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王阳明的圣人观

佛、道和儒家思想对形成王阳明以"良知"为基础的"吾性自足"的圣人观产生了重要影响。他的圣人观的主要内容是:在道德认识论上,圣人是道德主体和道德客体、知与行的统一;在道德行为上,圣人是存天理、灭人欲的道德价值载体;在道德修养上,圣人吾性自足,具备最本质的人性。王阳明的圣人观是对先儒圣人观的"自我超越",完成了儒家圣人观从"庙堂"到"人间"、从"书斋"到"民间"的伟大转变,实现了儒家圣人观的世俗化、大众化和民间化。     

论两宋理学家的圣人史观

圣人在中国文化的价值坐标上占有醒目的位置,圣人观念具有强大的融摄作用,这种融摄力在以泛道德主义为价值取向的历史学中表现得尤为突出.传统史学的思想起点就是首先建构以"圣人"与"圣人之道"为理论基础的先验意识,承认"圣人"所创造的一切思想理念的绝对合理性.然后在这种认同的前提下寻找解释的合理性.作为历史创造者的圣人在两宋理学家这里被最终角色化地确立下来了,在以后的中国思想传统中,圣人这种与天地为一,博施济众的完美人格不可能被其他英雄人格所替代.圣人成为道德理性的完美代表,圣人时文明史的巨大贡献被认为来自圣人自身所具有的道德理性的力量.     

中国传统文化的圣人观

圣人是中国文化追求的作为人的最高目标,做人做到圣人,也就达到了人生的极致。各家各派都对圣人有一个基本的认识,那就是圣人是具有最高道德水平和最高智慧的人。另一方面,在圣人具备哪些素质、圣人概念的具体内涵等方面又有不同的理解。儒学在人伦日用上为圣人命名,认为圣人具有最高的道德,可以向天学习,制定人间的礼乐制度,得天理,行教化。先秦道家的圣人观与汉代以后的道教成仙的目标相结合,演化为唐以后内丹而仙、救世救民的圣人观。中国医学则认为圣人和于阴阳,淳德全道,恬愉虚无,治病救人,仁心仁术。     

张载视域下的孔子

在张载的视域下,孔子固然为圣,但并非"生而知之"的"天纵之圣",而是"困而知之""蒙难正志,圣德日跻"的圣人.孔子成圣,是其道德日进所达到的最高境界,个人道德之美和社会教化之功是孔子圣人境界的两个维度,而"为去圣继绝学"的远大志向、"道不远人"的社会情怀、"抱道不易"的坚定信仰、"先事后得,先难后获"的道德原则,是孔子成圣的内在原因.孔子为去圣所继的"绝学",以"礼"为核心.虽然孔子不用于世,但他在文化、政治、教育上均有才能与贡献.张载对孔子人格的诠释意向,是张载将自我生命感受投放于孔子的人格映照,也是张载人格养成的理想基准、"以礼为教"主张的人格体现.     

先秦儒学社会秩序建构中的圣人权威

先秦儒学圣人是道德权威、政治权威、思想权威多个维度的统一,在社会秩序建构中发挥着类似韦伯所说的"感召力权威"的作用。圣人作为政治权威是社会秩序建构的应然主体,体现了圣人和民众之间的支配和服从的关系。圣人作为道德权威是社会秩序建构核心价值的人格载体,能够通过其人格影响力把儒学所倡导的"仁"推广到家、国、天下等人类共同体中去。圣人作为思想权威是人类历史进程基本原理的领悟者,具有最高智慧,在社会秩序建构中发挥着百世之师的作用。先秦儒学在社会秩序建构中突显圣人权威旨在把制度权威和体现这种制度价值的人格权威结合起来,以追求长治久安,这对于当代中国社会秩序建构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王阳明思想的当代价值简

王阳明的思想来源于理学又超越理学,创立颇具特色的心学,其本质或核心内容是良知,因此又称为良知之学。其基本观点是把人视为道德主体,以提高人的道德素质、成贤成圣为终极关怀,并主要通过心即理、吾性自足、人人皆可为圣人、良知及致良知、知行合一等一系列命题展开,辅以讲学等实践活动来实现自己的主张。心即理肯定了道德主体性、主体的道德自律,而吾性自足、人人皆可为圣人则体现道德意义上的平等与自由,良知与致良知昭示着主体的道德自觉,知行合一突显道德实践的作用。这些思想不仅在中国思想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对现今社会的道德建设也具有重要的价值。     

