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现代话剧悲剧风格的开创

作为开创时期的话剧文学,一切处于开始形成之中,其艺术风格的建立起到了历史性奠基的作用。其中的悲剧创作,在当时是话剧建设者们作为一项重要使命去自觉实践的。他们在理论建设中明确提出中国缺乏悲剧!中国需要悲剧!正如鲁迅先生所说,几千年的封建社会造成了“瞒和骗”的文学。戏剧更是如此:在善恶有报,天人感应的人生哲学指导下,形成了创作中千篇一律的大团圆结局,这种思想和艺术的模式往往把人     

巴金:忧郁美的追求者

忧郁美和中国传统美学思想不同,它源自西方的美学观。忧郁美一直是西方艺术家追求的美学对象。他们热衷于忧郁的情调,发现在忧郁的体验中有一种令人愉快的意味,甚至把忧郁当成一种崇拜的对象:“贤明圣洁的女神啊,欢迎你/……最神圣的忧郁!”海涅在谈到拜伦时说:“他们因为他很忧郁而怜悯他。难道上帝不是也很忧郁吗?优郁正是上帝的快乐。”雪莱也强调:“倾诉最哀伤的思绪才是我们最甜美的歌。”弗莱契则坚信:“没有什么比可爱的忧郁更优雅甜蜜。”波特莱尔说得更明确:“欢悦是‘美’的装饰品中最庸俗的一种,而忧郁似乎是‘美’的灿烂出色的伴侣。”对浪漫主义和“颓废派”诗人来说,忧郁已成为快乐的一个源泉,忧郁美成了他们的美学追求。     

苏轼灵感论初探

一个外国人说:“没有一种艺术传统要比中国古代的艺术传统更加竭尽全力于灵感的追求”①。这或者真算得是旁观者清吧!当然,中国古代的作家们是不会想起inspiration这个词来的,但是他们确实根据自己的体验,用自己的语言,如“应感之会”,“天     

火山爆发后的沉思——谈谈朦胧诗的是是非非

自“五四”以来,中国文学革命风雷激荡,各文体中与旧文学决裂得最彻底的,恐怕要算新诗了.它不但砸碎了旧诗专讲声调格律的僵化形式,而且在内容上扩展了包容量,注入了前所未有的叛逆和反抗精神.中国新诗的中流砥柱是郭沫若,他在诗中竟然惊世骇俗地把自己比作“天狗”,宣称“我把月来吞了/我把日来吞了/我把一切的星球来吞了/我把全宇宙来吞了/我便是我了!”当时的守旧派把他称为“诗匪”,他干脆写了一首《匪徒颂》,大呼一切政治革命、社会革命、宗教革命、文艺革命、教育革命的匪徒们“万岁!万岁!万岁!”     

“冲决网罗”与思想解放

在中国哲学史上,有很多独立思考的思想家。清末流血变法的谭嗣同,就是近代思想史上敢于大胆解放思想的战士。 谭嗣同面对几千年的封建专制主义传统对中国人思想的钳制和束缚,他大胆地提出了一个解放思想、突破禁区的口号,叫做“冲决网罗”。这“网罗”,就是封建的“三纲五伦”。他说:“数千年来,三纲五伦之惨祸烈毒,由是酷焉矣。君以名桎臣,官以名轭民,父以名压子,夫以名困妻……”君主用它来桎梏臣下,官僚用它来统治人民,父亲用它来压制儿子,丈夫用它来束缚妻子,这种反动的纲常成了人们头上的紧箍咒,一有触犯,便高叫:“是当放逐也,是当诛戮也。”谭嗣同深恶痛绝地呼喊人们起来“冲决”这“网罗”!谭嗣同把批判的矛头直指最高统治者,他说:“二千年来君臣一伦尤为黑暗否塞。君臣之祸亟,而父子夫妇之伦,遂各以名势相制为当然矣。”他大胆提出:“君也者,为民办事者也;臣也者,助办民事者也;赋税者,取之于民所以办民事之资也。如此而事犹不办,事不办而易其人,亦天下之通义也。”他把君臣都看作是办事员,办不好事就“易其人”,撤换他们,这在清朝末年,是一种多么可贵的思想!提出这种冲决网罗的思想,需要多大的勇气!     

