“论康有为的大同書”的批評,其核心涉及有关“大同书”評价的根本問題。这就是:康有为的“大同書”基本上是進步的还是反动的問題。分歧在于:湯先生認为該書的思想基本上是反动的,是康氏晚年“麻痺群众”“反对革命”,“主張保皇复辟的理論基礎”(均湯先生原文)。我不能同意这种看法,而認为“大同書”的主要内容基本上是康有为早期主張資產階級只主、自由的進步思想。下面就湯先生的論断簡單提几点意見。     

詩“駿惠我文王”解

“詩周頌·維天之命”称:“駿惠我文王,曾孙篤之”。郑箋:“以大順我文王之意,謂为周乱六官之职也。書曰,考朕昭子刑,乃單文祖德”,“是言曾孙,欲使后王皆厚行之,非維今也”。毛傳:“成王能厚行之也”。陈奐“詩毛氏傳疏”:“釋文本无行字,厚犹惇也,謂惇用文王之典礼”。朱子“詩集傳”:“駿、大,惠、順也。曾孙、     

试谈学风和学派

我先从一件瑣事談起。最近,很偶然地,我买到了一件書画小卷,那是戴熙(醇士)为張穆(石舟)画的“小栖云亭图卷(第一图)”,附有張穆自書的“亭記”和“券隐詩”。事情是这样的,清道光28年(1848),山西平定学者張穆因体衰多病,更兼怀念他逝世的妻子,乃在北京西北郊雷家桥的宜丁阜地方买了一片山地,一以安葬他的妻子,一以备自己也可以隐居治学。張穆是很穷的,这笔买地的錢还是夫人的遺貲,張穆詩云,“山妻留得首丘貲”(殷齋詩集卷4頁15)。买来之后,張穆也不免大发“考据癖”,发現該地距离金朝章宗的栖云嘯台不远,恰巧他的故     

《穆天子传》与所记古代地名和部族

一、《穆天子传》的发見编校和成书时代(一)西晋汲冢出书的年代今本《穆天子传》六卷,是西晋司馬炎太康年間在汲郡古冢里发見的。关于发見的时間,在唐修《晋書》里?媪巳植煌恼f法: 《律曆志》(上)說的太康元年(公元二八○年);《束皙传》說的太康二年(公元二八一年);《武帝紀》又說的是咸宁五年(公元二七     

论顧炎武思想(下)

(三)明道救世,经世致用的“博学”論顧炎武思想的第二个大节目是“博学于文”。这是他学术思想的总綱。什么叫“博学于文?”他說:“自一身以至于天下国家,昔学之事也。”又說:“君子博学于文,自身而至于家国天下,制之为度数,发之为音容,莫非文也。”可見他之所謂“学”,他之所謂“文”,包括的范围是极广的,“学”不仅指讀書,“文”也不仅指文章。按理說,所有一切自然界以及人类社会的事物,都应該包括在他的“博学”的范围之內?怯捎谒莫M隘的“經世致用”观点,使他的“博学”对象主要限于人类社会的范围之内,而把对于自然的研究放到极为次要的地位。他解释《大学》中的“致知”道: “致知者,知止也。知止者何?为人君止于     

批判高本汉和胡适对吾我、尔汝的错误论点

間题的提出六百多年以前,就已經有人怀疑‘吾’与‘我’有区別。元代赵德在‘四書箋义”一書中写道:“吾我二字,学者多以为一义,殊不知就己而言則曰吾,因人而言則曰我。‘吾有乎哉?’就己而言也;‘有鄙夫問于我。’因人之問而言也。”清代楊复吉在“梦闌琐笔”里,俞樾在“茶香室叢鈔”里,都同意赵德的見解。认为“吾”与“我”,“分別甚明”(楊复吉語),“其語似复而实非复”(俞樾語)。这种見解,由于缺乏有力的科学論据,故未曾流行,仅仅得到少数人的欣賞、附和而已。     

关于李自成之死

关于李自成之死的異說 翻开历史記录,关于明季农民起义軍领袖李自成之死,但举明史为例,已經令人感到相当荒唐。“明史自成傅”說:“順治二年二月我兵攻潼关,…潼关破,自成遂棄西安同,…走武昌…。改江夏曰瑞符县。寻为我兵所迫,部众多降,或逃散。自成走延宁、蒲圻,至通城,窜九宮山。秋九月,自成留李过守寨,自率二十騎略食山中,为村民所困,不能脫,遂缢死,或曰,村民方筑堡,見贼少,爭前击之,人马俱陷泥淖中,自成腦中鉏死。剝其衣,得龙衣金印,眇一目,村民乃大驚,謂为自成也。”由此明史所記,可見清初修明史的时候,对于这位义軍領袖之死,原已有兩种記法。一說謂其自尽,一說則謂其被村民筑堡者击死。自尽,     

目前杜詩研究中存在的問題——評“杜甫詩論”和“杜甫寫典型”

(一) 杜甫的詩是我們文学遺產的宝庫中最有价值的部分之一。目前研究它的人很多,也獲得了一定的成績。如馮至先生的“杜甫傳”一書就曾以比較謹嚴的态度介紹了杜甫及其作品。但是必須指出:目前对杜詩的研究还存在不少問題。表現得突出的是:在傅庚生先生的“杜甫詩論”一書(以下簡称詩論、上海文藝联合出版社1955年6月第一版第四次印刷)和馮文炳先生的“杜甫寫典型”(載东北人民大学人文科学学报——以下簡称学报——1956年第一期)一文中,貫穿着唯心主义观点、庸俗社会学傾向和虚无主义观点。本文試就这些問題,提出自己不成熟的意見。     

