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政类碑刻与唐代的地方治理

唐代的德政类碑刻制造、固定、改写、传播带有神异色彩的传奇故事,具有“神化”地方长官的功能,甚至成为祠庙的替代品,这是唐代的变化,与唐人崇尚德政立碑的观念有关。石碑本身也被赋予了“神力”,亵渎石碑会遭受惩戒,这种异闻与禁忌反映了百姓怀念良吏的情感延续。在地方治理过程中,德政类碑刻及其所记载的传奇故事发挥了重要作用,地方长官用以疏解民意、稳定民心、树立权威,王朝国家借此参与地方治理、宣示权力更迭,民间社会借以参与政绩评价、表达政治诉求、满足心灵慰藉。石碑的刻立与传奇故事的制造,鲜活展现了王朝国家、地方官吏、民间社会之间的多级政治互动,相关研究可以为理解中国古代碑刻的功能增添新视角,也是对中国古代地方治理的立体化考察。     

公众视角与地方治理：宋代地方官员德政的书写及功用

宋人对传统中古良吏的德政书写模式产生质疑,其多以地方士民的视角书写地方官员的德政事迹,使得德政书写呈现出走向公众视角的书写特点。这些德政事迹逐渐成为士人交流的话题以及交际圈的展示。地方民众会向上表达地方官员的德政,甚至诣阙颂德请留,从而使其由一种政治情感上升为政治舆论。官方对于德政事迹的回应因事而论。德政在地方治理中具有教化及塑造榜样的作用,使得地方发展得以赓续,减少政权更迭对于地方发展的阻滞。而德政事件所带来的名与利会使得地方制造德政事件频发,这也引起中央对于地方德政事迹的警惕。     

魏晋南北朝考课对象探讨

魏晋南北朝时期,朝廷通过制定考课法,将中央官明确纳入考课对象,改变了秦汉时期考课偏重地方官的倾向。与地方行政制度改革相适应,州刺史、郡守、县令、乡官等地方长官成为考课的重要对象。散官、内外长官之属吏及专业技术官员,亦需接受考课。魏晋南北朝考课对象呈现扩大化趋势,反映了其时皇权政治的伸张。     

明朝仁宣之治与地方治理结构的调整

"仁宣之治"的出现,固然与朝廷君明臣良,大政方针正确,措施有力等有关,但是更重要的是,基层社会治理取得了成功.朝廷及时调整基层社会治理结构,荐举选拔得力大臣充当地方府州县的长官;且对地方官员严加考察,久任责成.因此,地方官多循吏,他们维护了基层社会的稳定,兴利除弊,发展了生产,安定了民生.可以说"仁宣之治"的出现,基层官员甚有力焉.     

北宋中期宣抚使角色的转型

北宋前期,宣抚使沿袭唐代旧制,为中央临时派遣到地方主持赈灾、安抚民众的朝廷使臣,在任务完成后即回京复命,设置较为少见.而在北宋中期以后,为应付与西夏、金等少数民族政权长期而激烈的战争及平定内部叛乱等需求,宣抚使的角色发生了显著变化,逐渐由安抚百姓的临时朝廷遣使演变为指挥地方多个路分军事作战的军政长官.随着职能的增重,担任这一职位的官员资历也日益升高,多为朝廷副宰相、枢密副使等军政大员,其设置更趋频繁,地方化趋势日益明显.同时,这一转变也促进了宋朝前线军政权力集中,有利于作战指挥,对于平定地方叛乱,维护宋朝国防安全和国家统治的稳定也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宋代的诣阙上诉

宋代诣阙上诉的主要形式是击登闻鼓和邀车驾。内容包括政治问题和政治斗争,控告地方官的不法行为,经济、司法、文化、军事问题,家庭私事、诬告等。对诣阙上诉,朝廷在符合规定条件下是允许的,而地方官基本是反对的。针对复杂的诣阙上诉内容和性质,有时皇帝亲自接见,对反映重大问题有功者给予奖励,对为引起朝廷重视不惜采取自毁肢体的极端做法予以惩治,对于无理取闹、侥幸欺诈者则予以严厉处理。对于诉求的问题和对象,朝廷或引以为戒、形成制度,或惩治有关官员,或及时处理问题,或接受建议除弊兴利,但也有不受理或不解决问题者。宋人对公平、公正的追求和维护个人、地方乃至国家利益的诉求,使得诣阙上诉成为一种比较普遍的社会现象。这种对官方权力的制约、监督以及民众正当权利的维护方式,核心价值是宋人对命运的抗争和对制度的抗争。宋人享有一定的诉讼权、申诉权并充分运用,本质是追求公正权,包含着一定程度的人权意识。这些有利于历史发展的积极因素,值得充分肯定。     