华侨抗日的历史画卷——评杜埃的《风雨太平洋》

<正> 常常听到人们这样说:“华侨足迹遍天下.”这句话不算夸张,中国有一千多万华侨散居世界各国,如果把中国血统的外籍华人加在一起,就有好几千万了.一个国家有这样多的子民及其后裔留居异国,在世界上是十分罕见的.这不是由于中国人喜欢“侨居异国”,而是由于旧中国饱受殖民主义者的侵略压迫,内忧外患,人们无以为生,逼得不少人孤帆远征,去国万里.他们同居住国人民一起,开辟荒原旷野,抵抗异族侵略,这里面有多少英勇悲壮、可歌可泣的业绩!有他们对故乡的无限思恋,有祖国对他们的深情眷念,这中间又有多少绵缠悱恻、催人泪下的故事!杜埃的长篇小说《风雨太平洋》,就是一部反映华侨社会生活的现实主义力作,一幅描绘华侨抗日的壮丽画卷.它为社会主义文学拓展了题材领域,增添了花式品种,塑造了新的人物形象,无疑是长篇小说创作的新收获.     

家——从叛逆到皈依

过去,我们时常耳闻或是通过媒体“目睹”一些家庭主妇的报怨:“他把这个家当旅馆似的,说来就来,说走就走!”接着往往是:“呜呜呜,我再也受不了啦!”今天,这种“苦水”开始被“蒸发”,时下人们流行的是——下班了,回家去!     

三十年代上海的几种外文报刊

英国自1798年起就着手将圣经译成汉文,并雕刻了一整套汉文活字,准备到中国传教办报。他们认为:办医院、办学校、办教堂固然重要,但收效甚慢。“唯有出版书报,才是更为迅速而有效的办法”。并且认为:“只要控制住在中国出版的主要的报纸和杂志”,“就等于控制了中国的头和背脊骨”。所以他们很重视所谓的“文字播道”工作。首先准备来华做这方面工作的是英人传教士马礼逊(Robert Morrison,1782-1834)。自鸦片战争之后,上海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重要据点之一,也是外国人在中国办报活动的主要集中地。他们不遗余力,苦心经营,把报纸办得几乎和国内无异。如《字林西报》(The North China     

“厚古薄今”呢,还是“厚今薄古”?

“厚古薄今”呢,还是“厚今薄古”?在高等学校人文系科,这是教学整改大辩论的中心。复旦大学中文系全体师生就这个中心展开了热烈的论争;当然,没有谁正面提出“厚古薄今”的主张,但论争过程却充分证明这种主张的存在;尽管这种主张的持有者打着一些别的旗号。反对“厚今薄古”最烈的,是自称“厚古厚今,学古为今”的双厚论者。他们说:“祖先留给我们丰富的文学遗产,这是好事,不能薄!”他们认为,过去的问题不在“厚古”而在“薄今”,纠正偏差,只须把“今”提到应有的位置——古今同“厚”,便可以了。的确,祖国文学遗产绵亘数千年,浩瀚如烟海。     

催生“能本家”阶层

1996年,我曾在一篇文章中欢呼一个社会阶层的崛起(参见拙作《苦土行吟》,1996年2月4日《河北广电报》)。这个“新阶层”,就是20年来在中国改革开放中作出巨大贡献的民营企业家。但三年来,这个阶层中的一些人倒下了,是金钱把他们击倒的,他们倒在了“温柔乡”里。中国民营企业家的兴起和部分人的沦落,就像一次“农民起义”:“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     

热烈欢迎“汉字简化方案草案”

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所拟订的“汉字简化方案草案”在“中国语文”一月号上登出来了,这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文化建设方面一件大事!这几天,同志们见了面,一谈就会谈到:我们在“红缕梦”讨论中,端正了我们学习古典文学的态度;我们在胡适思想批判中,认清了资产阶级思想的毒害,分清了敌我思想的界线;现在,我们又看到了“汉字简化方案草案”:捷报重重,跟解放一江山岛的捷报相呼应,跟工业、农业建设的捷报相呼应,我们太高兴了! 有些同志还特别提出来:这回,简体字是要上书报的!你看,他们高兴地读着“汉字简化方案草案说明”的第二页:“今後在一般书报上废除这798个繁体字,而代以简化的字”。好了,简体字只是蹩在书写范围里的时代是过去了,它要正式走上文化战线,正式为劳动人民服务!     

瞧瞧人家教孩子

今天,老妈说我整天只顾着玩,不学习,还把十几年前的老账翻出来讲。天,这是暑假!我一气之下写了这篇文章,给老妈讲讲中外父母之别。一、在孩子放学回家后,中国父母会问:“今天学习怎样?考试得了多少分?”外国父母则会问:“今天在学校过得愉快吗,和同学相处得好吗?”二、当孩子在家里谈论某个同学时,中国父母会问:“这个同学学习成绩好吗?”而外国父母则问:“他为人如何?”     

