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冯友兰《中国哲学史》

李约瑟和冯友兰都是学贯中西的大家,又是好友。此二人关于《中国哲学史》的“对话”,庶几有助于当前的冯友兰研究和李约瑟研究,故将此书评介绍于此。     

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今昔评

在中国哲学史的学科建设中,冯友兰先生的《中国哲学史》是海内外影响最大且最久的著作。近年来对冯著《中国哲学史》有一些批评本属正常,但有的批评并不符合实际或有所误解。比较对冯著《中国哲学史》的今昔不同评论,笔者仍认为此书对中国哲学史的论述应属最能客观,且最能深观,并认为此书将中国古代哲学分为子学时代和经学时代亦有作者之卓识。在中国传统学术中有其固有的哲学思想,但哲学这一学科的引进则是一个划时代的变化。     

晚年定论谱新篇——冯友兰著《中国哲学史新编》解析

冯友兰恢复学术自信后,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重写中国哲学史。他拓宽论域,把哲学定位为精神现象学。他认为哲学史是历史学中的一门专史,研究哲学这门学问的发展的历史。他强调中国哲学史以中国哲学为具体的研究对象,应当以中国历史上三个大转变为基本线索。第一次大转变时期是春秋战国时期,第二次大转变时期是近代,第三次是现代,中国进入社会主义社会时期。以三大转变时期为关键,冯友兰把中国历史划分为四个时代,按照这四个时代安排全书的框架结构和基本内容。     

冯友兰中国哲学史研究的启示——兼论哲学与哲学史

一 每门学科都有自己发展的历史,但哲学学科的历史与一般自然科学的科学史不同,自然科学史有其客观、公认的内容,但哲学史是每一哲学家用自己的或别人的哲学观点去回顾、整理的以往哲学发展之历史。因此,不仅不同时代有不同的哲学史著作,同一时代的不同作者,或同一作者在其不同的时期,对同一论述对象与范围的哲学发展,也会写出不同的哲学史。每一大的哲学家,如果有兴趣写哲学史,他必可以也必会写出一部他的独特的哲学史,该哲学史之内容,基本上就是他自己的哲学在历史上萌芽、产生、形成与发展的历史,并以他的体系的出现而告完成。哲学史既然具有这种特点,故一部哲学史不仅会     

论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方法论思想

冯友兰在其中国哲学史方法论思想的提出、确立、深化、拓展和综合的发展进程中,始终保持着高度的方法论自觉;由他所提出的研究中国哲学史的方法所形成的方法论系统,是20世纪中国哲学史研究领域所取得的重要成果,为实现中国哲学史研究方法的近现代转化作出了积极贡献;他试图从方法论上将中国传统哲学的直觉主义方法、西方哲学的逻辑分析方法和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方法和辩证法打通,实现中国哲学史研究方法的融会贯通,为中国哲学史研究开启了一个明确的方向;冯友兰把历史学的方法、哲学的方法和其他学科的方法相结合,为中国哲学史研究和中国哲学史学科建设奠定了方法论基础。     

中国哲学史:从胡适到冯友兰

1915年冯友兰到北大读书时,偌大中国研究中国哲学史的,只有一部谢无量的《中国哲学史》。从名字上看,这本书视无所不包的“道术”为哲学,“六艺九流”无不入其范围,经学、史学、文学都是其研究对象。 这种哲学与非哲学问题混淆不分、哲学仍然是经学的附庸的见解,在当时北大的中国哲学门也大有人在。北大中国哲学门有三门主课,即中国哲学史、诸子学和宋学。当时中国哲学史这门课程由陈汉章先生主讲,讲授时间为二年。他讲课的特点是旁征博引,漫无边际,所讲授的中国哲学史课程,从三皇五帝讲起,讲了半年才讲到周公。学生们听得没有耐心,便一起发问:照这样的速度讲下去,什么时候可以讲完。不料,这位陈先生的回答竟然是:“无所谓讲完     

试论30年代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方法论

冯友兰于 30年代提出的“钻研西洋哲学”、“搜集哲学史料”、“详密规划迹团”、“探索时代背景”、“审查哲人身世”、“评述哲人哲学”等方法 ,建构了比较系统的中国哲学史方法论。从哲学史的历史性和哲学性的统一看 ,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方法论是语文—历史的方法与批判—哲学的方法的有机统一 ;从与当时的主要哲学思潮的关系看 ,他的中国哲学史方法论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方法、实证主义的科学方法和人文主义的直觉方法的综合。     

论冯友兰在中国哲学史上的地位

论冯友兰在中国哲学史上的地位单纯给冯友兰在中国哲学史上定位,是一个具有相当的挑战性的问题。这不是一个简单的“见仁见智”的问题。这个问题的复杂性在于他的生命历程和哲学创作始终与风云变幻的中国社会交织在一起。在大约一个世纪的漫长岁月里,冯友兰的哲学思想在...     