两晋宗室官员佐官、属吏试探

两晋时期 ,宗室官员对当时的政治影响深刻 ,而其佐官、属吏同样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 ,这一政治群体的兴衰演变历程鲜明地体现了两晋时期政治发展的大势与特点。西晋时期是门阀贵族专政的时代 ,西晋宗室官员的佐官一般由朝廷任命 ,宗室官员作为府主对其人选有一定的建议权和推荐权 ,而属吏则由府主自行辟除 ,朝廷不加干涉。宗室官员一般都极力延揽名望之士以为佐官、属吏 ,藉此提高自己的政治声望和地位 ,在朝廷政争之中 ,这也往往成为扩大政治势力的一种手段。而朝廷为崇重宗室官员 ,一般通过增加其佐官、属吏员数的方式以示恩宠 ,并藉此强化宗室官员藩屏中央、镇静地方的作用。东晋时期 ,政局变为庶族地主专政的时代。虽然东晋宗室官员的佐官、属吏在任用方式、人选、数量上与西晋差异不大 ,但由于宗室官员权力受限 ,政治地位下降 ,东晋大部分时间内宗室官员佐官、属吏制度的发展处于相对停滞的状态。     

魏晋迄隋官员任期探讨

曹魏官员尚无明确任期规定,两晋始规定官员任期为六年.南朝刘宋前期行六年之制,后期改为三年制,此被南齐、萧梁和陈朝继承并有所变革.北魏早期以久任为原则.自孝文帝至北魏末,地方官任期为六年,中央官则为三年.北魏宣武帝后规定散官任期为四年.东魏北齐地方官任期不足六年,西魏北周内外官任期为四年.隋朝开皇年间几经改革,至开皇十五年文武长官任期稳定为四年.杜佑所云"魏晋以后,皆经六周"的说法值得商榷.     

两晋宗室管理制度述论

西晋宗室管理机构相对完备 ,专职机构及有关关涉机构协同处理宗室事务。其长官人选较重 ,尤其宗师一职均由位望显赫、戚属尊重的宗室担任。西晋朝廷对宗室的管理比较宽松 ,限制较少 ,宗室的社会活动不受约束。东晋时宗室管理机构或并或省 ,其官员人选转轻。朝廷对宗室限制较多。宗室在东晋大部分时间内遭到压制、打击。两晋政治格局、政治发展特点的不同直接造成了两晋宗室管理制度之间的差异。     

春秋时期政治生态变迁与赞美诗类型演化——兼论春秋时期赞美诗的诗礼文化内涵

春秋时期赞美诗就赞美对象而言,可以分为赞美天子、诸侯、卿大夫和士四种类型,都透露出以"五礼"为主的礼仪制度规范与以"五伦"为主的伦理道德规范,具有丰富的诗礼文化内涵。这些赞美诗类型的演化进程,与政治生态环境——政治思想、政治制度、政治格局、政治风气和社会风气的综合状态与环境密切相关,也就是说社会政治生态变迁促进了赞美诗类型的演化。但就整体状况而言,"论功颂德"的基本特点一直延续,"将顺其美"的创作动机一直未变,"以德配天""敬天保民""尊贤重才"的政治观念依然存在,"教化风人"的基本功能依然如旧,尤其是创作主体以"德政""德行"为中心的价值取向与以"言美"话语为中心的审美观念贯穿始终,彰显出这一时期赞美诗历史性与现实性融合、社会化与政治化结合的基本特质。     

东晋加官散骑常侍略论

加官为中国古代职官体系的常见现象,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散骑常侍为主要加官之一。在东晋,重要职官如中央尚书省长官、地方重号将军一般会获得散骑常侍的加官。总体来看,对高级官员加官,有对其以示朝廷优宠的意味,对低级官员则还有提高品级的意义。     

清代福建风暴潮灾害与防治

因地理环境影响,清代的福建省尤其台湾岛是海洋风暴潮灾的多发区。面对频繁发生的海洋风暴潮灾,福建人民为抗击灾害而共同努力着:创办义仓,修筑长堤以备灾;地方官员在临灾抢救,在朝廷赋予自助支配官银赈灾的权力下迅速展赈济灾;由地方士绅耆老倡捐银粮以赈灾民等。通过对这些赈灾措施的考察,以希能为我们今天抗击风暴潮灾的社会应对提供借鉴和帮助。     