論初唐四杰及其詩

一王勃、楊炯、盧照鄰和駱宾王四人,大都生于唐太宗贞观年間,他們的文藝活动集中于高宗时代,所以被称为“初唐四杰”。四人的生卒年代有確切記載的只有王勃一人,据楊炯“王子安集序”:“春秋二十八,皇唐上元三年秋八月,不改其乐,顏氏斯殂。”与王勃在其“春思赋”中所称“咸亭二年余春秋二十有二”的年歲相符合。可見“旧唐書”本傳說他死于上元二年和“新唐书”本傳說他年二十九都是誤記,他应該生于太宗貞观二十三年(公元六四九年),死于高宗上元三年(六七六年),年二十八歲。     

试论所谓“忠王李秀成自传”的动机问题

罗尔綱先生在有关太平天国忠王李秀成諸項著作中,基本論点有二: (一)1944年广西通志館至湘乡曾家据以拍攝照片与抄录之所謂“李秀成亲供”,因和龐际云所藏的所謂忠王“亲笔答詞”,及“忠王諭李昭寿手書”笔迹相符,而确定系出自忠王手笔,为“原稿无疑”。 (二)李秀成“供狀”充滿乞降語句,乃系效法三国演义中蜀汉大將姜維降鍾会的故智进行假投降。我对罗先生的論点不敢贊同,关于“李供”真伪,罗先生所列举之笔迹,經我商請有关專家科学鉴定     

汉语声调的产生和发展

一声调是指全字音的高低升降,主要是音的尖鈍关系,长短强弱是次要的因素。以声调区別詞义是汉藏語系語言的共同特征,汉語声调的产生和發展是有它的长期历史过程的內在趋势和規律,从現代汉藏語系諸語言的迹象来看,原始汉語沒有声調,声調的产生和發展是紧松元音遞减消失和声母清濁影响分記的結果。上古汉語有沒有四声,历代語言学家意見不一,聚訟莫决。明代陈第“毛詩古音考”提出古无四声的说法以后,清初顧炎武“音論”便說古人之詩,四声可以并用;后来江永“古韵标准”又同意顧說。上古汉語沒有四声的說法,几为学者所公认。及至段玉裁“六書音韵表”則謂周秦汉初之文,有平上入而无去;孔广森“詩音类”繼之又說入声創自江左,古     

“乡土中国”里的费孝通

费孝通是喜欢“著書立說”的。“乡土中国”中的14篇文章是先在講台上对青年学生放毒的講稿,接着又“随講随写,随写随寄,随寄随发表”在“世紀評论”上,对更多的讀者放毒,但他唯恐这样还放得不够,又編为“观察丛書”出版,从1948年4月到7月,仅短短4个月即发行了3版,可見毒是放得很快很广的。費孝通写“乡土中国”的动机是“想勾出一些中国基层社会結构的原則,接下去应当是更具体的把这結构,从各部分的配搭中,描画出一个棱角”(“乡土重建”后記)。这就是說,在这本書里,費孝通要“勾出原則,画出棱角”(应作“輪廓”——作者)。旧中国基层社会的結构,在費孝通看来是和西洋的“現代社会”(实指英、美)很不相同的,西     

李开先和他的“林冲宝劍記”

(一) 明代李开先,是个著名的戲曲家。有人称他为“词壇之飛将,曲部之美才”。然而“明史”記載他的事迹,只有寥寥三十余字。“章邱縣志”中的小傳,也是非常簡略的。开先的“閑居集”和“揭要集”,是研究他的生平的重要资料,却又很难見到。他的戏曲作品,大約有“宝剑記”、“登壇記”、“断髮记”和“一笑散”。至于“梧桐雨”一种,尚不能確定。这些作品,最容易見到的,僅有“圆林午夢”(附文秀堂本“西廂记”后,暖紅室本大同小異)。“断髮記”,据说日本藏有明万曆刊本。“宝劍記”,很久以來,只流傳“夜奔”一折(見“纳書楹曲谱”),最近“古本殿曲叢刊”影印了原刊本,才使我們看到了它的全貌。其他数种,目前还没听到说有傳本。     

郭沫若先生“管子集校叙錄”之商榷

管子一書,汉書藝文志列道家,隋書經籍志列法家,然通核全書,雖言道法為多,而實亦兼載兵家、縱横家、儒家、陰陽家、農家之言,蓋後之治管氏之學者掇拾成書,典雜家為近,故漢志孝經有弟子職,儒家有內業,今列管子書中,是其證也。傅子謂“管仲之書,過半便是後之好事者所加,以     

元代賦役制度考略——兼評李劍农宋元明经济史稿“元代賦役之变态”一节

关于元代的賦役制度,一般通史著作中談得都很簡單,且往往包含着許多錯誤(如呂振羽的簡明中国通史就是如此);李劍农先生的宋元明經济史稿一書,总結了中国和日本兩国学者的研究成果(主要是解放以前的),对宋、元、明三朝的經济史作了簡明扼要的敘述,对一个普通历史学者說來,这是一部有很大参考价值的書。李先生以古稀高龄,写出这样一部書来加惠后学,是值得欽佩的。但其中也包含着不少錯誤,在若干重要问题方面并往往有所遺漏,尤其是“元代賦役之变态”一节,誤漏特多,本文的目的在簡單介紹元代的赋役制度,特别是补充李先生遺漏的地方,同时指出李先生的錯誤所在(附帶指出元史和新元史中的若干錯誤),请李先生和历史学者們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