盛宣怀与戊戌维新异同论

首先我想对盛宣怀与戊戌维新的异同点作一概述。 盛宣怀被加上“大买办”头衔而予以全盘否定有年矣!这是以“阶级斗争为纲”思想指导下,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相结合,把中国变为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过程,也就是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过程”为准则的条件下,把盛宣怀划分在中国人民对立方面——“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     

天山下的爱国主义之歌——读黎·木塔里甫的《中国》

《中国》这首诗是黎·木塔里甫在1938年10月写的,当时他只有16岁,他在这首诗里显示出来的思想高度和艺术才华,不能不令人惊叹。诗的起句,就很有特色:中国!中国!你就是我的故乡!“中国!”“中国!”各占一行。这种深情、坚定的呼唤,表达了诗人对祖国的深沉的挚爱和做为一个中国人的自豪感。他旗帜     

售楼谎言七种

“距市中心仅8分钟车程” 一般情况下,离市区越远,地价往往越便宜,所以 开发商喜欢把房子盖在远离市区的“荒郊野外”。但他 们售楼时却从不说离市中心多少公里,而是一律用“车 程”代替。比如,距离为20公里,他们会说:本案距市中 心仅8分钟车程!这有个前提,得用时速160公里以上的 进口轿车,另外还得警车开道,一路绿灯。     

政治学领域的拓荒者——记我国著名政治学家、法学家王惠岩教授

1979年3月,邓小平同志在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指出:“政治学、法学、社会学以及世界政治的研究,我们过去多年忽视了,现在需要赶快补课。”根据这一指示精神,国家准备成立中国政治学会筹委会。但当时中国政治学界人才奇缺,偌大的一个中国,仅仅找到了23名对政治学有一定研究的人。正是这23个人挑起了中国政治学发展的重担。在这23个人当中,大多数是两鬓斑白的老先生,当他们聚在一起畅谈中国政治学的发展前景时,自然把目光都落在了他们当中最年轻的学者——来自长春的王惠岩身上。老先生们对他说:“你的担子比我们更重啊!”王惠岩教授知道这话的份量,也明白摆在自己面前的一定是一条等待开拓并充满艰辛的路。王惠岩教授没有辜负众望。回到长春后,他以拓荒者的胆量、智慧和勇气,辛苦努力,终于开创了一片新天地。     

爱情难得糊涂

爱情往往是难得糊涂的。 常听一些女人或一些男人慨叹说:“不知怎么搞的,糊里糊涂地就和他(她)结婚了!”初恋时,男人信誓旦旦,女人则一日不见如隔三秋,一堆火燃在心中,把两个人烧得傻里傻气、呓语连篇。男人发誓:“我要把月亮摘下来给你梳妆!”女人相信     

“五四”精英群体的教育改造

“五四”精英群体对于中国教育的改造,跟他们的文化选择相配合。我们知道,他们的文化选择是毫不犹豫地把西方文化作为中国社会的文化目标,将中国传统文化从我们的社会中淘汰出去。这种文化选择后来被胡适、陈序经等人命名为“全盘西化”。     

我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我

早期的社会主义者都把自己视为理性的代表,他们的使命几乎和天使一样神圣：宣示理性,解救人类。他们无疑是高尚的人。但当其把社会主义与基督教的天堂相比照时,也就使他们的理性带上神圣的光环。马克思力求将社会主义还给人类自身,但他的后继者,特别是苏联和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教科书的编写者们,又习惯于把社会主义当成一门“科学”,他们是“为”了人民大众的幸福,把这种“科学”灌输于社会,而社会主义者都是,或都应该是将自己的私利排除在外的。与此同时,他们也要求民众“大公无私”,只有这样,才是社会主义,才会有民众的幸…     

论金圣叹性格论的内在结构

几乎所有研究中国小说史和中国小说美学的论文都把在小说中提出性格范畴的首功归之于金圣叹,这是不够准确的。其实,首先提出人物“性格”这一概念的是《水浒》本身。此语出自武大口中,用来形容武松的,当他中毒垂死之际,警告潘金莲说:“我死自不妨,和你们争不得了!我的兄弟武二、你须得知他的性格!”这虽然仅为人物口头语言,但在具体语境中却完全符合小说评论中“性格”这一术语之内涵。