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与民族自治地方和谐关系构成研究

在我国宪政的建设过程中,中央与民族自治地方关系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深入探讨和正确处理中央与民族自治地方和谐关系对我国的宪政建设、民族自治地方的快速发展尤为重要。本文从中央与民族自治地方和谐关系的内涵出发,通过对中央与民族自治地方权力和谐关系、党政和谐关系、民族和谐关系、组织和人事和谐关系、制度和谐关系以及行政和谐关系的研究,阐释中央与民族自治地方和谐关系内容。     

中央与民族自治地方政治关系的制约因素

在政治实践中,制约和影响中央与民族自治地方权力分配和民族自治地方自治权行使的因素很多,在宏观上主要有国家权力来源的论证方式、中央与地方权力划分的方式、经济运行体制、财政体制、执政党组织体制和执政方式、国家的法治化程度等.针对这些因素采取应对之策,不仅是保证民族自治地方自治权有效行使的前提,也是实现民族政治关系治理的关键.     

中央与民族自治地方立法分权的法律实证研究

在宪法意义上,对中央与民族自治地方关系的处理,我国采取的是立法化的分权模式,在实在法体系中,《民族区域自治法》及其他相关法律也都有关于中央与民族自治地方分权的原则和具体范围的规定。但是,这些数量规模庞大的法律规范并没有真正建构起一个具有明确性和可操作性的分权制度体系,而国务院及其各部委在一些领域享有实质性界定中央与民族自治地方权力界限的法定权力．则进一步加剧了立法分权模式异化危机的关键所在,为此,必须修改相关法律规范的具体内容,健全民族区域自治法律解释体制,完善中央与民族自治地方权限争议解决机制。     

民族自治地方与中央和谐关系法治保障研究

在世界格局转换的今天,为促进民族发展、西部地区和谐发展、完善宪政民主,必须充实民族自治地方与中央和谐关系法治保障。本文分析了民族自治地方与中央关系法治保障现实困境,从究政保障模式构建、民族自治地方与中央关系法治保证途径、实现民族自治地方自治的方式（财权、事权自理）三个方面提出观点。     

美国宪法针对各州的禁止性规定的对我国民族区域自治地方的启发

美国宪法规定的针对各州的禁止性规定在保护国家安全,统一市场,保护人权等方面有很大意义.虽然我国宪法没有规定哪些权力由中央政府统一行使,哪些权力由民族自治地方行使,而只规定了各民族自治地方所要享有的权力.美国宪法上的这些禁止性规定对我国的民族区域自治地方与中央关系有借鉴意义.     

浅析政策执行中中央与民族自治地方的关系

政策执行是政策方案变为政策现实的重要过程。在政策执行中,中央是政策的制定者,民族自治地方是政策的执行者之一,由于双方存在利益冲突且民族自治地方拥有特殊的自治权,导致民族自治地方在执行中央政策时既有法定的变通执行要求,又有为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产生的变通执行的愿望。文章从政策执行中中央与民族自治地方的特殊关系成因的分析出发,对政策执行中中央与民族自治地方的关系现状进行分析,指出其不足之处,并提出完善政策执行中中央与民族自治地方关系的路径。     

自治立法的宪政困境及路径选择

民族自治地方立法自治权的充分行使,是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良好运行的基础和前提,然而在现实的政治实践中,自治立法权行使得不尽人意.导致这种状况的根本原因是现实宪政体制下集权的政治理念和行政化的分权体制,因此,必须树立地方自治理念,将行政化的中央与地方权力划分模式转变为立法化的中央与地方分权模式,进一步明确中央与民族自治地方权限,完善中央与民族自治地方畅通的利益表达机制,健全中央与地方权限争议的解决机制.     

财政共治:中央与民族自治地方财政关系基本框架

财政共治是建立在分税制基础上的中央与民族自治地方特殊的政府间财政关系。其中,中央政府发挥主导作用。财政共治以支出责任与财政共治力匹配为原则,以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为目标,其基础在于民族自治地方税权的完善,方式是中央对民族自治地方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     

中国国家权力垂直配置新论——基于国家结构形式的视角

中国现行宪法关于国家权力的垂直配置的制度,被作为"国家结构形式"的内容予以探讨,并将中国具体的国家结构形式定性为"单一制国家结构形式"。然而,从国家结构形式的原理上考察,与同为社会主义制度的东盟国家越南类似,中国(除台湾地区外)中央与地方权力配置规则除了以分权(decentralization)为前提的中央与特别行政区这一具备国际社会地方自治特征的制度设计外,由于传统注重中央集权的"单一制"观念影响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自下而上的"地方自治"性质的内在张力,中国大陆无论是中央与一般行政区域,还是中央与民族自治地方,并不存在单一、连贯的垂直权力配置逻辑。这种状况导致中国大陆中央与地方权力法治化面临无解困局。     

