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农村语境下刑事和解适用之可行性

农村语境下刑事和解具有广泛的适用空间。2012年刑事诉讼法修订新增"当事人和解的公诉案件诉讼程序"作为特别程序之一,为农村地区适用刑事和解提供了法律依据。农村地区对刑事和解程序适用有丰厚土壤;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以和为贵"与"恢复性司法"理念的契合、自由裁量权理论以及刑事诉讼模式理论是刑事和解在农村地区适用的政策和理论基础。     

生态学视阈中的刑事诉讼

刑事诉讼系统作为一个社会生态系统,在惩罚犯罪与人权保障、发现真实与正当程序、控诉与辩护、解决纷争与政策实施等多个维度上遵循并体现着生态平衡原理。与世界其他国家普遍做法及刑事司法国际准则的要求相比,我国刑事诉讼体现生态平衡原理的内在要求还存在相当不足。因此,运用生态平衡理论指导我国刑事诉讼系统,推进中国司法改革与刑事程序改革,从而实现刑事诉讼生态化就成为一项重要的历史使命。     

论被告人的程序选择权在我国的建构

程序选择权是体现刑事被告人诉讼主体性、参与性的一项诉讼权利,由于其涉及某些刑事程序的展开或某种刑事诉讼制度的实施,西方法治国家在不同程度上均重视和赋予了被告人以该权利。在我国,由于传统诉讼文化、现行诉讼机制等因素的影响,不管是审判程序还是审理方式,被告人的程序选择权均处于缺失状态,从而导致不少问题。鉴于此,我国应在刑事诉讼制度中合理建构被告人的程序选择权,以充分保障被告人的人权,实现刑事诉讼程序的正当化。     

论合理诉讼构造与我国刑事程序的完善

为实现刑事诉讼目的 ,国家不仅要通过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 ,宣示刑事诉讼追求的价值目标 ,而且还要确立实现刑事诉讼目的的活动原则、程序 ,各专门机关及诉讼参与人的地位、相互关系 ,以及体现诉讼主体间基本关系的格局。这种刑事程序法律规范所确立的构成刑事诉讼的各基本要素之间的诉讼地位和相互关系 ,就是刑事诉讼的构造。建立合理的诉讼构造 ,必须以符合诉讼规律的科学理念与原则为指导。为此 ,以符合诉讼规律的科学理念与原则为指导 ,明确我国刑事程序完善的方向 ,对于进一步完善我国刑事诉讼构造 ,实现刑事诉讼目的 ,具有十分重要的…     

我国的刑事诉讼结构——一个亟待澄清的概念

我国在共时性语境下展开的刑事诉讼结构研究容易遮蔽一个历时性形成的问题:现代刑事诉讼结构与其理论基础浑然一体,其制度表达服务于西方由来已久的程序正义观;我国当下的刑事诉讼结构与我国的理论传统在整体上也是协调一致的,其制度表达基本上服务于我国当下日遭否定的实体本位说。家庭本位观决定了我国古代刑事诉讼中追诉者对被追诉者进行追诉、审问的两面结构。集体优位观决定了我国1979年刑事诉讼法确立的国家专门机关对被追诉者进行犯罪追诉的简单结构和当下刑事诉讼的畸形结构。我国当下的刑事诉讼结构亟待实现现代化,需要充分确立被追诉者的基本权利,取消检察机关对刑事审判的监督权,在审判前程序中确立中立性裁判者的法律地位,实现追诉权与裁判权的分离。我国刑事诉讼结构的现代化需要以"以人为本"的发展观为理论支撑。     

刑事政策视野中的认罪与和解关系研究

公诉案件的认罪程序与刑事和解是我国刑事司法改革的重要内容。认罪程序与刑事和解在追求刑事诉讼的效率方面确有异曲同工之妙。然而,从刑事政策的角度来看,单纯的认罪程序具有自身无法克服的缺陷。认罪是刑事和解的前提条件,刑事和解制度有助于达成公平与效率的合理平衡,因此,使认罪程序与刑事和解相协调,促进两者的有机结合,必将有助于诉讼程序价值与功能的进一步完善。     

