拟构道德知行测度理论

道德知行统一是道德建设的追求目标 ,科学客观地评价道德知行状况是实现道德知行统一目标的重要保证。应用道德知行测度理论测量道德认知、道德行为状况 ,能够使测度值更科学、更趋于真值 ,有利于提高德育绩效 ,更好地实现道德知行统一的目标。     

我国道德生活领域“知行分裂”现象解读

目前我国的道德建设仍然处于困境.处于困境的突出表现在于道德生活的知行分裂,即人们对伦理规范的认知与道德践履相互脱节、社会所倡导的伦理规范不能很好地指导人们的道德行为.要实现知行统一、走出道德建设困境,必须弄清知行分裂盛行的深层次原因,从而找到有效的对症之策.     

宋明理学知行观探究

对于知行关系,宋明理学家都突出知的主导地位,强调以知为先、以知为本。由于侧重知、行以及知行关系的道德内涵,理学家由知行讲到格物、致知,并在对知的侧重中将格物、致知都归于知。理学的知行观以“去人欲,存天理”为工夫,以超凡入圣为目标。这些迎合了宋明时期加强道德教化的需要,为宗法等级制度的上下、尊卑秩序进行辩护。理学家对知、行道德内涵的挖掘具有积极意义,提升了人的生存品位和精神追求;但在对知行伦理维度的凸显中忽视了知、行的其他维度,导致了对人的生理欲望和物质需要的漠视。     

道德知行冲突的原因分析

道德建设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 ,道德知行冲突是道德建设中存在的突出问题。通过调查分析引起道德知行冲突的原因 ,可以为解决道德知行冲突问题提供依据     

大学生道德知行冲突的原因及对策研究

社会中物欲主义盛行、道德评价标准的多元化和个人道德认知的渐进性及道德目标的错位,是大学生道德知行冲突的主要原因。为此,应从优化社会环境、加强舆论引导,建立道德内化体系、促进道德认知能力提升,创新道德评价机制、完善道德评价体系和树立远大理想、明确道德目标等四个方面,解决大学生道德知行冲突的问题。     

从孙中山看中国近代知行观念的更新

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未曾发生西方式的知识论转向,而是发生了中国特有的知行观转向.孙中山提出"知难行易"说,最终完成了这一历史任务.他对知行范畴作了新的界定,重新探讨了知行关系,强调知与行之间的统一不再表现为单个人的"知行舍一",而是社会范围内的历史的具体的统一,从而得出了"知行分任"的结论.     

朱熹知行观的理论创进和主要特色

朱熹的知行理论是在继承孔孟和二程思想基础上的创造性发展。其中在知行的轻重关系上,朱熹强调以力行为重,但不以知为轻,实际坚持的是行知并重、相须互发的知行统一观。这种看法与学界一般认为程颐"知重行轻"、朱熹"行重知轻"的观点迥异其趣。     

大学生道德知行差异的经济学分析

利益关系是人类社会中最基本的关系,道德是调节利益关系的基本手段。利益和道德具有内在关联性,这就为道德知行差异的经济学分析提供了可能性和必要性。本文以简历造假为例,阐述了运用成本收益法分析大学生道德知行差异的基本理论和方法,从经济学视角分析了大学生道德知行差异的原因,提出了缩小道德知行差异的对策建议。     

论我国道德建设途径的优化与创新

目前我国道德建设处于困境的表现在于道德生活的知行分裂,即人们对伦理规范的认知与道德践履相互脱节、社会所倡导的伦理规范不能很好地指导人的道德行为。要实现知行统一、走出道德建设困境,必须在伦理转型与创新的同时,克服孤立地进行道德建设,将道德建设简单化的倾向,着力优化道德建设途径。培育道德主体,激发道德需求,加强道德载体建设,充分发挥技术的道德保障作用,倡导制度伦理化。     

道德认知与道德行为背离的困境与超越

如何解决学生道德认知与道德行为之间存在的知行分离现象,是高校德育工作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德育主体性教育、德育目标、德育价值导向、道德价值评价体系、道德价值取向约束机制、道德践行、构建和谐德育环境等方面是解决问题的基本途径。     

道德的认识之维

从善的确认,到善的选择;从知善到行善,道德认识展开于道德领域的各个方面。就道德规范而言,其形成既以价值的认定及社会伦理关系的把握为前提,同时又体现了一定的道德理想,其中蕴含着认识的内容。道德领域更内在的认识论问题,涉及对善本身的把握。认识主体的整体性或具体性以及与之相联系的认知与评价的相融、经验与体验的结合,直觉与逻辑思维的统一,构成了道德认识所以可能的基本前提。作为道德知识与价值信念的统一,道德认识在确认何者为善的同时,也要求将这种确认化为行动;就道德认识的实践趋向而言,关于当然的知识,不仅需回答“应当做什么”,而且要回答“应当如何做?”惟有如此,才能扬弃自发性与盲目性而真正赋予道德行为以合理的品格。     