“通”的哲学——周敦颐的思与行

周敦颐博学力行,在思想上直承孔子而推陈出新。他虽然也围绕"修齐治平"的理想建构理论,但他有一系列别具新意的阐发,如强调"本必端""则必善",提出"家难而天下易,家亲而天下疏也"的困境,以及"复其不善之动"的修养方法等等。特别是他的《太极图说》和《通书》融通体用,贯通天人,沟通古今。《通书》对"圣人"的推崇,贯穿始终,但也追溯"圣人之本""圣人之道",体用贯通,条理清晰,收放自如。在"天下""天"和"人"之间,周敦颐又突出"势""识""力"的作用;他认为天下顺安的关键在于天道施行而圣明的德行得以修成,孔子是行道义、修圣德的典范;但周敦颐并非主张对孔子的盲目崇拜,而是把老子所说"道尊德贵"进一步强化为"至尊者道,至贵者德",同时突出"人"最难得的就是"道德",而每个人自身获得"道德",必须依靠良师益友。周敦颐认为君子也可以追求富贵,只不过君子所认为的"贵"是道的充实而无所亏欠,君子所认为的"富"是自身的安稳而不忮不求。周敦颐其人其文仰之弥高,钻之弥坚,其学问之格局,其人格之气象,是宋儒之中最接近孔子的。     

圣人之言与社会心理

作者认为圣人之言与社会心理既是有区别的，又是有联系的，圣人之言，来自于对社会基层心理的观察、总结与思辨。圣人之言是圣人希望社会做到的一种境界，而非现实。现实往往与之有很大距离，有时甚至是截然对立的。儒家圣人之言转化为社会心理就是通过培养传播圣人之言的人才，法律儒家化，伦理、道德、政治三位一体等机制实现的。而只有有了一个良好的机制，圣人之言才不会成为基层民众的对立面，才能启迪人的心灵，引导人求真向善，探求生命的意义；而只有这样，圣人之言才能化为健康的社会心理。     

"心利之有天下":荀子"心"的先验演绎

"心利之有天下"有"通感说""平比说""差比说"三种传统诠释,它们的争执让荀子"既肯定又否定""心好利"的"矛盾"张显,人拥有"顺情性"与"顺礼义"这一双重性"自爱"(self-love)的事实被尖锐地揭示了出来,构成荀子辨说的存在论"所与"(the given)。荀子的辨说以"事"言,是"目辨白黑美恶"的"辨",也是"修正治辨"的"辨",然后才有所谓"辩说"。因此一方面,荀子没有只在范畴里打转,而是"引入历史",由"心好利",经"心容其择"的可以为善可以为恶,到"心利之有天下"的全粹之美,是一无限定的时间长串。即唯有通过自下而上地与恶斗争,通过各种办法的讨价还价,特别是知识的、政治的讨价还价,才有望获得善。另一方面,为了防范"善"只是一种"运气",荀子又演绎出了一个"新人",即"圣人"。"圣人"宣示了"心灵革命"的必然性,自由任性的人因此才能直下对道德法则感兴趣,做出断然的道德行为。前者是经验时间中的"道德的修行法",性恶论有其用,人类社会并非一个自然的天真无邪状态;后者是本源时间中的"道德的教义学",性恶论毫无用处,在任何糟糕的情况下,人都应保持足够的道德力量。两相结合,荀子的辨说在矛盾冲突中给出了一条"窄"而"美"的从恶到更善的不断进步的道路。     

《管子·水地》与古代水文化

《管子·水地》是古代水文化中的一篇奇文佳作,它把水看成万物的本原和生命之源,由水的自然特性联想到人的道德品性,由对水的自然崇拜而想象出从水中化生的神灵。圣人以水施行教化,龙、龟等神灵以水为栖息地,充分表达了水在人的生活世界中的重要地位。     

《白虎通》中的谶纬思想

本文围绕中国传统政治合法性的建构以及天、君(圣人)、民等概念的来历、定义和关系,对<白虎通>中的谶纬思想进行了解析,揭示维系天、君(圣人)、民三者之间关系的纽带是以所谓"为民"为核心诉求和表达的政治道德,这样的政治道德也因此成为君权独尊下的中国传统极权政治合法性建构的关键要素,"以德治国"成为中国传统极权政治的主要特质.     

中国古代思想家对于精神生产的论述

中国古代思想家对精神生产的论述相当多,留下了极为丰富的遗产。但尚未引起学术界的重视,这里只从三个方面简单地介绍中国古代思想家对于精神生产的论述。一、精神产品的创作中国古代把道德高尚而又极端聪明的人称为圣人。认为只有圣人才能提出高明     

论先秦儒学心性思想的历史形成及其主题

本文认为先秦儒家的心性思想将"心"析为三义,而"性"的范畴具有主观与客观之间的中介性质.先秦儒家心性论主要涉及两个层面的问题.围绕着人的本质问题,孟子和荀子提出了迥异的性善论和性恶论,其症结有三一是"性"之定义的歧义;二是应以何者作为参照标准判定人性;三是圣人与凡人之"性"有无区别.围绕着如何实现或转化人之心性的问题,孟子以"尽心知性"论,荀子以心知"道"论作为答案.孟子言道德心以及内省自反,而荀子分疏了认知之心的感知与分析综合两种功能.     