论我国民族自治地方立法的几个问题

本文探讨了有关我国民族自治地方立法的五个重要问题,即民族自治地方立法的涵义、民族自治地方立法的性质、民族自治地方立法的法律地位、自治法规制定主体的系属、民族自治地方立法的重点选择。在此基础上着重指出,民族自治地方立法是民族自治地方的权力机关和行政机关具体行使国家立法权的一种治国活动;民族自治地方立法是原创立法与地方立法、一般立法与特殊立法的统一;民族自治地方立法只能在本辖区内有效;赋予民族自治地方的人大常委会以自治法规的制定权,实行经济立法和文化立法并重,既是民族自治地方完善立法体制的需要,也是民族自治地方适应全面建设小康和谐社会的需要。     

民族自治地方经济自治权及其行使探析

经济自治权的实质是中央或上级国家机关与民族自治地方基本经济权限的划分,是国家经济利益和各民族自治地方经济利益的协调与平衡。法律赋予民族自治地方行使经济自治权的基本精神是加快经济发展。民族自治地方要根据实际情况敢于和善于依法不失时机地请求上级国家机关依法履行职责;敢于和善于依法行使"变通执行或停止执行"的自治权;敢于和善于依法制定"变通规定"或"补充规定";保障民族自治地方行使经济自治权的行政法规、部门规章以及自治区自治条例等应尽快颁布实施,以促进经济发展。     

社会转型期少数民族文化利益保障探析

文化利益是少数民族的根本利益之一.保障民族文化利益,关系少数民族的生存与发展,关系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在社会转型期,少数民族传统文化正遭受前所未有的冲击;少数民族在接受现代教育,享受现代文化成果等方面还处于落后状态.对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嬗变,既要持宽容的态度,又要加强保护.国家要加大对民族地区文化建设的投入,帮助少数民族发展现代教育科技文化事业,切实保障少数民族的文化利益.     

中央与地方政府促进产业发展的关系——基于光伏产业准入规制政策的演化博弈分析

由于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产业准入规制目标存在一定差异,地方政府为维护自身在经济发展、结构调整、就业促进等方面的利益,在执行国家产业规制政策时可能会出现一定偏差,即不完全执行中央政府的准入规制政策。鉴于此,通过构建光伏产业准入规制下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博弈模型,对地方政府执行中央政府光伏产业准入规制政策时产生偏差的原因,对中央政府的监督方式进行了演化博弈分析,研究发现: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采取混合策略支持光伏产业准入规制政策的执行对双方都有利,因此地方政府对于光伏产业准入规制执行应采取支持与合作的策略,中央政府应积极引导地方政府提升支持光伏产业发展的偏好程度,确保地方政府支持光伏产业的偏好程度达到双方利益均衡,实现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双赢。     

蒙元政府推行土官制度的原因和特点

本文论述了蒙元政府推行土官制度的原因和特点。笔者认为，土官制度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产生的，它与蒙元时代西北民族地区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状况相适应。其特点主要有：重用土官，土流参治，土官民族成份复杂，中央政府对土官有任命权与处置权。蒙元政府通过土官加强了对西北民族地区的统治     

西部大开发中少数民族地区的自主发展

民族因素是西部地区的特殊＂区情＂,西部大开发实际上是少数民族地区的大开发、大发展,为少数民族地区的自主发展提供了绝好契机。少数民族地区只有实现自主发展,才能实现本地区的自治和真正繁荣发展。研究少数民族地区的自主发展,实际上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探索民族自治地方实现自治和经济社会发展的目标、道路、途径等重大问题。     

民族区域自治法中两种变通权之间的联系和区别

民族区域自治法根据宪法规定了民族自治地方自治机关的自治权共27项,其中有两项变通权:一是对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变通;二是对政策的变通。这两项变通权既有联系又有区别。明确二者的联系和区别,有助于自治机关正确行使这两项变通权。     

民族地区中小城市一体化发展中的几个瓶颈问题——以延龙图城市一体化为个案

民族地区中小城市一体化发展过程中存在着如政府现行管理体制的束缚、因思想观念保守导致的制度创新难度大、财政资金的自给率偏低、资金贫血现象严重等其特有的几个瓶颈问题。要彻底突破这些瓶颈,关键在于如何使民族自治地区政府获得与其他地级城市政府相同的管理城市的权限和职能,以利于培育具有重要辐射带动功能的区域中心城市。但是,要改革现行的民族自治地区管理体制,面临着来自《宪法》及其他相关政策法规的制约,亟需国家层面的政策支持。     

地图上的中国与历史上的中国疆域——读《中国历史地图集·前言》、《历史上的中国和中国历代疆域》感言

谭其骧先生是我国杰出的历史地理学家,是历史地理学科主要奠基人和开拓者之一。他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倾注30余年心血主持编绘的《中国历史地图集》,以其内容之完备、考订之精审、绘制之准确赢得了国内外学术界的高度评价。在处理历史上的民族关系、中外关系和疆域边界等问题上,他始终坚持在尊重历史事实的前提下,努力做到有利于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他所确定的关于历史中国、中原王朝、边疆政权、非汉族政权、地方政权、自治地区之间关系的原则,对于中国史、民族史、中外关系史、中国历史政区地理等学科的研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