船山知行观与知行统一SSCI

知行关系是我国古典哲学中最重要的基本范畴之一．也是历代大哲尤其是宋明理学家最热心讨论的理论问题。最具代表性的观点有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说和程朱的“知先行后”说。而船山关于知行关系的理论．正是建立在对各种知行关系理论的批判继承基础之上的,在此过程中,船山对知与行的关系进行了新的深入的探讨,从而把中国哲学史上的知行观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峰,并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     

论王船山知行观

知行关系,是宋明时期两种认识斗争的焦点,针对"销行以归知"的"知行合一"说,王船山提出"行可兼知,而知不可兼行"的观点,是对认识论的突出贡献之所在.     

中国近代知行范畴的嬗变

文章从“知”的内容和“行”的形式、“知”的主体和“行”的主体、“知”的形成和“行”的过程、“知”的作用和“行”的作用这四个方面 ,概括了中国近代哲学知行范畴由传统向近代的嬗变轨迹。     

略论汉代和宋明儒家伦理的知行统一思想及其现代意义

本文通过对汉代和宋明儒家学者董仲舒、扬雄、程颐、朱熹、陆九渊、王守仁等的道德认知与道德践履统一思想的探析,认为强调知行统一,将认识论与道德修养论结合起来,不仅是中国哲学的一个特点,而且也是中国伦理学的一个优长。自先秦至宋明儒家伦理的知行统一论对当今的道德修养、道德教育和道德建设仍有重要的借鉴启示意义。     

当前大学生“知行不一”的理性审视

当前,高校大学生的价值取向、思维方式、道德观念、行为规范和审美追求发生着深刻的变化,部分大学生中出现了思想观念与实际行为的不统一,道德认知和价值取向脱节现象.深刻分析大学生"知行不一"现象存在原因,不断创新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机制,培养大学生良好的思想道德品质,促进大学生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和健康素质协调发展,是当前有效开展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任务.     

“知行矛盾”论——当前德育难题的一种教育学沉思

本文运用矛盾分析法,在对当前道德生活中具有典型意义的“知行”矛盾的现实表现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指出“知行矛盾”等当前德育难题,既有深刻的社会经济、政治、文化根源,又是道德教育中存在的诸多矛盾和问题的集中反映。文章从教育学的角度对“知行矛盾”等德育难题的一般成因、实质进行了反思,并进而提出了正确处理“知行矛盾”等德育难题的合理思路     

王夫之知行论视阈下之良能何以可能

王夫之认为人先天具有知行仁义的良能,它内赋于人心,并在行动中得以显现。由于心会受到外界环境影响,所以由心所发未必皆善。那么,人应该如何把心向善的方向引导,把"良能"转化为德行呢?王夫之批评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论,提出知行不是先后关系,也不是同一关系;仁义不是一种道德知识,也不是一种凝固的行为范式,而是要在实践中不断生成显明的德行。因此,人应当以仁义之性为本,发挥"良能",让知与行相助益,将内在修为与外在约束相结合,根据社会发展需要,将社会发展规律与道德原则相结合。王夫之呼吁要将"可竭之成能"激活成为现实的善行,从而把内在良能转化为外在的良行,将仁义之性实践为仁义之道。     

宋明理学与小说表现手法

理学的精神理念不仅深刻地存在于中国古代小说的思想内涵之中,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小说的艺术表现手法。由于几乎所有的作家都曾受到过理学的灌输,因此,他们的思维方式惊人地相似,其小说表现手段亦大同小异。理念先行与主题提前定位在理学诸多的哲学命题中,知与行是一对重要的范畴。知是道德知识,是主观性的,行是道德践履,是主观见之于客观。知行的讨论在宋代的理学中得到了很大的发展,程朱的知行观代表了宋儒对知行的基本看法。程颐曾用出门走路为例,表达了只有先知,然后才能行的观点。他在《论学篇》中说:“今有人欲之京师,必知所出之…     

践行社会主义荣辱观重在“知行统一”

道德感人皆有之,现代的人类社会不能缺少的道德规范只有通过“知行”这一过程,才能内化为人们的心理,社会主义荣辱观更是如此。本文从实践社会主义荣辱观的角度,阐述了知行统一的理论含义和必然要求,探讨了履行社会主义荣辱观的有效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