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渔洋与“神韵说”

<正> 一、“神韵”——诗歌的高境界对于清初著名诗人、诗论家王渔洋的“神韵说”,批评家历来争论颇多。我认为,神韵说作为一种论诗主张,指的是一种意境,是诗家孜孜以求的一种高境界。在渔洋眼里,它是诗的极至。它既不同于诗人的创作风格,也不是个简单的流派问题。神韵说适宜于任何体裁、任何风格、任何流派的诗,也就是说,追求神韵是普遍的,不应该把它局限于一品一     

王渔洋“神韵说”初探

<正> 王渔洋是清初著名的诗人兼诗歌理论家。他不仅以诗歌创作的艺术成就,被尊为“清代第一诗人”;而且他所倡导的“神韵说”诗论,也曾影响清代诗坛近百年之久。从“神韵说”的主要内容看,它上承宋严羽的“妙悟说”,下启近代王国维的“境界说”,表现出渔洋对诗歌内在特征的深刻理解和准确把握,其中不乏对诗歌艺术的真知灼见,尤其是对创作思维状态和艺术灵感的论述,更是达到了前人诗论中从未达到的高度。但是,由于渔洋的艺术见解远远超出于同时代一般诗人之上,而当时的诗人对“神韵说”又缺少真正领会,所以毁之者只是攻其皮毛;而誉之者的诠释也不是失之简单、片面,就是大而无当。令人遗憾的是,解放后,我们对“神韵说”这份文学遗产也没有予以应有的重视。三十多年来专门探讨“神韵说”的文章几乎绝无仅有,而在一些文学史著作或是在论述其它问题     

王渔洋“神韵”的审美内涵及艺术精神

在厘清了"神韵"的语源及作为诗学概念的形成过程后,王渔洋的"神韵"说面临两个值得探讨的问题:王渔洋及其他诗论家是如何运用"神韵"概念并逐渐形成理论默契的;从艺术史的角度看,"神韵"具有什么样的艺术倾向。通过广泛考察后世批评家的用例,文章认为"神韵"只是与短诗和风景有关的审美概念。由王渔洋诗学的基本观念来考察"神韵",可以发现它具有呈示动机的偶然性、呈示方式的直观性、呈示对象的瞬间性、呈示特征的模糊性等特征。其相对应的审美反应则是自发的而非被动的,直觉的而非理性的,富有特征的而非全面的,有距离感的而非清晰逼真的。这种艺术特征,与艺术史上的印象主义有着本质上的相通,将两者的理论与实践相对照、比较,更容易看清神韵诗学的旨趣。     

浅谈王士祯的“神韵说”

鲁迅曾在《批评家的批评家》一文中指出:“我们曾经在文学批评史上见过没有一定圈子的批评家吗?都有的,或者是美的圈,或者是真实的圈,或者是前进的圈,没有一定圈子的批评家,那才是怪汉子呢……我们不能责备他有圈子,我们只能批评他这圈子对不对。”王士祯作为清初极负盛名的文坛领袖,除了他创作上一定的成就外,他以“神韵说”给诗歌划圈子,曾经影响一代诗文风气,流传甚广。我们用辩证的观点来评价他“神韵”理论的利弊,对今日文学实践仍是有所补益的。王士祯“神韵说”的理论,虽然是他一生为诗的标准,但他并没有成篇成章地系统论述过,而是零散地体现在他的许多诗话、笔记和杂文中。他在《唐贤三昧集     

王士祯“神韵说”新探

<正> 长期以来,在否定清前期诗人王士祯的“神韵说”诗论的诸说中,最为流行的一种观点是认为“神韵说”“回避和脱离现实生活,以艺术风格上的所谓‘含蓄’,‘冲和’、‘淡远’,反对诗歌反映较强的现实内容,其目的是为清王朝的统治粉饰太平,点缀升平,实际上是一种帮闲文学”(郭绍虞《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倘若如此,对神韵说就不是在     

论王士祯的“神韵说”

在中国艺术史上,“神”、“气韵”、“神韵”好象是一串略带神秘色彩的术语,不易捉摸。荀子在《天问》中最早提出了“形具而神生”的观点。他在解释天地自然万物变化时,慨叹“皆知其所以成,莫知其无形”,就把这种天生万物而无形迹可言、其间消息似不可捉摸的自然作用,称之为“神”。东晋大画家顾恺之在《论画》一文中提出了“以形写神”的著名论点,揭开了中国绘画史上新的一页。“气韵”一词首见于南齐谢赫所撰《古画品录》。他提出了论画的六个准则,将“气韵生动”列于首位,其余五项是“骨法用笔”、“应物象形”、“随类赋彩”、“经营位置”、“传移模写”。“神韵”一词也首先出现在绘     

