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呼韩邪单于在与汉“和亲”中的主导作用

以往史学界在论及西汉后期出现的汉匈六十余年和平友好关系的时候,对昭君出塞的作用估计过高,而对呼韩邪单于和亲的历史功绩却重视不够,这其中不无大汉族主义的因素。事实上,呼韩邪单于乃是开创汉匈友好局面的真正主角。     

王昭君与琵琶

西汉元帝时(公元前48年——前33年),王昭君远离中原,来到匈奴地区,与呼韩邪单于成亲,从而加强了汉与匈奴间的关系,发展了两族人民间的友好团结,成为后人称颂的历史名人。王昭君其人其事,在我国早已成为一则妇孺皆知的佳话。不少地方戏剧、曲艺、民歌和民族器乐,都有“昭君出塞”一类题材的作品,就是有力的佐证。     

昭君出塞与汉匈社会民生之考察

昭君出塞"和亲"是汉匈几百年来在战争与"和亲"过程中唯一的一位良家女以汉王朝名义参与和亲的事件.昭君出塞"和亲"既曲折表达了个体民生的愿望,更促进了当时社会发展和社会民生的改善.昭君出塞"和亲"表达了个人行为背后的社会因素;展现出传统社会中个人与国家利益之间的密切关系;满足了当时农耕经济与游牧经济的客观需求.     

昭君出塞与蹄窟岭刍议

王昭君深明大义,胸怀君国大局,置个人祸福于度外,请缨远嫁匈奴,其精神是可歌可泣的;其业绩赢得安边息民,致汉匈间长期和平亲善,更具深远影响和历史意义。昭君与呼韩邪由长安至单于庭的路线,当东渡黄河北上,循涑水、汾河、桑干河三河河谷一线,经蹄窟岭至杀虎口出塞,是蹄窟岭、红沙岩口实属很可珍贵的历史文化资源与可资开发的旅游资源。     

从考古资料探索汉匈关系——以和亲与文化交流为例

纵观汉朝与匈奴的关系,和亲与文化交流在汉匈关系史上有着突出地位。近年来,随着匈奴考古学的深入展开,在匈奴人活动的中心地域(即今蒙古国),发现了大量的墓葬、城址、聚落遗址等文化遗存。这些发现使我们对汉匈和亲政策及诸多方面有了更加清晰的了解和认识,提供了丰富而详实的实物资料。本文拟就蒙古国匈奴贵族墓葬出土的汉代中原地区的物质文化遗存为主要考察对象,并结合文献史料,将汉匈和亲关系及北方草原游牧文化与中原农耕文化交流、互鉴与融合等方面做一探索。     

匈奴地区的中原人口及汉匈关系

虞常等中原人口在匈奴社会里的实况,诺颜乌拉墓葬中出土的实物皆说明:两汉时期在匈奴地区匈汉人民之间,不存在相互敌对的思想意识。匈奴南下入塞“寇盗”中原边郡是不争的事实,但其目的是为生存而获取经济物资。匈汉争夺只是发生在局部的、暂时的现象,双方关系的主流是和平相处、互通有无。     

论西汉对匈奴与西域诸国的经济文化渗透

西汉王朝为打击匈奴而通使西域。为了使西域诸国与匈奴断绝关系,和西汉王朝一起攻打匈奴,达到断匈奴"右臂"的目地,西汉对西域诸国进行了经济文化渗透。匈奴在汉武帝的打击下,对汉朝称臣;汉王朝为巩固汉匈的君臣关系,对匈奴进行了经济文化渗透。     

悲情的超越与升华——历代昭君诗分析视角的转型——试论文人笔下的昭君形象

提及昭君,人们都会想到“昭君出塞”,想到昭君为民族利益、民族团结、民族和平的舍身精神。在“四美”之中,她的口碑品行最多最好,千百年来被世人传诵最盛。随着时代的进步,昭君也不断的体现着她的时代性、民族性,昭君出塞不但产生了众多诗歌,也增进了民族的团结,促进了民族文化的交流与融合。     

试论中行说的民族关系思想

中行说是西汉时期投降匈奴的宦官,颇受老上单于和军臣单于的器重.他的民族关系思想主要包括匈奴之强因其风俗,抗礼汉庭、反对民族歧视,以汉之长补匈奴之短等观点,其民族关系思想以反对汉化为主要特征.中行说民族关系思想的形成,既与汉朝对中行说的排挤有关,也与匈奴单于及其部众的支持有关.他的民族关系思想虽然立足于匈奴的现实,但也片面夸大了汉朝文化的作用以及汉与匈奴的对立,对汉匈关系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影响.     

浑邪考

浑邪部,地处河西走廊及新疆东部,扼守丝绸之路孔道,其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她所属人口众多,但汉武帝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的一年之内,被汉朝军队杀、虏及随同浑邪王降汉的,就有九万多人,当然其中也有一部分休屠部人。因此,无论就汉匈关系、汉与西域的关系、匈奴与西域的关系,浑邪部无疑都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无怪乎在汉武帝元狩二年一年之内,汉朝军队连续两次向匈奴发起的猛烈攻击,其打击对象都是浑邪、休屠二部,     