公共政策过程中的"话语民主":现实抑或乌托邦?——基于对南京市"话语民主"实践的实证分析

近20年来,当代主流学科领域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了后现代主义的冲击,公共行政领域亦不例外。90年代,一些学者基于后现代社会的某些视角,提出要以公共政策中的话语理论来取代传统的行政模式。话语民主理论的研究视角使我们看到"公共能量场"的形成、多元价值观念的融合以及通过政府与社会多元主体之间的互动形成"话语"的共同治理等对于公共政策过程的重大意义。然而对于未曾经历过现代性之洗礼的中国而言,充分实现政策过程中的话语民主究竟是现实的民主图景还只是一种乌托邦式的理想幻景呢?由此本文通过对南京市的实证调查,对公共政策过程中的话语民主实践进行实证层面的解析,分析后可以发现由于某些主客观条件的限制,当前充分实现政策过程中的话语民主实践似乎还比较理想化。因此本研究尝试对影响公民参与公共政策过程中的话语民主实践的因素进行剖析,期望可以为政策过程中的话语民主从"乌托邦"走向真实的图景提供一些可行性的数据支持和建议。     

刑事侦查中如何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

宽严相济不仅是有关刑事实体处理的政策,也是有关刑事诉讼程序的政策.我国刑事侦查程序的很多方面都体现了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但也存在与该政策不相符的地方.宽严相济刑事政策要求刑事司法秉承保障人权、和谐公正的理念,为了在刑事侦查中全面贯彻这一基本理念,应当规范强制措施的适用,在侦查终结的处理上引入和解制度,重视人权保障,在法律的轨道内贯彻严打方针.     

当前刑事公诉中存在的若干问题探究

刑事公诉是刑事诉讼程序从立案侦查转化为刑事审判的重要诉讼活动,在刑事诉讼中发挥着重要的功能.但是,我国刑事公诉还存在不少问题,这些问题的存在不仅制约着刑事公诉工作自身的发展完善,而且影响到刑事诉讼整体功能的发挥和司法公正的实现.本文拟就其中若干重要的问题加以探究.     

论网络公共话语空间的政策价值及其制度培育的必要性

公共话语空间是指公众就社会事务展开自由、集中的理性讨论,并藉以形成共识、产生公共意见的话语平台。当代中国通过"行政吸纳政治"的制度培育路径,来构建网络公共话语空间的政策价值在于,借助以网络为载体的"部分人的对话",强化公共政策问题构建的合法性,不仅有利于决策者对公共政策问题做出界定和判断,而且有助于生成一种"有管理的自治"的话语平台,来解决社会转型中出现的难题。     

刑事执行立法一体化新论

与刑罚的观念形态、规范形态、宣告形态相比较,刑事执行作为实现国家刑罚权的一种实践形态,在程序序列上居于整个刑事诉讼的最后一环,在功能发挥上具有收官意义,是一个完整刑事诉讼程序的闭合形态.中国目前刑事执行在观念上理解偏狭,以监狱法为基干法的刑事执行法律体系暴露出刑事执行立法的壁垒性,尤其是与刑事诉讼法文本的疏离引致刑事执行实践的诸多弊病.实行刑事执行立法一体化是刑事执行社会化、文明化、法制化、科学化的必然选择.     

刑事特别程序探析

刑事特别程序是当今刑事诉讼制度建构中的一种发展趋势。本文对西方国家的刑事特别程序进行了介绍 ,并对在我国建立刑事特别程序的必要性和可行性进行了分析。     

论文化话语的文学生成路径

文化话语的叙述能力和传播能力直接关系到文化软实力、文化影响力的强弱。文化话语的生成母体是相应的文化资源,文化话语在文化产业或文艺作品对文化资源的挖掘和开发过程中生成。文化话语的最佳生成路径是借助文学媒介来实现。从文学内容到文化认同,是文化话语生成的母体性、再生性元路径。"文化话语场"是文化话语形成后的存在方式,一系列形态各异、内核趋同的"文化话语场"最终构成具有民族文化特色的文化话语体系。     