唐朝的因灾蠲免程序及其实效

唐代对自然灾害及其赈济非常重视,建立了一套包括地方报灾、御史检灾、朝廷下令损免等内容在内的比较系统完整的因灾蠲免制度,并将其纳入唐律。在报灾检覆过程中出现的匿灾、妄报及相关的营私舞弊行为,与唐代文官的考课制度有很大关系。这使得唐朝的因灾蠲免实效受到政治状况与吏治好坏的影响,在唐代不同时期由于官员不同,因灾蠲免的效果是不同的。     

翰林学士与唐代文学

唐代翰林学士是“天子私人,“”侍从亲近,人臣第一,”在皇权享有绝对权威的封建国家位极人臣。翰林学士由文士充任,因此又可谓是词臣之首。身负政治与文学的双重角色,占据政治与文化的双重制高点,他们跟文学的关系不同于普通的文人。翰林学士对文学有隐性与显性的双重作用,不仅以卓越的创作与理论丰富了唐代文学,同时还以特殊的身份影响着文人心态与文坛走向。     

唐代谏诤风气与文学家谏官的命运

由于在唐代谏官任职资格中,文学占有相当大的比重,因此,文学家以其所秉有的文才成为谏官队伍中的主力。尽管唐代君王基本都有求言纳谏的意识,但在不同的时代,谏诤风气还是有很大的差别。这种差别直接影响到了唐代文学家的人生轨迹,改变了他们的政治命运。可以说,唐代文学家的政治命运折射着唐代的政治风气和唐王朝的命运。     

开放尚和精神与唐朝乐舞繁荣

唐朝乐舞繁荣,主要原因是帝国采取开放的国策,一是破“雅俗之辨”,立“和”为主题;二是破“亡国之音”论,给政治与音乐关系松绑,让音乐回归娱乐本位;三是破“夷夏之辨”,广泛地吸纳胡乐.所有这一切,带来唐代音乐创作力的解放,带来唐代音乐的繁荣.     

唐代石刻文献的左行书写

唐代石刻左行书写呈现以下特点：其一,具有较强的私人性和民间性,以官府名义刊立的石刻罕见采用这一格式;其二,具有较强的文本选择性,各种类型的题记、诗文题刻和墓志运用这一格式相对较多;其三,受石刻形制的影响,摩崖刻、洞壁题刻、附刻类石刻和墓志较为常见,而其他石刻形制罕见。唐代这一书写格式从宗教逐渐推广到世俗领域,地域上呈现出由北向南传播的轨迹。唐代石刻左行书写的推广运用与皇室、文人官僚有较大关系,正是他们的接受、使用和宦游迁徙的传播,起到了示范、带动效应,拓宽了这一书写格式的空间场域和文本使用范围。唐代石刻文献左行书写很大程度上受到了梵文佛经书写格式的影响,展现了唐代中外文化交融互鉴的丰富图景。     

明代后期政权运作对政府公文走向的影响

政府公文作者大多为朝廷官员,与其他文体作者相比,这是一个对政治变化反应极为敏感的文人群体,也正是因为这一特殊性,才使得朝廷政权运作上的任何细微变化都会直接反映到公文文风的走向上来。明代后期公文走向之转变,一方面是由于朝廷政权运作体制发生了变化;另一方面则是当政者的个人行为所致。     

论唐代中央政权对边疆少数民族的诚信政治

唐代统治者将诚信从道德层面提升到政治层面,成为处理少数民族关系的一个重要原则。唐能秉持"诚信",既与当时崇尚诚信的思想传承有关,也与当时的历史进程相连,同时也离不开统治阶层的开明"纳信"。唐对少数民族"施信"表现在制定律令以立信;和亲、通婚以互信;"爱之如一"以示信;精选边镇良吏以护信;设羁縻府州以推信。其结果是既获得了边疆各少数民族对其最高宗主权的认可,使各民族得到充分融合,也稳定了边疆,发展了经济。     

隋末县令的政治抉择及影响

隋末县令是隋唐之际不可忽视的一股政治力量。隋初为了巩固中央集权,隋廷采取种种措施,加强了对地方官员的控制,但隋末动乱削弱了这种控制,作为最低一级地方政府的长官,隋末县令趁机扩大了自己的权势。面对动乱,他们做出不同的政治抉择:或弃官避难,或婴城自保,或参与举事,或自立为王。而隋末举事者也大多重视对他们的招抚,甚至以其为最重要的谋士,其中尤以李渊最为典型。隋末县令的选择及随后的行动对隋唐政权的更替以及李唐王朝的巩固都产生了不小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