匈奴与西汉频繁密切的使节往来

匈汉之间,除经济文化及军事交往外,使节往来也非常频繁密切,有时其交涉还很复杂激烈。平城之役匈奴曾成功瞒哄十辈汉使。汉使本为窥探匈奴是否可击,却将刘邦送进白登重围,刘邦又利用汉使营造出的局面乘机脱围。匈奴贵人使者作为单于先行而入汉,死于中原。匈奴扣留汉使苏武与其初衷绝对相悖。使节往来为军事、政治、经济服务,其主动权因势力强弱变化而易位。无与伦比的强大凝聚力将匈汉人民聚结在一起,共同创造了伟大祖国的光辉历史及灿烂文化。     

冒顿请婚新说

《汉书·匈奴传》所载冒顿向吕后请婚被视为汉匈关系中极为典型之事,而《史记》中却不载此事。前人多认为司马迁出于政治"忌讳"不载此事,东汉时班固不再"忌讳",因而在《汉书》中重新记载此事。这种解释虽有合理之处,但也存在一些疑问。从《汉书》增补内容的疑点以及匈奴对汉朝社会的影响来看,冒顿请婚一事应为谣言。谣言约产生于太初四年之后,为司马迁所未见,故《史记》不载。东汉初年,由于汉匈关系再度紧张,冒顿请婚之事重新被勾起或被创作出来,又为班固所见,从而被载入《汉书》之中。谣言虽然不可信,却反应了时人恐惧匈奴、憎恨匈奴、希望德化匈奴以及不满吕后女主干政等社会情境。     

试论地缘条件对汉匈关系发展的影响

汉匈关系的发展演变是两汉时期重要的政治现象,双方强弱位置的转换与两汉时期的政治地理条件关系密切.研究发现汉匈双方不同的自然地理环境对双方综合实力形成有重大意义;阴山、河西走廊等战略要地的得失限制了匈奴势力的发展;长城防御体系的形成则使汉政权获得了战略优势.?＃     

论西汉对匈奴政策的演变

西汉对匈奴政策的演变大致经历了四个阶段。汉武帝元光二年(公元前133年)以前,基本上实行与匈奴"和亲"的政策;此后十多年间,试图通过军事打击以制服匈奴;漠北之战以后,又代之以政治招抚为主、军事威慑为辅的策略;汉武帝以后,汉王朝对匈奴实行了较为宽松的"羁縻"政策,汉匈双方虽有君臣名分,实为兄弟之国。西汉对匈奴政策的演变,是与其内外形势的变化和汉匈双方的力量消长密切相关的。     

昭君和亲的历史功绩

王昭君是汉民族著名的和亲使者,她同匈奴两代单于和睦相亲,平息了汉与匈奴两个朝廷多年的战争,保证了边境人民的安居乐业,促进了两地经济文化的交流。因此,自元以后,"立功的昭君"这一文化形象逐渐为中华民族所接受。     

唐诗三种创作主题与西域器乐文化关系的流变考释

唐诗中有三类创作主题与西域乐器有密切关系:昭君出塞与琵琶、文姬归汉与胡笳、公无渡河与箜篌。这种关系在被不断误读的过程中丰富、深化和变异。     

汉文化对匈奴社会影响初探

匈奴自与汉地发生联系后,就受到汉文化的较大影响,这种影响强烈地表现在各个层面上.具体从语言、文字、思想、典章制度、生产技术以及社会风尚等六个层面,较详细地介绍了汉文化对匈奴社会的影响,指出汉、匈两族的文化交流是双向的,汉族文化同样受到了匈奴文化的影响,并使汉族的经济文化生活更加丰富.另外,中原农业文明的发达、和亲政策的实施、汉匈两族的互迁,尤其是民间交往密切并自愿融合,是匈奴汉化的主要原因.     

居延汉简反映的汉匈边塞战事

20世纪出土于居延边塞的汉简文书,记载了汉代居延地区汉匈军事冲突的真实状况。在简文纪时段内,汉匈战事主要发生在汉宣帝、新莽以及东汉建武初年。匈奴进攻汉塞一般在春夏之交或秋冬时节,具体时辰在早晚时段。匈奴进攻的方式一般为数十人的团体式进攻,有时采取包围伏匿策略重点进攻。匈奴入侵汉塞杀略吏卒,劫夺兵器财物,焚烧塞防,对汉塞造成严重破坏。汉塞吏卒面对匈奴入侵,严明烽火制度、禁止人员往来,积极用弓弩射击,武职官吏带兵防御追击,进行了积极有效的抵御。     

试论匈奴分裂的原因

东汉初年,匈奴分裂为南、北两部。造成匈奴分裂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内在的历史原因,又有外部因素的影响。争夺单于继承权的斗争直接导致了匈奴的分裂。匈奴贵族归汉事件的屡屡出现;政治制度的不完善;汉匈联系的加强、南北差距加大,使匈奴从内部逐渐瓦解,促使国家走向分裂。自然灾害严重、汉政府和其他民族政权的军事打击以及王莽的民族政策影响,使匈奴内乱加剧,加速了匈奴的分裂。     

昭君文化符号生成原因考

王昭君出塞是民族关系史上最负盛名的一次和亲事件,围绕昭君和亲两千多年来产生了大量的文艺作品和学术论著,王昭君已经成为各民族高度关注和共享的中华文化符号。毋庸置疑,平民女子浓烈的家国情怀和大局观念是昭君文化符号生成的历史基础;吃苦耐劳与勇于牺牲使得昭君出塞成为我们民族伟大精神的象征符号;各民族广大民众努力追求民族友好团结和共同发展的强烈愿望,应是王昭君名扬天下、昭君文化符号形成的根本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