论王夫之君子人格思想的四层面向

王夫之继承了前人的君子人格思想,以"正学与开新"的学术风格凸显君子人格的深刻内涵。王夫之对君子人格的规定体现了德、圣、行、美四层面向,以德性人格、圣人人格、道德实践和内外合一比照君子人格。君子人格思想的四层面向是:德性人格是基层面向,圣人人格是理想面向,道德实践是日用面向,内外合一是审美面向,四个面向的思想体现了内圣外王的学术路线。     

水:先秦儒家理想人格的道德象征

先秦儒家的理想人格是中国传统道德理想人格的思想渊源。他们推崇圣贤道德 ,追求君子理想、博施济众、安邦定国、修己安人、惠而不费 ,奠定了中国传统道德理想人格的基准。圣贤君子是先秦儒家理想人格的核心 ,也是其追求的最高理想。作为道德完美的典范 ,先秦儒家理想人格的最高层次是圣人。圣人是道德的理想者 ,不仅具有崇高的德行 ,而且把自己的德行践行到社会生活中去。对一般人而言 ,圣人的标准是很难达到的。这种理想人格的基本内容可以体现为以下五个方面 ,即仁爱精神、重义精神、厚德精神、自强精神以及献身精神。本文重点以水性喻征…     

证心以证人——刘宗周道德哲学探赜

为救正明末阳明后学蹈空之弊,刘宗周创新心性义理之学,建构了以本心为提挈的道德哲学:一方面,心性合一,阐释人心开展道德实践的客观性与必然性;另一方面,以意主心,挺立道德实践过程中人心主体性、能动性和自觉性的可行性与必然性。刘宗周的道德哲学不仅论说了人开展道德实践活动的客观依据和可能理据,还论说了道德实践的可操作步骤,以圣人、君子为道德价值目标,在证心中实现证人的目的。     

法儒道三家人生哲学比较研究

法家学说以人性恶为理论前提,主张任法治世,故视其为"恶人学说";儒家学说则以人性本善为基,强调道德仁义,着意于为平常生活中的平常之人建造和谐生活的秩序,故视其为"常人学说";道家学说则主张用自然无为之道教化民众、经营人生,超越而远识,故视其为"圣人学说"。三家人生哲学当互涵统摄,兼取并用,方是人类长治久安之道。     

恒心堂读书答问

问天命所有、而众人有之者、圣人皆有之、人以情为有累也、圣人不去情、人以才为有害也、圣人不病才、人以欲为不善也、圣人不绝欲、人以术为伤德也、圣人不弃术、人以忧为非达也、圣人不忘忧、人以怨为非宏也、圣人不释怨、然则何必别于众人乎、答圣人发而中节。而众人不中节也。中节者为是不中节者为非挟是而行则为正。挟非而行则为邪。正者为善。邪者为恶。而世儒乃以善恶言性邈乎辽哉。问人心中大段恶念、卻易制伏、最是那不大段计利害、乍往乍来底念虚、相续不断、难     

王阳明的拔本塞源论

王阳明的"拔本塞源论"虽然只是答顾东桥书的最后一部分,但与答顾东桥书的前面部分主要针对顾东桥的具体疑问相比,具有论根本的意义,相对独立的意义。正惟如此,王阳明死后其弟子后学把这段文字独立出来命名为《拔本塞源论》,这使得此篇在理学史和思想史上享有了特殊地位。王阳明所说的拔本塞源,主要是就"私己之欲"、"功利之毒"而发的,而正确的拔本塞源的方法在他看来就是真正的、没有受到曲解的圣人之学。在他看来要学圣人之学,必须要了解圣人之心,圣人之教。圣人之心就是"以天地万物为一体",圣人之教就是推广"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来克除人的私心,去掉其蒙蔽,恢复人们的本心。王阳明接着论述了安分勤业的思想,特别批判了春秋战国的"霸术"和主张法术势的法家,他认为霸术和法家是功利之学的主要代表。他特别对这些学习者出仕任官后出于功利之心、不能安分守责的现象作了描述和分析,针对当世大夫的官场风气与学风,在他看来,士大夫风气充满了私智和功利,已经成了败坏社会的主要痼症。王阳明的这篇文字,对近代以来中国人的建国实践,对当代干部官员的道德修身,以及对广大社会的人生提升,仍有其不可忽视的意义。     

孔子对于“君子”意义的另一种界定

孔子所界定的“君子”,一部份是与“小人”相对的泛称,一部份则是低于“圣人”、“仁人”层面的特称,指那些既有道德理想、又有生活理性的人。后者顾及个人和家庭的物质生活,不同于为道德信仰而牺牲一切的“仁人”。他们给人的感觉是文雅、博学,有才艺,懂礼仪,在社会上讲友情,行孝悌,敬重职业,参与政事,而且内在具备省思、忠信、仁爱、道德的品质。建国以来宣传的人物都相当于“圣人”、“仁人”,普通人难以企及,因此孔子界定的另一种“君子”意义给予我们特别的启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