胡应麟神韵说述评——兼论神韵理论的美学内涵

神韵,是我国古代具有鲜明民族特色的特殊的美学概念。说它特殊,是因为它和意境、兴趣等美学概念有相通之处,但又有其特定的美学内涵,不能把它们混为一谈。关于神韵理论,可以说是滥觞于魏晋,形成于唐宋,发展于明清。历来研究神韵的论者,都以清代的王士桢为代表,并视之为首倡者;其实,王士桢的功绩,主要在于他标榜神韵,使之形成诗坛上有影响、有势力的流派,以至于在一段时间内,树立了他领袖诗坛的地位。但是,在神韵     

论王渔洋的自然美艺术观

风狂雨暴后的静穆王渔洋的一生处于由风狂雨暴转而为初步安定的时代。在这一位对大自然极为敏感的诗人眼中,他看到了旧国青山,寒禽衰草,看到了山山水水、悲欢离合的人事沧桑,有感于明代南都白门的旧院风流已经成为往事。他的多感的心灵是有颤动的。然而,由于清朝的统治毕竟已趋稳定了,而况康熙帝又确是采取了一系列的恢复经济、安抚民生的措施,这就不能不使得王     

从“王渔洋现象”仰视明清山东文学崛起

明清之际,世代交替,社会动荡,王渔洋初以秋柳诗名扬海内,继而被尊为一代诗宗,将明清时期山东文学推向一个崭新的历史高度,该诗峰以王渔洋为主要代表、由多代众多作家共同构成,可以视为“王渔洋现象”.以“王渔洋现象”为核心,可以分析山东地域文化对王渔洋的培养成长特点,分析山东地域文化与全国文化互动的特点,把握明清之际山东经济发展、地理环境、家族文化、结社传统等特点,以“王渔洋现象”为基因仰视明清之际山东地域文化发展脉络和时空图谱.     

王渔洋选唐诗与其诗论的关系——兼论王渔洋的诗歌崇尚

<正> 王渔洋的三部唐诗选集,除了《神韵集》偶为人们提到外,《唐贤三昧集》和《唐人绝句选》则一直处于受冷落的境地。这三部选集不仅与王氏的诗论及其发展密切相关,也切实反映着王氏一生的诗歌崇尚。阐释清楚这一点,对全面了解这位清代大诗人是不无裨益的。一《神韵集》是王渔洋初入仕赴扬州任推官的第二年(顺治十八年)编成的,从此,渔洋在诗坛上树立了自己以“神韵”为核心的诗歌理论。把《神韵集》看作王渔洋首倡“神韵”诗论的标志,已是论者的共同认识。然而,对王渔洋何以     

王国维“境界”说与“兴趣”“神韵”说之关系试解

王国维“境界”说与“兴趣”“神韵”说之关系试解·周祖谦一王国维《人间词话》第９则曰：严沧浪《诗话》谓：“盛唐诸公（《诗话》‘公’作‘人’）,唯在兴趣。羚羊挂角,无迹可求。故其妙处,透彻玲珑,不可凑泊。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影（‘影’作‘月’）、...     

试论王森然文人画美学思想

王森然在中国近现代史上集多重身份于一身。他在新文化运动中支持和发扬陈师曾的文人画论,为文人画正名,并身体力行,在绘画创作方面形成独特的美学风格。他的画作超越了一般意义的文人画,是记录时代的活化石。本文着重论述他在文人画方面的贡献,探究他绘画作品的风格特点及其形成原因,从而总结出他的文人画美学思想。     

王守仁“知行合一”说新探

王守仁是我国明代著名的哲学家。在他的著作中,有关知行关系问题的论述占有相当大的份量。他的这一学说曾在我国哲学史上独树一帜,影响深远,占有很突出的地位。如何分析和评价“知行合一”说,的确是我国哲学史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课题。王守仁的哲学思想,从总体上看,是主观唯心主义的,无须疑问,但能不能由此而全盘否定“知行合一”说呢?我认为是不能的。在哲学史研究中,绝对的肯定和绝对的否定都是错误的。在王守仁的“知行合一”说中,到底哪些是其精华,哪些是其糟粕,它在人类认识发展史上起过什么样的作用,等等,这些问题是值得我们进一步认真探讨的。我想就此谈点粗略的见解。一知行关系问题,是我国古代哲学中认识论方面的一个重要问题,它所要解决的乃是人们的认识、知识和人们的行动之间的关系问题。自春秋时期的伪《尚书·说命》第一次把知行作为一对哲学范畴,提出了“知之非艰,行之惟艰”的命题之后,对我国哲学的发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特别是到了宋明时期,知行关系问题成为哲学战线上激烈争论的中心问题之一,相继形成了一些较为系统的学说,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两宋时期程颐、朱熹的“知先行后”说和明代王守仁     