在线诉讼对刑事诉讼的冲击与协调——以刑事审判程序为切入点

随着科技与司法关系的日益紧密,在线诉讼在刑事诉讼中的适用大量增加,在线诉讼在刑事诉讼中主要适用于远程讯问、远程作证和在线庭审等场景。在线诉讼在给刑事诉讼程序带来高效与便利的同时,也对实现直接审理原则、控辩双方有效质证以及诉讼参与人权利保护等方面产生潜在不利影响。为实现在线诉讼与刑事诉讼程序的协调发展,应理顺刑事诉讼中在线诉讼与线下诉讼的关系,保障辩方在在线诉讼中依法享有的诉讼权利以实现控辩平等原则,并建构完善的个人信息权益保护机制。     

当代中国纠纷解决的三种话语及实践探析

引入"话语"概念,"道德话语""政治话语""法律话语"可以作为当代中国纠纷解决的三种话语。"道德话语"是以中国传统思想为指导、以儒家伦理中的"礼"为中心建构起来的、强调实质正义的话语体系;"政治话语"是由中国共产党缔造的、为了一定政治利益和政治目标并经历了共产党建设到国家建设演变历程的话语体系;"法律话语"是以保障现代社会"权利—义务"关系为核心、以国家制定的法律规则体系为导向、强调程序正义的话语体系。在中国社会转型期,三种话语指代了三种不同的合法性生成系统,并呈现出"显性分化"与"隐性冲突"两种相貌。这就要求我们在文化自信的基础上探寻三种话语之间的关系协同与权威配置。只有符合中国本土文化的法治建设,才能持久运行,发挥作用。     

最后的持守:律师参与死刑复核再评价

目前,我国还不具备全面废除死刑的条件,但通过程序保障慎用死刑,已成为学界的共识。律师充分介入死刑复核程序,对于保障该程序功能的实现尤为关键。因此,有必要检视我国现行刑事政策下死刑复核程序的性质与构造,使律师按照《刑事诉讼法》总则部分关于辩护与代理的规定享有相应的辩护权;在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中进一步扩大人权保障的成果,充分发挥律师在实现死刑复核程序的功能和价值方面的作用。     

论刑事司法职权配置中的效率原则

诉讼效率原则作为刑事诉讼的重要价值,应当体现在刑事司法职权配置中。在不同的诉讼模式下,效率原则有不同的内容体现,对刑事司法职权配置有不同的要求。刑事司法职权的合理配置是推进刑事诉讼程序高效运行的重要保障。权力自由度的扩大、程序控制性职权和程序过滤性职权的强化是效率原则在刑事司法职权配置中的主要体现。     

刑事诉讼特别程序立法的建立与完善

宋英辉、茹艳红指出,新《刑事诉讼法》增设了特别程序,包括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诉讼程序,当事人和解的公诉案件诉讼程序,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逃匿、死亡案件违法所得的没收程序和对实施暴力行为的精神病人的强制医疗程序等,既在章节体例上健全了我国刑事诉讼法律文本,也在许多方面完善了我国刑事诉讼制度,体现出我国刑事诉讼立法不断总结司法实践经验和借鉴域外经验,刑事诉讼制度逐步走向科学、民主和精密。增设特别程序,可以适应我国司法实践的需要,符合联合国刑事司法准则的要求。     

刑事诉讼中的证据自由及其限制

所谓证据自由,指在刑事诉讼中,法律及判例原则上不对证据形式作特别要求,犯罪事实可通过各种形式的证据予以证明.证据自由是各国刑事诉讼对证据资格的普遍设定,是现代刑事证据制度体系下刑事程序特质、刑罚效率追求及揭示案件真相的必然要求.但证据自由亦应遵守"权利保护"及"司法尊严"的正当性要求.我国刑事诉讼采用可采证据枚举模式,与刑事证据自由原则构成尖锐的矛盾,不符合现代证据制度的要求,理应作出修改,确立证据自由原则及其相应的保障体系.     

刑事和解制度解读与构建

恢复正义与报应正义、个人本位与国家本位、刑事纠纷的传统公力解决与刑事和解私力解决之间的矛盾,在刑事和解制度和传统的刑事诉讼之间有所体现.但是,我国深厚的"和舍"文化根基、现行法律的相关规定以及有效解决刑事纠纷的司法实践,都是刑事和解制度在我国生根发芽的法理基础.在构建上对刑事和解的适用范围进行限定,并规定严密的程序,目的都在于防范刑事和解制度可能发生的道德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