一本而万殊——劳思光《新编中国哲学史》序

正历史地看,尽管哲学以及与哲学实质内涵相关的智慧等概念在中国相对晚出,但这并不是说在中国传统思想中不存在以智慧的方式去把握世界的理论活动与理论形态。这里,需要区分特定的概念与实质的思想,特定概念的晚出并不意味着实质层面的思想和观念也同时付诸阙如。当然,智慧之思在中国哲学中有其独特的形式,后者具体表现为对性与天道的追问。中国古代没有运用哲学和智慧等概念,却很早便展开了对性与天     

《中国少数民族哲学史》简介

肖万源牵头主编的《中国少数民族哲学史》,是我国迄今较为全面、系统地研究中国少数民族哲学思想史的第一部学术专著,85万余字。其中绪论、结束语、概述了具有民族特色的少数民族哲学的主要内容、思想渊源、特点、学术价值及其在中国哲学史上的重要     

《中国现代哲学史》评介

由吕希晨、王育民同志撰写的《中国现代哲学史》一书,已由吉林人民出版社于一九八四年十月公开出版发行。这是我国哲学史界一项可喜的成果,是建国以来第一部研究中国现代哲学史的专著,它填补了中国哲学史教学与科学研究的一段空白,具有重要的开拓意义。     

"了解之同情"--陈寅恪《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审查报告》简释

陈寅恪所作<冯友兰中国哲学史审查报告>内容极精要,却涉及中国思想史、文化史和中国历史研究的许多重大问题,可以视作寅恪先生治中国学问的思想纲要和心得总结.本文对上册审查报告提出的学术观念和有关问题略加释证.     

论冯友兰先生对中国哲学史史料学的贡献

冯友兰先生是中国哲学史史料学之学科地位的确立者,这一方面是因为他基本确立了“中国哲学史史料学”著作的写作范式,另一方面是因为他初步介绍并具体应用了关于史料学的方法理论.总体观之,其中国哲学史史料学研究具有研究视角具备动态性、史料学方法得到进一步注重和用历史的眼光审查史料等优点,但也存在史料学方法部分规模过小和具体哲学史料介绍有些简略等不足之处.     

《中国哲学史》五字经

学习中哲史，十分有患义。认清其发展，脉络要清晰。培育爱国情，提高思维力。哲学有源头．萌芽在原始。表现有两点，心里要牢记。“朴素实在”论，“宗教”更有趣。“图腾”拜神龙，“灵魂”不灭熄。随着文字出，哲学体系立。商周宗法制，分封与世袭。维护其统治，神学建体系。原始多神教，演变成单一。天帝宰万物，人间有天子。天人相沟通，占卜定凶吉。龟甲用火烧．裂纹示兆意。一切重精神，派生出物质。发展到西周，上又隶鼎盛期。铸造大盂鼎，文字有载记。周公天命论，配夭须以德。敬德与敬天，才能窥天意。只有人敬德，民心才归己。天…     

中国底哲学史与传主底哲学史——比较视野中的中国哲学史书写

哲学史书写的目的是变化发展的。早期西方哲学史与最初的中国哲学史的书写都具有某种哲人史的色彩,相比其他书写范式,更有现场感和志载的情怀。作为普遍问题的哲学史框架尽管是源于西方的,但毕竟是普遍的,"西方框架遮蔽中国哲人思想"的原因需要得到澄清。框架遮蔽传主是中西哲学史书写都遇到的问题,因而主要问题并不在于框架是西方的,而在于哲学史框架相对具体内容具有根本性。真正的系统研究是重新激活传主的思想。同情的研究和系统的研究,在终极上是一致的。笼统地区别中国底和西方底哲学史是不够的和"概括过度的",需要进一步追求"传主底哲学史",即表现出传主思想精髓、重新激活传主思想的哲学史;这需要某种程度向"哲人史"的复归和高水平的"原生态的哲学史研究",突破"哲学史中理论重要、是谁的理论并不重要"的成见。传主底中国哲学史,自然地就是中国底哲学史。     

《故事新编》与中国新历史小说

《故事新编》以愤世嫉俗的强烈讽喻性构成自己的美学力量。理想精神的解体、消亡与“小东西”们的鱼活伶俐 ,在作品中始终是相反相成的统一体 ,这是鲁迅关于中国古今社会史的独特发现和中心表达。其跨越时空、古今指涉的艺术意蕴 ,主要依赖于“杂文”意识的渗透 ,小说的作意和文体 ,在整体上都富于杂文意识。中国“五四”后的新历史小说在其发展进程中 ,从三四十年代的创作到“新历史主义”小说 ,与《故事新编》都有割舍不断的承传关系。它们也每每生发出可供借鉴的正反两方面的艺术经验     

中国哲学史的特殊性与中国哲学史方法论

恩格斯在前人探讨的基础上,对哲学的历史发展进行了总结与概括,这个总结特别是针对了近代欧洲哲学的发展,较完整地表述出哲学的基本问题,并揭示这个问题的核心内容.但这个概括带着近代欧洲哲学史的特殊性,和三千年中国哲学的基本规律有着重大的差异.     

冯友兰后期哲学思想的转变——从《〈中国哲学史新编〉总结》讲起

冯友兰先生为《中国哲学史新编》所作的《总结》,表现了一种由对哲学概念之形式与直觉内容的严格区分,到肯定"真正的哲学是理智与直觉的结合"的思想转变。这个转变的根据,乃是一种哲学观念上的变化,冯先生从早年对"形式性"观念的凸显,到后期对"内在关系论"哲学观念的肯定,其内在的机理,是由"分别"共殊到"超过"共殊,而建立"具体的共相"的思想。从西方哲学的影响来看,冯先生晚年思想之转变,是经由黑格尔而超越柏拉图、新实在论为思想契机的,其中,对马克思主义的接受,亦有助缘的作用。冯先生前后期思想的变化,应可理解为一种思想之固有、潜在的意义的逐渐凸显和自觉,其间实有着内在的一贯性。     

《论中国哲学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质疑

学会运用毛泽东思想,来研究中国哲学史的发展,对于我們哲学史工作者来說,确实是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問題。因此,当我們讀到馮友兰先生发表在《新建設》上的《論中国哲学史研究中的几个問題》一文时,就引起强烈的兴趣,促发了我們的思考。但我們对于这篇文章的基本論点,是不同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