从“三境”说看金圣叹美学思想之渊源

金圣叹评点《水浒》,在序言中首标“三境”之说.联系金氏的《西厢》评、唐诗评、古文评,可以看出,“三境”说的观点贯穿于金氏一生的文学批评之中,成为富有美学意义的基本指导思想.剖析“三境”说,有助于我们认识金圣叹美学思想“杂糅三教,一以贯之”的特点.一 金圣叹在《第五才子书施耐庵水浒传·序一》中,以庄周、屈平、司马迁、杜甫、施耐庵、董解元(后又改为王实甫)为文学史上的“六才子”,并概括其创作特色道:此其人,……心之所至,手亦至焉;心之所不至,手办至焉;心之所不至,手亦不至焉。心之所至,手亦至焉者,文章之境也.心之所不至,手亦至焉者,文章之神境也.心之所不至,手亦不至焉者,文章     

美学论辩之一:“和谐”说与“形式”说

千百年来,人们从各个不同的角度探索美的存在及其本质,关于美的学说理论,如同现实生活中美的存在一样,千姿百态,各有风采。本文吸收他人允当之说,在此基础上按照个人的美学观点来评述美学思想史上源远流长的“美是和谐”说,看看它对我们今天的美学研究有何借鉴意义。一今天的美学家们谈到形式美的时候,有的认为“美是和谐”说以“美在形式”为立论前提,着眼于客观事物的形式特征去探求美之所在,因而认为这是一种形式主义理论。“美是     

“寄托”说美学要旨评述

近年来,人们对常州词派的“寄托”说颇为关注,有关这方面的文章也发表了不少.总体上说,论者大都以文学思想作为标准,具体评价“寄托”说在艺术创作经验总结方面的贡献与不足,而对其内在的美学要义则阐发不够.文学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自然具有认识功能,但它主要是为满足人们的审美需求而产生、发展的.对文学本体的艺术评判,常常融合了审美对象的表现内容、接受主体自     

传统美学的“意象中心”说

中国源远流长的传统美学思想,非但不曾将审美主体心理功能的知、情、意分解为三,而且不曾将审美过程的对象形式和主体能力化分为二,它往往着眼于两者浑融一体所呈现出来的“象”。这个“象”,既不单是对象的结构与形式,也不单是主体的情和意,而是这两者的和谐统一,是“意中之象”或“象下之意”,是完整而鲜活的“审美     

王夫之“兴会”说的美学意义

如果说"赋比兴"及"兴观群怨"之"兴"引导王夫之诗歌美学走向以情为主的诗歌本体论的话,那么他提倡的"兴会"说则在此基础上将中国古典美学的审美思维方式推进了一大步.王夫之把"兴会"上升为审美活动的源发性范畴,这一方面表现出明清时期中国诗歌美学的成熟,另一方面又表现出"兴会"说自身的不断丰富和深化.王夫之对"兴会"审美感兴的重视使得这个古老范畴最终与哲学思维建立起疏通的纽带,使其与"以兴起情"说为主的"赋比兴"诗论和"兴观群怨"的"四情"诗论联结在一起.古典诗歌美学的历史演进和逻辑进程在王夫之身上巧妙地结合了起来.     

钟嵘“滋味说”美学内涵阐释

<正> 在中国美学史上,“味”是一个具有独特内涵的美学范畴。“味”,作为名词,本来是指人类味觉器官所获得的一种感官快适。构成“味”的因素虽然客观地存在于饮食对象中,但又必须通过具体的饮食过程才能获得。因此,它又作为动词指对饮食对象所具有的“味”的品尝。这样,“味”本身所具有的两重内涵使它在中国美学史上常常指文学艺术作品的审美价值和对艺术审美价值的鉴赏体验。但“味”作为美学概念本身所具有的两重内涵,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却一直处于分离状态,直到齐梁时代的钟嵘才把这两重内涵统一到他的“滋味说”中,结构成一个具有特定内涵的美学范畴,才最终确立了“味”在中国美学史上的地位。本文将着眼于钟嵘的“滋味说”,探索其理论体系,阐释其美学内涵。     

中国古代美学中的“体物”说

“体物”是一个很有理论价值却又被忽略的重要命题。它与“感物”之说有密切的联系,却又有着相当大的差别。二者之间构成了一种互补关系,展示了审美主客体之间的不同趋向。“感物”说着眼于客观外物对创作主体心灵的触引感发,引起创作冲动。而“体物”说则侧重于艺术传达过程。它更注重的是对客观外物形貌的描绘予摹写。而在其发展过程中,又逐渐加进了审美体验论的某些内涵。“体物”说经历了一个不断丰富、不断发展的过程,它的内涵随着时代的递嬗产生了深刻的变化。本文即对“体物”说的内涵及其发展作初步的探索。一“体物”说最早见于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